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界不應缺少“批判現實主義”

　　在古代，書畫藝術往往是文人士大夫抒發(fā)閑情逸致的手段，或者是“為官不得志”而隱逸山林排遣心中郁結的方式。當然，古代也有體制內的“畫院”，皇帝聘請畫師以滿足娛樂的需要 ，但這還不算主流。在新中國歷史的前三十年，文藝家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功能則被強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新世紀，文藝家的角色該如何定位，成了一個頗有意思的話題。

　　我是不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畫家“孤芳自賞”是不好的，只為賺錢也是不好的，而為政治服務也不是藝術的首要宗旨。藝術要表現人生，表達藝術家對現實生活的觀察、體驗與思考。在表現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方面，藝術家要有充分的自覺，應該發(fā)掘那些積極向上的“正能量”。我們的國家與社會變化那么快那么大，我們應該去主動描繪這種變化；我們的民族與歷史仍在蓬勃不息，我們藝術家也應該積極表現這種精神。當然，除了主題是健康的清晰的，藝術家還應該在表現手法上凸顯時代特征，尊重并靠近更多觀眾與人們的審美趣味。這是我對藝術家社會責任的界定，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立場。

　　經過三十多年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我們國家的綜合實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也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積累的社會問題還沒有解決，矛盾叢生，藝術家又應該忠實描繪這個時代的多面，需要以反思、批判的眼光介入對現實的審視與表現。這應該是一種新的“現實主義”。

　　我們的藝術家應該堅持知識分子的風骨與立場，去大膽揭露，去大膽思考，去大膽呈現，就像蔣兆和先生的《流民圖》一樣。

　　其實，文學領域的“批判現實主義”要比美術界做得好，不管是題材的廣泛、影響的普遍，還是思考的深度，似乎都略勝一籌。

　　很多作家都冷靜地寫出了社會的缺憾與時代的粗鄙，但美術要滯后遲緩許多。這種現象是美術的一個“病”，可能因為美術更容易受到權力與市場的逼迫與誘導。你看我們的全國美展，大多都是主旋律創(chuàng)作，以歌頌為思想的先導。

　　就廣東而言，廖冰兄是一個異數，他曾以辛辣的語言對社會冷嘲熱諷。

　　但我自己也需要反思，反思與批判類的作品并不多。但其實，我一直是有這個想法的。大學畢業(yè)時做了一件作品，內容就是一位從農村來的男子，到城市發(fā)展好了后，就把老家的妻兒拋棄了。我就是借此批判當今的“陳世美”現象。也曾有個想法畫一張“鐘馗”，一改他大義凜然的一面，而是畫他跪在地上求饒，雙手舉著刀表示“投降”。鐘馗為什么要投降呢？因為“鬼太多”。借此，我想對社會的丑惡做一個諷刺與批判。

　　目前，我已經醞釀了一個創(chuàng)作計劃，專門畫我們這個時代的邊緣人群，比如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祈禱的少年、勞累的民工、被毒奶粉所戕害的嬰兒、被環(huán)境污染所毒害的都市人。他們的生 存境遇，他們的糟糕命運，能夠丈量出時代的冷漠、社會的迷惘與體制的不公，也能夠考驗藝術家的風骨、勇氣與能力。當然，最終能不能畫出來，那就要看我的體力與眼力了。(劉濟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