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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理論的發(fā)展相當滯后,已不能有效地涵蓋當下在社會轉型中已發(fā)生巨大變化的文學實踐活動,正逐漸喪失其實踐性及歷史的可變性品格。這就是說,既有的文學理論愈來愈遠離當下的文學實踐而面臨“失語”的危險! ⌒率兰o伊始的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論爭,非但沒有論爭的結果,隨著參與者的紛紛加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鑒于一面是文學理論因更新的滯后而陷入“失語”的困境,一面是大家們熟視無睹而熱衷于很難有結果的“眾聲喧嘩”這一學術界奇觀,我們提出了“本質的懸置”,并認為只有暫時把本質“懸置”起來,文學理論才有可能與當下已發(fā)生巨大變化的文學活動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方式進行有效的對話,才有可能走出“失語”的困境。因此,“本質的懸置”并非具有反本質內涵的“本質懸置”,其初衷是希望論爭的雙方能暫時化干戈為玉帛,攜手為文學理論體系的更新與建構做一些切實可行的工作。顯然,“懸置”本質,“只意味著該問題確有難度,決不意味著它從此不再存在”,更不意味著“批判”、“反對”乃至“拋棄”它。
“本質的懸置”決非一廂情愿毫無邏輯根由的臆造。作為概念源自于對現(xiàn)象學大師胡塞爾相關概念略作修改而成。作為觀點或者學理精神,在西方,萌芽于19世紀下半葉的孔德,理論化、系統(tǒng)化地建構于20世紀初期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在我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藝理論界開始出現(xiàn)“懸置論”的聲音,主張將文藝理論的學科基點這一類問題懸置起來,放棄對文藝根本問題的追問。盡管僅從觀點本身來看,是有悖于我們習慣的研究方式,而與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有較直接的聯(lián)系,但是,懸置論的背后,其實包容著一種極為嚴肅的學理思路:執(zhí)著地追問我們對于藝術特性的認識是否具有可靠的基礎。因為胡塞爾的理論,“出于一種‘深刻的倫理動機’:人對自己和文化所負的責任,只能通過對人類一切主張和信仰的基礎進行徹底的檢討來完成。為此,首先要批判‘自然的態(tài)度’:相信意識中的對象是獨立于意識的客觀存在,并且我們關于對象的知識是可靠的;其次要批判‘歷史的態(tài)度’:相信歷史給予的觀念與思想是可靠的、正確的。只有將這兩種態(tài)度都‘懸置’起來,我們才可能面對事實本身,也才可能獲得實在的知識”。應該說,這種學理精神,實在令人敬佩!可惜的是,因沒能掌握西方認識史上學理發(fā)展的這條脈絡,在我們的文藝理論研究領域,現(xiàn)象學并沒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應用。
正因如此,“本質的懸置”的初衷或許只是幻想,但也未必不是不可能的。撇開其令人敬佩的學理精神及文學理論實踐性品格的現(xiàn)實訴求,單就論爭雙方論爭的最終目的——本質的論爭絕不在“本質”本身,而在于文藝學的學科性建構而言,雙方暫時的握手言和、“懸置”本質也是可能的。
我們提倡一種多元的本質主義,一種既符合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又符合當今文學發(fā)展實際的多元的本質主義。這種多元的本質主義,既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又是對今后文學研究的期許。因為“本質的懸置”不但是文學理論實踐性品格的現(xiàn)實訴求,還意味著文學理論對長久以來純文學苑囿的超越,進行跨文學的實踐;“‘本質的懸置’,不僅能使文學理論走出當下‘失語’的困境,而且將會給文學理論帶來勃勃的生機;最起碼它也能使我們高校文學理論課堂因時代氣息的注入而平添些許的輕松與活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