“搞學術就要開明，還要自信”——美學家劉綱紀訪談錄

劉綱紀

劉綱紀家中一角。

　　◎ 深圳特區(qū)報記者 王紹培 文/圖

　　劉綱紀老師還是一如當年我們去他家時見過的派頭，煙不離手。我給他拍照的時候，他說，要先把煙滅了，要不說我提倡抽煙，不好。他還畫畫，每天都要揮毫潑墨。他的案頭上擺著前湖北領導人關廣富的一幅水墨畫，他說關廣富在繪畫方面很有悟性。他不能接受自己居然會忘記某個人的名字，一定要翻書把這個名字找出來。他對自己寫過的文章、講過的觀點，記得非常清楚。他一點也不隱諱自己的觀點，但他其實只是一介知識分子，以做學問為人生最大的樂趣。我夸他記憶力好，他說，這一輩子就講這些東西，要是還記不住，那就是一個蠢蛋。我問他身體為什么這么好？他回答說，主要是樂觀，除了散步，沒有什么運動和保養(yǎng)。四月中旬的武大春光明媚，劉綱紀老師那天談興極濃，坐在他的客廳里，他似乎可以一直談下去、談下去……你不難從他恰如其分的自信中感受到一個人的怡然自得，稍微一想，你自然會明白這一切確實是因為有了美的涵養(yǎng)。做一個正直的、單純的、專注的學者是幸福的。

　　在張岱年先生的課堂上學了幾年中國哲學史，對我后來搞中國美學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記者：眾所周知，在中國的美學家中，您是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您的美學生涯是怎么開始的呢？

　　劉綱紀：我大學的時候學哲學，但是，我有繪畫的興趣愛好，所以，很容易就會對美學產生好感。在北大的時候，我在張岱年先生的課堂上學了幾年中國哲學史，對我后來搞中國美學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我是1961年開始給武大哲學系的同學上美學課的，自編油印講義，我寫好了緒論，忽然聽說王朝聞——我跟王朝聞很早就認識了，大學四年級的時候給他投過稿——在主編《美學概論》，我就寫信去要求參加，他很快就把我調過去了。

　　1962年3月到北京，其中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那天我剛剛放下行李，就有人敲門，一位高教部門的人介紹走在前面的一位領導，說這是周揚同志，把我嚇了一跳。周揚那天剛好去視察美學組。解放后，我在家鄉(xiāng)讀過兩本書，一本是周揚的《生活與美學》，還有一本是王朝聞的《新藝術創(chuàng)作論》。沒有想到這兩個人對我后來的成長產生了很大的關系。周揚進來后，問我是那個學校的，怎么搞美學的？我說我是武大的，我是根據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您在三次文代會上的講話來搞的。周揚聽了哈哈一笑說，哦，你是這樣搞的啊。由于他問了這個事，我就給他寫信匯報，并把我寫的緒論寄給他，還有我的《六法研究》寄給他。過了不久，校長辦公室說，周揚要接見我們美學組的人，一上來，周揚就說，你寫得很不錯啊。又問大家：你們有沒有看過劉綱紀的文章��？充分肯定。一個黨的重要的理論家能夠肯定一位不到30歲的年輕人寫的東西，還是不容易的。

　　不過，后來文革的時候，紅衛(wèi)兵看見這個事情，又成了我的罪狀。我認為周揚對馬克思主義美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64年，搞社教，我被周揚調到中宣部工作了半年，跟周揚有直接的接觸，我充分感覺他是一個學者。他說文章要新，即使觀點不新，但論證的方式要新，運用的材料要新。這個觀點是很對的，歷史上大思想家有幾個？新不那么容易。我在宣傳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看電影，找有問題的電影來批判，看完之后就要討論，我當時也不知道毛澤東有什么批示，我說所有的電影，可能有些不足，但基本都是好電影。人家找我來看電影是挑刺的，我卻說沒有什么問題，簡直是開玩笑。我跟文藝界有很多接觸，我感受不到文藝界有什么問題。后來批“中間人物論”，批邵荃麟，我也覺得觀點是有些問題，但我不認為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我把我的看法寫成文章，周揚看了我的文章，說，劉綱紀的文章寫得不錯啊，于是拍板，在光明日報上整版發(fā)表了。

　　記者：您從事美學研究其實是有很好的條件的，比如，您對中國的水墨藝術非常了解。

　　劉綱紀：確實。我小學的時候，至少每天都要寫一篇大字，寫得好的字老師就會用紅筆畫一個圓圈。中學的時候，我對繪畫本來很有興趣，也跟一個老師專門學過，但我的父親反對，怕養(yǎng)不活自己，所以就轉到學術研究方面了。我到北大去上學，有機會到故宮去看真跡，那是很不一樣的。在北大還有機會到老師家里去看收藏。我去過鄧以蟄先生家里，鄧以蟄是搞導彈的那個鄧稼先的父親，跟陳獨秀是同鄉(xiāng)、同學，他是清代書法家、篆刻家鄧石如的五世孫，是有家學淵源的。他家里的藏品很多，后來全部都捐獻給了國家，他很愛國的。

　　在學術上，我跟李澤厚并沒有什么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響

　　記者：美學熱中，李澤厚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一位學者。后來我們讀到您跟李澤厚合作的《中國美學史》。這本書并沒有寫完……

　　劉綱紀：我跟李澤厚是北大的同學，他高我兩級。一起參加王朝聞主編的《美學概論》編寫。我們是老朋友。他的思想比較敏銳，經常提出一些很有深度的看法。他很早就寫《孔子再評價》，還請示胡喬木能不能發(fā)表，胡喬木說可以才發(fā)表的。但是，李澤厚有些觀點我也不完全贊同。有些想法在邏輯上不夠周密，還有一些跟馬克思主義不一致。我也寫過文章批評他，也比較直率。但是，他的才華確實是很不錯的。學術的發(fā)展，道路是曲折的，是一個歷史過程，我是很肯定他的。

　　記者：是怎么跟李澤厚合作起來的呢？

　　劉綱紀：我其實早就有寫作《中國美學史》的想法。在1979年還是1980年的一次會議上，我提出了這個選題。剛好李澤厚他們也提出了同樣的選題。我當時認為不可能同時上兩個一樣的項目，我主張合起來搞，我承諾只寫一部分。但我寫了若干部分之后，李澤厚也沒有征求我同意，就宣布說此書由李澤厚、劉綱紀主編。李澤厚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一般他認為不行的人，他是不大搭理的，但他始終認為劉綱紀還不錯。他給我的信里面也說，“環(huán)顧海內，非公莫屬�！庇终f，“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笨傊�很多高帽子。這本書一直寫到南朝，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停下來了�，F在看這部書，還是國內第一部系統(tǒng)講中國美學的，還是很有歷史意義的。

　　記者：您的經歷跟李澤厚不一樣。這個會不會導致你們在學術和思想上會有一些差異？

　　劉綱紀：確實，我是1950年，我的家鄉(xiāng)解放后，我就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我小的時候，正好是國共合作，很多文化人流亡到我們那里，我當時在一些進步老師的帶領下，參加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活動，同時也參加了很多文藝活動，對音樂、美術、詩歌都很有興趣。我父親是一個很小的地主，他買了一點點田，自己也種。凡是靠近自己家寨子的田都是自己種，我中午跟他送飯，我對中國農民的勤勞、善良、純樸、堅強，很有認識。后來我到湖北農村下放，又再一次感受印證這一點。這些對我的思想都很有關系。我入團后，解放軍很快就把我作為培養(yǎng)對象，成為安順中學的學生會副主席。有一個解放軍還借一本書給我看，《列寧生平事業(yè)簡史》。我還跟解放軍一起到石板房去參加清匪反霸。我對解放軍認識很深，我們黨領導的軍隊真的是人民的軍隊，中國共產黨確實是為人民的。這些都不是從書本上獲得的，是親身感受。我從1950年家鄉(xiāng)解放開始，就確立了一個信念，擁護共產黨領導，堅信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這個信念一輩子都沒有改變過。但是，在學術上，我跟李澤厚并沒有什么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響。

　　記者：您認為這本《中國美學史》在學術方面有哪些貢獻？

　　劉綱紀：比如說對道家的評價很高。過去說道家是滑頭哲學。但我們認為，儒道是中國的兩個思想源頭，而且儒道互補。道家在美學上的見解是非常高明的。另外，中西比較，講出了中國美學的很多特色，都是我們在這本書里第一次提出來的。你現在去看可能會覺得不行，但在當時這樣的觀點還是很新穎的。我們有些人老是講學術創(chuàng)新，但是，創(chuàng)新離不開繼承，前人的思想貢獻是要去了解的，否則你怎么創(chuàng)新呢？

　　我提出一個理論之前，就考慮到很多的反對意見，要把這些都考慮到

　　記者：后來您又寫了《周易美學》……

　　劉綱紀：《周易美學》是我比較滿意的一本書。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對周易進行了系統(tǒng)分析，也把我對中西美學比較的一些觀點寫進去了。要研究周易美學，首先要把周易的意思搞清楚。搞中國的東西要懂得訓詁，那些文字是什么意思要搞清楚�，F在很多人按照自己的設想去附會古人的東西，這是不準確的。

　　記者：一般人對周易的了解，就是知道這是一本古人用來預測的書，可以用來趨吉避兇，很少會想到它的美學方面。

　　劉綱紀：有一年哲學系在廬山開周易談論會，我的老師朱伯崑先生也來了。因為我是搞美學的，所以，就被大會要求我講講周易美學。我在《中國美學史》中寫過周易的美學的。會上我又發(fā)揮了一下，沒有想到，反響很好，大家很有興趣。回來之后，一個叫龍育群的學生，他當時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工作，他來了一封信，約我寫一本書，寫什么由我自己定，我就寫了《周易美學》。所以，這本書龍育群是起了推動作用的。我在《周易美學》一書中講八卦的構成，形式美的規(guī)律，它是平衡對稱的。陰陽也是平衡對稱的。這些都跟中國的書法繪畫有很深的關系。

　　記者：在研究美學的圈子里，有很多派別，很多爭議，您是怎么看待這些的？

　　劉綱紀：去年，我的學生要給我做80大壽。我其實是不很愿意的。這樣的事情總是有人高興，有人不怎么高興。但是，他們說搞，我也只好同意。我開列了一個名單，邀請的人，其中有些人是不贊同我的觀點的。我把搞“后實踐美學”的楊春時也請來了，他一直是批評我的。我一再告誡我的學生，一定要堅持百家爭鳴。搞學術就要開明，還要自信。我做研究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跟自己辯論，如果人家反對我，我怎么回答。我提出一個理論之前，就考慮到很多的反對意見，要把這些都考慮到。

　　我在哲學提出了“實踐本體論”，迄今為止，我還是認為這個觀點是正確的

　　記者：您認為自己在學術上最滿意的成就是什么？

　　劉綱紀：很難說有什么非常滿意的成就。不過，我在哲學提出了“實踐本體論”，迄今為止，我還是認為這個觀點是正確的，當時也同日本人討論過。日本有一個刊物《唯物論研究季刊》對我的觀點很有興趣，他的一個編輯專門到武大訪問我，回去寫了一個專訪，并把文章寄給北大的肖前等哲學家，我也收到一些批評的意見，后來我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促使我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搞得更清晰了。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有認識論沒有本體論，這不對的，任何一種哲學達到一定的高度，一定是有本體論的，不可能只有認識論沒有本體論。問題是怎么樣的本體論。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首先是自然物質的本體論，肯定自然物質在人類之前，一切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然后，才是實踐本體論。自然本體論講的是人跟自然的關系，時間本體論講的是人類歷史的關系。我還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以人類的全面發(fā)展為根本的、以自然物質本體論為前提的實踐的人本主義。我覺得這可能會加深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了解。如果我們深入了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西方的各種學術思潮提出來的問題都可以解答。

　　還有一點，在美學方面，我對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美學作了梳理，進行了系統(tǒng)的論證。1980年，在昆明開全國第一次美學會議，我一回來，湖北就宣布美學學會成立，可以說是全國最早成立的美學學會，也培養(yǎng)了一批年輕人，像鄧曉芒、彭富春都是……

　　記者：您做了一輩子學問，有些什么經驗傳授給年輕人的？

　　劉綱紀：因為我是資深教授，所以，我現在還在帶博士生。我經常跟他們講，我們搞學問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國家民族，一定要有更開闊的視野，更遠大的抱負。現在是一個市場經濟的環(huán)境，一些人為了追求名利，追求轟動，這些都是學術泡沫。但我們不用悲觀，這些都會被糾正。我經常用愛國主義教育我的學生，生活在中國就要愛中國這個國家。另外，我也用歷史來教育他們。我們這輩人的歷史感是比較強的，我們會有比較，再壞也比過去好，歷史是進步的。我們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可不是一個小事，這是很大的成就。

　　記者：您是一個非常積極樂觀的人。

　　劉綱紀：這跟傳統(tǒng)文化有關系的。周易講剛健，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民間也有這樣的智慧，天無絕人之路。所以，不管在什么時候，我都是很積極樂觀的。在文革的期間，他們要我去放鴨子，我?guī)Я艘惶遵R恩選集，帶了一本黑格爾的《小邏輯》，還有一本速寫本。鴨子在水里吃東西，我就在岸上讀書、想問題。西方的哲學家當中，我認為黑格爾是最了不起的。馬克思出來之后，沒有任何人超越馬克思。雖然我不是一個當官的人，但是，我每天都看新聞聯(lián)播、人民日報，歷史決定了我是這樣一個人，不可能是另外一個人�，F在，我開始重寫《中國美學史》，頭緒基本已經有了。當然，碰見的問題更多。很多歷史的問題要重新考慮，但是，時間、精力有限，我感覺壓力很大。

　　劉綱紀，1933年生，貴州普定人，著名哲學家、美學家、美術史論家，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擅美術理論，亦工書畫。 現任中華美學學會顧問、國際易學聯(lián)合會顧問、湖北省美學學會名譽會長。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美學史、中國書畫史論、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研究。與李澤厚并稱“南劉北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