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時期文學的可成長性

　　新時期文學凸顯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具有相當的可成長性。它從10年動亂的荒蕪中掙脫出來，在民族大悲大喜的情感迸發(fā)中，以稚拙而勇猛的狀態(tài)成長，從雨后春筍的遍地鮮嫩，到大樹參天的宏偉壯觀，開創(chuàng)了文學的全新局面。

　　在此期間，文學歷經成長變化的劇烈和艱辛，抱著不倦學習的心態(tài)，與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展開對話。對時代變遷和社會心理嬗變的積極追隨和摹寫，對文學藝術的審美特性和藝術表現力的探求，是其成長和變革的內在動力。求諸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史，這樣的景觀，確屬罕見。

　　在探索中更新自我

　　莫言曾經說過：“盡管我的‘高密東北鄉(xiāng)’與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毫無共同之處，但我還是愿意坦率地承認我受過這位前輩作家的影響。我與�？思{有許多可比之處，我們都是農民出身，都不是勤奮的人，都沒有受過正規(guī)的教育，但我與他的不同點更多。我想最重要的是福克納的創(chuàng)作自始至終變化不大，他似乎一出道就成熟了，而我是一個晚熟的品種。晚熟的農作物多半是不良品種，晚熟的作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彼�進一步闡述道，自己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二十年，一直在努力地尋求變化。就像不愿意衰老一樣，他也一直在抗拒自己的成熟。這種抗拒的努力，就使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呈現出比較多彩的景觀。

　　另一位作家賈平凹，曾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歷分為“單純入世”“復雜處世”和“冷靜觀世”三個階段，以描述其不同時期的各自特性。后來他又借用禪宗的話語，把寫作與人生的三種境界以三句話來概括。第一種境界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種境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種境界又回歸本初，但多了幾分大徹大悟，是“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細檢起來，一批穿越新時期文學歷程而至今仍然活躍在文壇的作家，幾乎都是在不斷探索和嬗變、不斷更新自我中登上了各自的文學高地。莫言從《春夜雨霏霏》《紅高粱》《豐乳肥臀》到《檀香刑》和《生死疲勞》，賈平凹從《滿月兒》《浮躁》到《秦腔》和《帶燈》，王安憶從《雨，沙沙沙……》《流逝》到《長恨歌》和《啟蒙時代》，張煒從《一潭清水》《古船》到《九月寓言》和《你在高原》，他們在創(chuàng)作起步時幾乎都是以稚嫩而清新的目光，表現新時期之初特有的理想氣息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后來經歷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學創(chuàng)新大潮，上世紀90年代的市場經濟洗禮，以及新世紀以來的經濟騰飛，他們在持續(xù)的探索和變革中漸入佳境。

　　這批作家的創(chuàng)作樣式，也隨之由短篇小說、中篇小說轉向長篇小說，這不僅是文本篇幅的擴張，更是作家的才能，作家表現社會生活的思想和藝術的深度廣度的巨大拓展。比他們年長的作家們，也有著同樣的情形，王蒙從《布禮》《最寶貴的》對革命的無條件認同到《狂歡的季節(jié)》對革命與社會生活之關系的辨析，張潔從《愛，是不能忘記的……》《祖母綠》到《無字》對兩性愛情的認知之迥別，不可以道里計。

　　得益于“天時地利人和”

　　作家的創(chuàng)作有不同的類型，魯迅的《狂人日記》《藥》，創(chuàng)作起點甚高，發(fā)表之后，立即被奉為經典；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甫一問世，就被譽為成熟的大樹；張愛玲更是被人稱為“她的好小說在24歲之前就已經寫完”。他們其后的創(chuàng)作，仍然有擴展有變化，卻未必說得出有從稚嫩到豐熟的成長軌跡�！扳仔盼恼吕细�成”的現象也不乏其人，但能夠形成整整一代作家的共同標識，卻也得益于“天時地利人和”。

　　新時期之初的文壇，剛剛打破為時甚久的自我禁錮和自我封圣，而處在一個非常低的起點上。正因為浩劫剛剛結束，億萬人的情感在壓抑已久之后集中迸發(fā)，一呼百應，眾口相傳，才形成空前的文學熱。但是，這個階段的作家，不要說對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了解甚少，就是講起從古希臘悲劇作家到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巨擘，也需要進行大規(guī)模的補課。這是時代使然，也增加了新時期文學的提升難度。因此，世界性與本土性交匯，世界文化、世界文學的信息爆炸和本土文化的重新發(fā)現，為新時期文學的變革創(chuàng)新，提供了加速劑和參照系。必須有一種追求真知的勇氣，一個饕餮的胃口，才可能經得住乍然開禁后的饑不擇食。莫言和同代作家，以空前熱情和博大胸懷，擁抱中外文化的既有成果，迅即實現華麗轉身，走出文學的扭曲偏畸，登上文學的高地。此謂天時。

　　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變遷，是作家變革創(chuàng)新的強大推動力。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社會發(fā)展變化的節(jié)奏加快，頻率變密，整個中國迫切需要尋找變革新路。人們在接受全球化的浪潮沖擊的同時尋找中國道路，展現中國特色，在市場轉型中調整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在其交錯運動中體驗時代的斷裂之劇痛和重生之艱辛，又在一次次的“山重水復疑無路”之際突然發(fā)現“柳暗花明又一村”。劇烈而急驟的社會沖突和世事滄桑，給作家?guī)�來日新月異的感受，為其提供了足夠的故事、情�?jié)、人物和精彩瞬間。作家們也及時地領悟到了時代的豐厚饋贈，追蹤這紛紜萬狀的現實，捕捉時代的魂魄。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使中國的社會矛盾錯綜復雜。中國的作家與這個時代、與這個社會已經血肉相連。正如賈平凹所說：“我們生活在當下的中國，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就是我們的命運。也就是說，我們是為這個時代、社會而生的，只能以手中的筆來記錄、表達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這是我們的使命，也是一種責任。”此謂地利。

　　還有人和。莫言、賈平凹這一代的作家，大都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他們受到新中國初期的理想主義和浪漫精神的熏陶，分擔過動亂年月的苦難和迷惘，也是改革開放時代最知感恩的受益者。對共和國曲折成長的在場和參與，對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段的完整體驗和思索，得天而獨厚，可遇而不可求。如古人詩云：“賦到滄桑句便工�！睍r代的緣由給他們造成教育缺失的普遍缺憾，卻也促使他們在后來的歲月中始終保持著學習和追尋的熱情，沐浴中外文化，在對時代和文學理想的不斷調整和重構中，在對藝術表現力量的積聚和深化中，留下了與時俱進的堅實腳印。而且，作為同代人，他們表現出可貴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形成了良好的文學風氣，也激勵了彼此的創(chuàng)新競賽。時至今日，他們正介乎五十而知天命和六十而耳順的年紀，一方面是創(chuàng)作經驗爐火純青，一方面存有時不我待的使命感，他們源源不斷地奉獻著新作，不時地給人以驚喜。

　　捕捉“新人”成長的每一個足跡

　　講到作家的主體性和可成長性，個中的奧秘所在，是作家如何感知和把握現實，進而出色地以個性化的方式表現現實，如何將現實生活轉化為精神資源和文學創(chuàng)作成果，怎樣“把質樸無華的紅高粱釀造成為醇香撲鼻的高粱酒”。

　　以莫言為例。他恰恰在這一重大命題面前，進行了杰出的回答，提供了自己的思考和訴說，也提供了有豐富啟示性的創(chuàng)作案例。莫言個人的鄉(xiāng)村生活經驗，有非常慘痛的一面，如其自訴，少年時期的饑餓和孤獨是他創(chuàng)作的兩大根源。少年失學的痛苦，過早參加農村勞動、過早進入成人世界帶來的體力不支與精神壓抑，嚴父管控下的父愛缺失，因為家庭成分是上中農而形成的政治壓力等等，讓他飽受痛楚。

　　同時，他又在少年時期接受了多種文化的熏陶，有中學語文課本的閱讀，有鄉(xiāng)村間流傳的各種文學讀物，有民間的神話、傳奇和民間戲曲，也在田野間展開與自然萬物的對話交流，馳騁少年的想象。加上后來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讀書的經歷，給他真正開啟了通向文學高峰的路徑。莫言的成功秘訣就在于，如何將個人體驗和歷史記憶、不羈想象和鄉(xiāng)間傳說、民族痛史和農民品格等博采廣收，自鑄偉詞，在探索民族心靈史的同時，又對文學自身予以很大力度的變革和創(chuàng)新，以獨特的個性方式講述中國故事。

　　巴赫金在論述“成長小說”的主人公時說：這里的成長，不僅是指人物由少年生長為成年人的生命歷程——這是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會經歷的，不能看作是什么人的獨特性，而是說，當一個人的成長中，恰逢歷史變遷的重要節(jié)點，新舊時代的交替，新世界的成長，帶來了很多的機遇和挑戰(zhàn)，也面臨不斷的選擇和思索；這就是“人與世界一起成長，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他已經不在一個時代的內部，而處于兩個時代的交叉點，處于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這一轉折寄寓于他身上，通過他來完成。他不得不成為前所未有的新人”。

　　可以說，不但在莫言、賈平凹等作家筆下寫出了這樣的“新人”與“新時代”共同成長的動人作品，作家自己也正是這樣處于不斷成長狀態(tài)之中的“新人”。在與世界一起成長變化中，他們的創(chuàng)作動力持久，始終保持旺盛狀態(tài)，源源不斷地推出富有新變的、捕捉“新人”成長每一個足跡的作品。講述“新人”，就是講述作家自己成長的每一個足跡。這也是新時期文學具有可成長性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