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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出品的電視劇《渴望》,轟動一時,于是扮演慧芳的凱麗成為賢惠標本,而扮演滬生的孫松則成了小白臉的替身,據(jù)說因此嚴重影響了孫老師的個人問題。在《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相當出彩的馮遠征老師,則因扮演角色性格的陰暗,成為令許多女生膽寒、看見本尊便會失聲慘叫的變態(tài)范本。孫儷在《甄嬛傳》風靡之后,許多人也坦言見了她不覺膝軟。
這是個相當有趣的現(xiàn)象——影視作品中的扮演者往往會被普羅受眾直接移情為角色,將對角色的好惡傾瀉到扮演者身上。這令人不由想起一位首長的名言:電影片子嘛,電影騙子。她是資深藝人,有資格說出這樣犀利的話。不過必須承認,安置在片頭或者片尾的出演細目,已經(jīng)明確預(yù)告這就是場裝扮出來的表演,如果非說它是騙,那也是你甘心受騙,須怨不得別人。但文藝的魅力,正在于假做真時依然可以將受眾從容代入,甚至深諳文藝本來面目的文藝青年乃至非青年,也照樣更加陷落其中,執(zhí)迷不悟——如果照首長指示理解,這大約該算是這世界上最偉大的騙局了。
不過,“扮演者移情角色”事件的廣泛發(fā)生,算是陷入該騙局中最不能自拔的——該說是文藝的自豪,同時也是悲哀:這實在是太過缺乏文藝素質(zhì)的表現(xiàn)。這樣的素質(zhì),一如小孩子只會以好人壞人辨別社會——以為正面角色便是正能量的絕對代表,反派則是毋庸置疑的負面。這種以道德判斷評價角色的邏輯,當然是對文藝太過粗鄙的詮釋。文藝角色的復(fù)雜原本是文藝之所以為文藝的重要體征,文藝對角色的判斷,只有稟賦張力的高下,而與道德范疇無涉。也因此,《教父》、《沉默的羔羊》、《訓(xùn)練日》等諸多以反派擔綱的作品在奧斯卡之類國際獎項中備受青睞,與所謂正面角色主演的作品平分秋色,乃至成為經(jīng)典。誠然,在本土當下主流文藝獎項中,尚未聞有反派角色染指的案例。
文藝角色的道德色彩當然不該是扮演者的社會角色的坐標,“扮演者移情角色”現(xiàn)象的泛濫,只好說是幼齒心理的作祟。這樣的素質(zhì),當然令人不敢恭維。究其原因,無疑在于以大媽為主流代言的蕓蕓受眾對文藝的不懂。一向說,無知者無畏,不知者不好怪罪,作為文藝的衣食父母,貴圈大約不會有人去怪罪他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嘛。
吊詭的是被移情的扮演者們。據(jù)說某大牌對發(fā)來的本子多所推故,理由便是角色太不正面,而非不夠挑戰(zhàn)。其實該大牌曾經(jīng)以扮演反派著稱,但自從以正面角色爆紅之后,大約是真切體味到高大全的正派角色在本土受眾心中令人恐怖的披靡影響力,再不肯去做遭人厭棄的馮婦。這當然不是孤案,內(nèi)地藝人紛紛由工作室推手,走高端洋氣路線,便是趨勢性的說明——其中尤以“范爺”于潛移默化中脫胎換骨,最具示范意義。
如你所知,這些接受過文藝訓(xùn)練、更多是科班出身的藝人,尤其是大牌們,當然不是不懂文藝以及角色的意義。對角色選擇的利害權(quán)衡,原本自當秉持從業(yè)者的專業(yè)精神——如果說他們不懂這些,其實是侮辱他們的職業(yè)素養(yǎng)。但他們卻寧肯為了市場或曰現(xiàn)下利益,選擇討好受眾,而不是堅持他們應(yīng)有的操守。你當然可以說,是受眾淺薄的文藝素質(zhì),集體綁架和裹挾了藝人乃至大牌,他們也的確愿意以一種故作無知因而顯得頗為無辜的姿態(tài),甘心遭際綁架和裹挾。也許大牌們的道理可以昭彰的在于:向衣食父母提供應(yīng)需,正是為人民服務(wù)的冠冕體現(xiàn)——盡管在冠冕的“人民”之后,總是拖曳著貨幣的后綴。這些用時下最體貼的話說,便是“可以理解”。只是這種理解從基礎(chǔ)的道義層面看來,太過可憐,乃至缺乏某種文藝本位的底線。
當然,反派也并非無人問津,但那更多是搏出位撈偏門的另類文章,曲線救國,贏得口碑后再來翻身不遲——又或者是沒得選擇的不得已,反派總是強過沒角色吧。能挑角色的,只好是擁有話語權(quán)的大牌,其余的則只能是盡力爭取的意愿。
在周星馳最具個人風格的《喜劇之王》里,開設(shè)戲劇訓(xùn)練班的尹天仇,床頭擺著一本《演員的自我修養(yǎng)》,那是斯坦尼老師的名著。草根出身的尹天仇最在意的是:我是一個演員。在斯坦尼老師看來,演員是要有自我修養(yǎng)的。只是,對這個時代而言,修養(yǎng)也許已經(jīng)是個太過奢侈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