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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熒屏被《紅高粱》占領,原著莫言,名導鄭曉龍,演員周迅,這三個人名構成了觀看它的理由。當《紅高粱》播出的時候,已經(jīng)距同名小說發(fā)表28年,距同名電影公映26年。猶記得當年銀幕上那片熱烈殷紅的色彩,癲狂的轎子以及粗獷的酒神曲。許多年之后,那一片高粱紅是否還能激蕩人心?
“性感”部分是故事的魂
顛轎子是《紅高粱》的經(jīng)典情節(jié),在看完這場戲之后,有人在朋友圈發(fā)了這樣一條內(nèi)容,“更經(jīng)典的馬上就要來了,你懂的”,顛轎子之后,自然就是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戲了,這是整個故事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電影版的《紅高粱》中,姜文和鞏俐上演的高粱地野合戲,是當年吸引觀眾走進影院的一大動力。現(xiàn)在的觀眾未免要拿朱亞文和周迅的戲與之對比。鄭曉龍在別的情節(jié)方面倒沒怎么和張藝謀較真,但在高粱地這場戲中,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工夫。
為什么要強調這場戲?為什么要突出故事里的“性感”部分?甚至有往酒里撒尿居然釀出好酒這樣的夸張表達……這些其實是故事的根,也是故事的魂,沒了這些,《紅高粱》的故事就少了一份濃烈。
但是,因為受制于熒屏畫面以及不同觀眾群的接受程度,電視劇《紅高粱》在表現(xiàn)高粱地激情戲方面還是有所克制,但克制并不意味著一筆帶過,一些對于推進劇情而言必不可少的激情戲,在劇中仍有較大篇幅的呈現(xiàn)。但無論原著、電影、還是電視劇,都不能是止于激情戲的,大片大片的紅高粱是再明顯不過的隱喻,表現(xiàn)生存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才是不同體裁作品一致的目標所向。
至于故事中的野合地被樹了個牌子當成了旅游景點,這可以當作一個帶點惡作劇色彩的玩笑來看待,人們到那兒看看,是獵奇還是緬懷?是滿足到此一游的心理還是浮想聯(lián)翩?如果人們能聯(lián)想到一點兒什么倒是好事,如今的大地之上飄蕩著的欲望,摻雜了太多雜質,像九兒那種轟轟烈烈的愛情,已經(jīng)不多見了。
借《紅高粱》回憶美好的八十年代
鄭曉龍版的《紅高粱》具備顯而易見的電視劇結構和表現(xiàn)手法,60集的篇幅也為觀眾打開了更好走進高密大地的畫卷。前面一些集的《紅高粱》頗似宅門戲,服裝、布景精致,演員、臺詞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土氣。九兒嫁進單家,擔負傳宗接代、繼承家業(yè)的責任,單家老二、老三為了搶奪酒坊以及秘方,堵在產(chǎn)房門口要把九兒新生子掐死那一幕,這是宅門戲標配。在這些戲份中,電視劇營造了不錯的吸引觀眾眼球、調動觀眾情緒的效果。
九兒是山東女人形象中的一個異類,放在中國女人群像中,也是少見的。在男權的長久壓制下,舊時代女人是習慣于把自己當成男人附屬來對待的,而之所以九兒能通過《紅高粱》,成為被現(xiàn)代觀眾欣賞的女人,是困苦的環(huán)境反而激發(fā)了她作為女人想要改造世界的愿望。電影版中的九兒,身體欲望的蘇醒令人印象深刻,但現(xiàn)在看來,和余占鰲走進高粱地,身體欲望恐怕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更多是出于想要主導自己、與命運抗爭的目的,九兒更值得贊嘆的,是她身上少有的冒險精神。
周迅把這種冒險精神較好地傳遞了出來,在劇中,她敢于挑戰(zhàn)父權、官威,不把懦弱的哥哥放在眼里,膽兒大的給她一個火把就能燒了仇人的房子……作為原著精神的延續(xù),周迅版的九兒是諸多人物中,最能體現(xiàn)“紅高粱精神”的角色。秦海璐飾演的單家大兒媳婦,是電視劇版《紅高粱》新增加的角色,這個角色既淳樸又有一定的心機,既忠于傳統(tǒng)也敢于反抗傳統(tǒng),增添這個角色是正確的做法,她有效彌補了這個故事作為電視劇在多層次表現(xiàn)上的一些不足。
電視劇《紅高粱》之所以至今仍被待見,是因為經(jīng)過18年時間的封藏醞釀,紅高粱已經(jīng)成為一個文化符號,這個文化符號不僅屬于山東,也和整個民族中的血性基因有著緊密關系。以紅高粱為代表的五谷雜糧養(yǎng)活了一代又一代人,到現(xiàn)在,紅高粱的種植已日漸稀少,功用也多用于釀酒,紅高粱文化也停留于簡單的浮表層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重新看電視劇帶來的紅高粱故事,真是五味雜陳。
土地和欲望,野性與質樸,浪漫與血腥……曾經(jīng)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震撼過無數(shù)人的文學與影像符號,不得不承認在今天已經(jīng)失去了當時的號召力,與過去相比,人們更關注精致的生活,浮躁的內(nèi)心,更注重如何在快節(jié)奏中保持一點難得的寧靜。在這個大環(huán)境下,躍上熒屏的《紅高粱》可以幫人們回憶美好的八十年代,追溯一片土地上的文化,為現(xiàn)在孱弱的生存姿態(tài),注入一些強硬的元素。
為何吐槽《紅高粱》
在《紅高粱》贏得收視率第一的時候,仍有不少觀眾在網(wǎng)上吐槽這部電視劇,導演鄭曉龍含蓄地進行了回應,他遺憾這部戲的制作時間太短,言下之意是匆忙上陣影響到了這部戲的質量。
在國產(chǎn)劇一味求快的環(huán)境下,《紅高粱》的制作播出速度,其實還是算正常的。如果深究什么原因影響到了觀眾對《紅高粱》的喜愛,只能從風格與氣質上去尋找。顯而易見,由張藝謀主導的電影《紅高粱》,充滿了野性、狂熱,在色彩運用方面,也有著標志的張氏風格。而鄭曉龍版的《紅高粱》,忽略了鏡頭元素、色彩元素,在野性方面,倒是延續(xù)了張藝謀的路線,只是,已經(jīng)不如前者那版強烈了,觀眾如同喝慣了高度白酒的人,乍一換上低度的,怎么品味也覺得不過癮。
那么,就算鄭曉龍完美復制張藝謀的風格,電視劇《紅高粱》就一定能贏得滿堂彩嗎?未必見得,反而更有可能招惹來更激烈的批評。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審美,電影《紅高粱》留下的美好只能留存在記憶當中了,如果現(xiàn)在熒屏的《紅高粱》仍然充滿了張藝謀式的吶喊,反倒會有些奇怪。
有人認為周迅不適合出演九兒,有人覺得朱亞文沒有姜文那么霸氣……這些可以歸于人們的懷舊心理,大家不但懷舊過去的人物,更是對過去的審美抱有美化的想象。翻拍永遠是不討好的事情,《紅高粱》被吐槽,不能說它拍得有多差,只能說它無法滿足所有觀眾的需求。
無論怎樣,《紅高粱》被改編為電視劇并播出,是文學魅力的又一次勝出,也迎合了現(xiàn)代人當下普遍追求返璞歸真、尋求人性真實一面的體現(xiàn),我們不缺乏《紅高粱》這樣的優(yōu)質故事,但缺乏改編的能力,但愿《紅高粱》之后,能看到更多包括莫言在內(nèi)諸多嘔心寫作的實力派作家更多的影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