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志異敘事與當代文學

　　志異敘事是傳統(tǒng)文學重要的敘事傳統(tǒng)之一，其在五四時期曾遭受到嚴厲的撻伐，但是這種極具人文魅性的文學形式卻異常頑強地生存下來，并對當代文學產(chǎn)生了顯著影響。當代文學對志異傳統(tǒng)的繼承，不僅僅是對傳統(tǒng)藝術(shù)形式的繼承，更為重要的是對傳統(tǒng)文學人文性價值的繼承。

　　1936年，《論語》雜志推出上下兩冊《鬼故事專號》，周作人、施蟄存、老舍、林庚、徐訏、梁實秋、豐子愷、許欽文等各流各派的作家饒有興致地“鬼”話連篇，堪稱當時文壇的一幀小景，大約也會讓新文化運動的親歷者們有別樣的感慨。因為在啟蒙大潮中，新文化同人對鬼狐之論可謂火力全開，易白沙的《諸子無鬼論》、陳獨秀的《有鬼論質(zhì)疑》、陳大齊的《辟“靈學”》、胡適的《整理國故與“打鬼”》都力陳靈鬼之說的虛妄。不料不過十幾年，便從捉妖打鬼變而對鬼津津樂道，此中緣由，除了時代語境的不同，更重要的恐怕還在于新文學內(nèi)部對重建文學人文魅性的文化自覺。

　　《論語》為何策劃這個特別的專號，編輯邵洵美在編后記里做了這樣的交代：“我們編這‘鬼故事專號’，雖如施蜇存先生所說，是為‘正在對于西洋文學中的鬼故事發(fā)生很大的興趣’，但事實上，那動機還要早。因為我們每次談到文學總會講起‘通俗小說’。我們常想，那所謂禮拜六派的小說，的確曾繼承了紅樓、水滸等在通俗文壇上的位置，……通俗文學是決不會絕跡的�！庇终f，“況且鬼故事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有個極重要的地位的，中國的鬼故事和外國的鬼故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或則是神話，或則是諷刺；而后者則能徹底表現(xiàn)鬼的恐怖�！边@番話說得不甚明晰，但包蘊的兩層意思還是頗有意味：其一，說鬼談狐的志怪敘事是中國文學史自有的傳統(tǒng)，與西方的哥特類小說有分殊；其二，與新文學并行的通俗文學保存了這個傳統(tǒng)的內(nèi)容，值得新文學反思和借鑒。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早就指出過，道家的“稱道靈異”為中國古典小說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從六朝志怪到唐人傳奇，再到宋代話本和明清神魔小說， “發(fā)明神道之不誣”的“靈異”敘述一直蔚為大觀，它們借由對幻魅、奇詭的渲染，構(gòu)成中國文學重要的敘事向度，乃至是一種詩學傳統(tǒng)。德國漢學家莫宜便認為：“中國古代短篇小說可定義為：跨越通往‘異’的疆界�！彼�謂“異”，即指奇異、鬼怪、非常、不平凡的形象和事件，“它們貫穿整個中國短篇小說的發(fā)展歷史”，“不斷以千變?nèi)f化的形式活躍在中國短篇敘事作品之中”。五四時 “賽先生”大旗高幟，新文學運動以祛魅作為價值追求，狐鬼之事被視為迷信封建遭到彈壓也是題中之義。但對文學自身而言，過分祛魅所造成的人文魅性的喪失也必然導致審美空間和思想空間的窄化，對新文學的建設(shè)未必全是好事。

　　1918年“打鬼”之后，1923年又爆發(fā)了影響深遠的“科玄論戰(zhàn)”。這場論戰(zhàn)以科學派的勝利而告終，由此使新文化運動著力推出的“賽先生”搖身一變?yōu)椤百惼兴_”，從“器”“用”的層面上升為“道”的境界，不但普遍適用于物質(zhì)界，社會人生的意義危機也由其來提供解決之策，用王星拱的話說便是“科學即善”。這種唯科學主義的態(tài)度體現(xiàn)了五四啟蒙知識分子對現(xiàn)代理性的烏托邦式期待，他們用“科學”代替仁德，改變了人生價值選擇的優(yōu)先性法則，這一秩序的異質(zhì)對換蘊含了兩大吊詭：其一，五四啟蒙者均以西方思潮的弄潮兒自居，但是他們對科學主義的推崇卻顯然落在了時代的后面。與五四科學主義思潮興起相對應(yīng)的是西方科學主義思潮的衰落。一戰(zhàn)后，西方哲學分流的態(tài)勢日趨明顯，長于理性邏輯的分析哲學漸趨式微，而關(guān)注人類命運與生存的生命哲學漸成主流，如克羅齊、柏格森的直覺主義等，這些哲學家的思想雖不盡相同，但一個共同之處便是都對科學理性制造的霸權(quán)和偏至進行反思，希冀人們走出唯科學論和唯理主義的偏失，在生存的意義上重新確立人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講，素來被視為保守的玄學派人物如張君勱，反倒與代表最新趨向的西方思潮存在對話與對接的可能。事實上，1930年代張君勱撰文回顧科玄論戰(zhàn)時，正是如此強調(diào)的：“我所以講‘人生觀’之故，由于我在歐時讀柏格森、倭伊鏗、黎卡德諸書之影響，深信人類意志自由，非科學公例所能規(guī)定。其立言之要點在此�！逼涠�，科學派盡管對傳統(tǒng)式的人文關(guān)懷持決絕的排斥態(tài)度，但是促使他們建構(gòu)新科學信仰的根本思路卻彰顯了傳統(tǒng)文化深層結(jié)構(gòu)的制約。一般認為，丁文江、胡適等科學派對科學功能的強調(diào)易陷入韋伯所謂因?qū)Α肮ぞ呃硇浴钡拿孕哦�疏忽“價值理性”意義的誤區(qū)。但是五四知識界對于“科學”等口號的倡導從一開始就是把之作為“價值層面”的形態(tài)來對待的。所以不僅自然知識、客觀真理的索解要訴之于科學，探尋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意義也要乞靈于科學。自覺不自覺地，啟蒙知識分子把科學塑造成為天理與人道合一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這恰恰正違背了科學的精神。

　　科玄論戰(zhàn)中科學方的勝利看似為進退失據(jù)的民眾找到了新的信仰，但因其對人文精神的蔽抑，也無以提供生命終極意義的思考，事實上并無助于解決五四啟蒙革命以來人們在價值取向和文化認同上的危機。也因此，富有玄學和神秘意味的志異敘事會在五四落潮階段卷土重來，且不絕于縷。如果說前述的《鬼故事專號》只是端倪，那熟悉現(xiàn)代文學的讀者，在魯迅、沈從文、吳組緗、施蟄存、張愛玲、徐訏、爵青等輩筆下，可以一再讀到詭奇靈怪的篇章，關(guān)于“異”的敘述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亦成大觀，誠如王德威先生所言，這類作品“代表了我們在大去與回歸間，一股徘徊懸宕的欲念”，“襯托出生命想象更幽渺深邃的層面”， “在死與生、真實與虛幻、‘不可思議’與‘信而有征’的知識邊緣上，留下曖昧痕跡”�！爱悺睌⑹轮�所以有如此魅惑的力量，乃正因為它以一種張力的存在，在對理性萬能的科學主義和啟蒙統(tǒng)合主義的反撥中，建構(gòu)起不同于主流的富有人文魅性的敘述譜系和想象空間，并與本土的敘事傳統(tǒng)形成內(nèi)在的呼應(yīng)。丸尾常喜論述魯迅時所提出的“人與鬼的糾葛”倘引申開來，未嘗不可作為對現(xiàn)代文學中龐大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與志異敘事線索互相糾葛的概括。

　　新中國成立后，在革命話語大一統(tǒng)的語境里，驅(qū)妖趕鬼又成時代主題，“不怕鬼的故事”借由體制的宣傳而盛行一時。然而至1980年代，種種魅惑玄怪的“異”敘事跨越肉身及時空的界限去而復(fù)返，正如魂兮歸來，尤其見于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之中。在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文化語境中，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的發(fā)動一般被慣性地解讀為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和歐美現(xiàn)代派文學沖擊和啟發(fā)之下的回應(yīng)與模仿，而疏忽了志異敘事傳統(tǒng)的浸潤和熏染，倒是當事作家自己的認識很明確。比如莫言，他其實早在1987年便發(fā)表文章，表示要避開馬爾克斯和�？思{“兩座灼熱的高爐”，回到中國的民間和古典。他撰有兩句打油詩：“一部聊齋傳千古，十萬進士化塵埃”，來表達對前賢蒲松齡和偉大的志怪傳統(tǒng)的致敬，又說魏晉小說是他重要的藝術(shù)源頭。這樣的“認祖歸宗”，在韓少功、閻連科、賈平凹等作家那里也有體現(xiàn)，比如，賈平凹1989年總題為《太平山記》的20則筆記體小說，活脫脫就是一當代聊齋，也預(yù)示了他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鬼氣繚繞，葷腥不進”的寫作路向。

　　再看先鋒文學，筆者以為，在公認的敘事革命、暴力美學和話語狂歡幾個基本向度以外，關(guān)于“異”的敘事亦不可小覷。蘇童的《儀式的完成》《櫻桃》《菩薩蠻》、楊煉的《鬼話》、葉兆言的《綠色咖啡館》、余華的《世事如煙》等都力圖通過對超驗的迷魅形象的描寫來捕捉匆遽時代里人們恍惚迷離的日常感觸。這種返魅的敘事不但接續(xù)起漢語文學中關(guān)于“異”的探討的悠久詩學傳統(tǒng)，也在尋根文學之后用更決絕的方式質(zhì)疑了1980年代的人的神話與啟蒙的神話。比如《櫻桃》寫郵遞員尹樹在一個醫(yī)院廢舊的鐵門邊總能碰到一個向他詢問信件的穿白睡袍的女孩，女孩叫櫻桃。尹樹對櫻桃由好奇而同情，答應(yīng)去醫(yī)院探視她。等去醫(yī)院那日，才知道櫻桃所在的病區(qū)早改成了太平間，而櫻桃本人則是一具很久無人認領(lǐng)的冰冷的尸體，手里居然還緊握著尹樹送給她的手帕。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把生存的有限性概括為：“異化和疏遠人生基本的脆弱性和偶然性之感；理性面對存在的深奧而無能為力；‘虛無’的威脅以及個人面對這種威脅時的孤獨和無所庇護的情況”。蘇童的這篇小說鬼意森然，非常有效地表達了非理性的現(xiàn)代生存感受，“在永恒的忘卻以及偶存的記憶間，鬼魅扮演了媒介的角色，提醒我們欲望與記憶若有似無的牽引”。

　　尋根文學和先鋒小說對超驗敘事與故事的格外青睞，顯然也回應(yīng)了1980年代初的啟蒙思潮曾再一次允諾的科學和理性掌控的前景，當人們把傷痕記憶傾訴利落之后，發(fā)現(xiàn)單靠理性依然無法縫補虛無和匱乏的人生感受，拋開令人目眩的現(xiàn)代小說技巧，這些作家們引“鬼”上門，投射的乃是“異”之將為“常”的焦慮，看重的是志異敘事對悖論荒誕的人生體驗的體貼傳達，以及其豐沛的想象所賦予文學空間的內(nèi)暴力。

　　我們欣喜地看到，從20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重視文學的魅性、重視對傳統(tǒng)敘事資源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重視貼伏地面的寫實與飛揚的想象力之間的平衡漸成為一種共識，不但前輩作家日益精進老到，“70后”和“80后”的新生力量也格外重視此一向度的掘進。比如，“70后”作家中的偶像兼實力派馮唐在小說《不二》的跋語中提到自己有“子不語”三部曲的寫作規(guī)劃：“在成長之外，我決定寫我最著迷的事物。通過歷史的怪力亂神折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nèi)的謬誤和真理�！薄恫欢�》《天下卵》和《安陽》三部皆取歷史題材加以后現(xiàn)代理解的點染，注重故事的“豐腴、溫暖、詭異和精細”，彰顯出對接傳統(tǒng)的主動跟熱情。借新概念作文大賽成長起來的“80后”作家顏歌對“異”字情有獨鐘，她的《錦瑟》《飛鳥悵》《異獸志》和《朔夷》等，馳騁奇幻，放任魅惑，以異類精靈的視界重新標注青春別樣的體驗，其敷衍舊事、諳熟志怪、長于意象營造的習氣在在可見。與此同時，借助網(wǎng)絡(luò)平臺風行的盜墓、玄幻與穿越小說也不斷打撈著散落在歷史文學長河里的“異”的珍寶，刷新大眾讀者對本土敘事元素的新認識。

　　當然，強調(diào)志異敘事并不是說凡遇鬼怪類的作品就點贊，要者還在于作品能否借由志異和奇幻擴充文學的風格和品格�！墩撜Z·鬼故事專號》的首篇是周作人的《談鬼論》，其中說道：“我不信鬼，而喜歡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雖然，我不信人死為鬼，卻相信鬼后有人。”說到底，“鬼為生人喜懼愿望之投影”。在全球化無遠弗屆的統(tǒng)合力之下，在消費主義的蔓延所導致的均質(zhì)化讓本土智慧逐一式微的情形下，志異敘事作為中國文學的獨特基因，其在當下的生命力并不取決于“異”如何花樣翻新、悚人心神，而在于可否在后現(xiàn)代的語境中借助這些資源嘗試與畸變的社會現(xiàn)實溝通對話，可否以玄學之光照拂人們被資本和欲望蔽抑了的靈心，可否真正構(gòu)成對生命與人性產(chǎn)生的異化力量相抗衡的人文性傾向。

　　晉人郭璞在《山海經(jīng)》序中道：“物不自異，待我而后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其斯之謂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