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朱德群大師

姚鐘華與朱德群（左一）1985年在巴黎合影

　　朱德群先生于今年3月31日在巴黎去世了。而我太閉塞，不久前才得到消息。2011年夏，我在巴黎小住，本想去拜望，但有朋友告知，他因腦血栓已癱瘓臥床多年。于是打消了此念頭，不去相擾了。而今先生仙逝，頓感悵然。

　　我第一次見到朱先生的作品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時吳冠中先生因參加一個到非洲訪問的畫家代表團，途經(jīng)闊別30多年的巴黎停留了三天。他見到了老同學(xué)朱德群，并帶回了這幅畫。我被那奇麗的色彩和躍動的筆觸所吸引所震撼。這是我第一次面對一幅“抽象繪畫”的原作，給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印象。

　　1985年我有幸被中國美協(xié)派遣前往巴黎國際藝術(shù)城呂霞光畫室作為期半年的進修考察，同行的是畫家鮑加。較我們先期到巴黎學(xué)習進修的尹戎生、蔡亮、邢嘯聲、潘世勛等已在巴黎住了些日子。那時大陸畫家出國的還不多，旅法的藝術(shù)家對我們非常熱情關(guān)照。有前輩藝術(shù)家如呂霞光、代頑君、朱德群、熊秉明等先生，也有同輩的如彭萬墀、陳建中、盧伙生、潘英、陳啟躍等先生。趙無極先生深居簡出，很少見大陸畫家，但還是接受了在陳建中引領(lǐng)下我的拜訪，之后還給我寄來了一些畫冊。

　　這些旅法畫家無論來自大陸或臺灣，都經(jīng)歷過艱苦的拼搏，漸漸融入西方文化中，有的已取得巨大的成就。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對中國藝術(shù)的發(fā)展也彌足珍貴。對于長期處在封閉僵化環(huán)境中的大陸畫家來說，他們像一群到西方取經(jīng)的先行者，他們已替我們探索了幾十年。他們是東西方美術(shù)的橋梁，和他們交流，聽他們那些親歷滄桑的肺腑之言，使我們很快拉近了與西方藝術(shù)的距離，而接近其核心。至今想起來亦心存感激之情。

　　朱德群先生身材魁梧高大，為人謙和低調(diào)。他1920年出生于江蘇蕭縣白土鎮(zhèn)。祖父、父親均為中醫(yī)并雅好書畫。他自幼受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影響而習字作畫，1935年考入杭州國立藝專，深受吳大羽、潘天壽先生影響�？箲�(zhàn)時期隨藝專一路烽火，遷往贛、湘、貴、滇、川，跋涉數(shù)千里。后隨中央大學(xué)遷回南京，1949年又遷往臺灣，任教于臺灣師大美術(shù)系。1955年赴法，后來在巴黎定居下來，過著職業(yè)畫家的生涯。

　　我與鮑加每次都是隨尹戎生拜望朱先生的。那時他住在巴黎十一區(qū)的一座18層公寓的頂樓上。那頂樓有天窗畫室，還有個小陽臺。朱先生待人親切誠懇，一點沒有“大師”的架子。師母董景昭是東北人，也是高個子。后來我見到他們的兩個兒子，也長得高大健壯。在那里見到了朱先生更多的作品。有一次他從瑞士歸來，在車窗外是大雪飄飛的阿爾卑斯山奇異景色，回來畫了一批以黑、白為基調(diào)的大幅面作品。遠看如同水墨淋漓的山水畫；近看山巒樹石，高山流水不見了，只見縱橫揮灑的油彩和變化豐富的機理。和他通常辦展覽的做法一樣，展廳四壁是他的畫。中間的空間是他的摯友阿爾伯特·費侯的不銹鋼抽象雕刻。擺在一起互相映襯，相得益彰。

　　朱先生的畫作大筆恣肆，間以小筆游動的點線；用色或濃重或清雅，雜陳著寶石般的光斑，神秘而深邃。極富音樂性和節(jié)奏感。正如他自己說的“看一張畫就像聽音樂一樣”。吳冠中先生有感于他的作品常常表現(xiàn)出來的晶瑩奇麗。曾形容如“隔著水晶看狂舞而聽不到一點噪音，粗獷的力溶于寧靜的美”。我看他表現(xiàn)大自然的奇幻，卻常想到一些古人的詩句如“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杜甫)，他的畫有如精心釀造的美酒，醇厚而令人陶醉。有如“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xiāng)”(李白)，而碧玉碗盛著透光的琥珀，就像朱先生某些畫的色調(diào)。他的作品確乎沒有描繪具體的形象，但卻是“象外之象”。它沒有情節(jié)故事，卻給人豐富的詩意的形象聯(lián)想。

　　抽象繪畫興起于二十世紀初。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類型：一是以蒙德里安為代表的，更具理性精神和幾何構(gòu)成的“冷抽象”，雖然可溯源于自然形象，但已高度抽象化而遠離了自然形態(tài)。二戰(zhàn)后又派生出如極少主義、硬邊藝術(shù)、光效應(yīng)藝術(shù)等諸多流派。另一類是以康定斯基為代表的，被稱為“熱抽象”的繪畫。更多地保留了對自然物象感性認識的因素。也更具有繪畫性和表現(xiàn)性。戰(zhàn)后崛起了抽象表現(xiàn)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如美國的杰克遜·波洛克、弗朗茲·克萊因等人。他們作品粗獷強烈，咄咄逼人。朱德群、趙無極先生應(yīng)屬后一類，卻帶有東方文化清雅含蓄的抒情意韻。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他們能立足于當代藝林的原因。

　　朱先生知道我是昆明人，又是他的同學(xué)董希文先生的學(xué)生。對我講起了抗戰(zhàn)時期國立藝專遷移的往事。他說從貴陽到昆明，找不到車坐，他就一路步行到昆明，一路畫速寫，可惜都丟失了……他說他初到巴黎時，畫的還是具象的，較為寫實的畫。在1957年，當他看到法國抽象派大師斯達爾的大展，內(nèi)心深受沖擊感染，從此決心轉(zhuǎn)向抽象繪畫。但作這種畫，畫家更要有豐富的想象力。他還說抽象繪畫只有近百年的歷史，還沒有產(chǎn)生像倫布蘭那樣的巨匠。他也不時流露出對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崇敬。如對范寬倍加推崇，說他的《溪山行旅圖》是中國的第一杰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作品中，并沒有這些人的痕跡。那時他已在畫水墨畫——雖然沒有拿出來給我們觀賞，但師母向我詳細詢問過托畫的方法。

　　朱先生還把他的摯友，金屬雕刻家阿爾伯特·費侯介紹給我們。帶我們參觀了他的工作室——完全是個金屬加工車間。費侯在法國享有盛譽。從巴黎乘地鐵一號線往西，凱旋門的下一站，一出站門就能見到他為二戰(zhàn)時在北非立有戰(zhàn)功的格涅柯將軍作的巨大金屬雕刻紀念碑。其藝術(shù)語言來自意大利文藝復(fù)興時的大師烏切洛的戰(zhàn)爭畫——矛與盾的對抗。當然，那是銀白色不銹鋼的架構(gòu)。我們考察期滿，即將離開巴黎時，在國際藝術(shù)城的展廳舉辦了展覽。巴黎的師友、一些不認識的法國人及住在藝術(shù)城的藝術(shù)家都前來賞光。朱先生及夫人也來了，這是對我和鮑加的鼓勵和指導(dǎo)。

　　離開巴黎回國后，收到過朱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您在國外看了許多國家的收藏，對您會有許多啟示，現(xiàn)在可安心工作了，這些啟示將隨著時間慢慢流露在您的畫面上……”我想這些啟示也包括朱先生給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