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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民族題材的美術創(chuàng)作由來已久,并在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以北方草原為例,在古代以表現民族生活為主題,并形成畫派的畫家群體顯而有之,形成于遼代的北方草原畫派就是重要的代表。盡管直到現在,這一畫派還未得到詳盡的論述和研究,但其作為中國美術史上的存在卻是不爭的事實。其中畫家胡瓌及其子胡虔,及李贊華(耶律倍)、耶律題子、肖瀜等人就是該畫派的代表畫家,他們在繪畫題材上表現草原生活的狩獵騎射,在技法上使用勁健的線條表現民族風物,對后來的中國繪畫產生了影響。
古代表現民族題材的美術遺存還集中地體現在大量的墓室壁畫和召廟壁畫中。從遼代始,草原民族開始建造墓室,壁畫也隨之出現,遼墓壁畫多描繪游牧生活和草原風光,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在內蒙古地區(qū)多有遺跡。金代的壁畫主要有墓室壁畫和寺廟壁畫為主,盡管目前的發(fā)現不如遼代壁畫那樣多,但也反映了當時的藝術特色。元代是中國壁畫藝術非常重要的時期,在表現草原生活方面,有內蒙古赤峰市元寶山元代壁畫墓、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畫墓、遼寧凌源縣富家屯元代壁畫墓等,反映墓主人的起居、出行、狩獵等場面,具有時代特色和民族生活情趣。此外,元代諸多的皇室成員和貴族參與美術創(chuàng)作活動,客觀上推動了當時的美術發(fā)展,使元朝成為中國美術史上成就較高的朝代。明清以后,藏傳佛教藝術成為北方草原的主要藝術形式,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藏傳佛教文化藝術體系。
另外,在全部的中國的美術史中,民族地區(qū)藝術家的創(chuàng)造對中國美術的整體格局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并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例如對中國藝術史影響廣泛的佛教藝術,無論從時間上看,還是從地域上看,都是從西北地區(qū)各民族開始的,以新疆克孜爾石窟為代表的造像藝術是中國石窟藝術的先驅;河西走廊的佛教藝術也是由漢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敦煌石窟藝術的產生和發(fā)展更與北方各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此外,民族地區(qū)畫家的藝術實踐也對中國傳統繪畫構成了重要影響,例如古代畫論中“曹衣出水”“曹家樣”的提法,就是指以北齊少數民族畫家曹仲達為代表的民族繪畫風格對中國傳統繪畫的重大影響,以致后人將曹仲達與唐代吳道子的技法相提并論,即“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又如唐代西域畫家尉遲乙僧、尉遲跋質那對當時繪畫藝術的起到的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以后在遼、金、元、明、清各代,中國美術史都涌現出大量杰出的少數民族畫家,諸如上文提到的遼代北方草原畫派的代表畫家;元代回族畫家高克恭對后來山水畫的推動作用,蒙古族畫家張彥輔和維吾爾族畫家邊魯的花鳥畫在元代繪畫中占有的地位;明清以來的少數民族畫家就更多了,如滿族畫家唐岱、允禧,蒙古族畫家松年、莽鵠立、尹湛納希,回族畫家改琦等都在古代繪畫史上史載有實,其中不少人還有繪畫論著存世。
在現代美術的范疇之內,民族題材及民族地區(qū)美術家的創(chuàng)作更為重要。以草原題材為例,將“草原”這一地域性、民族性都特別強烈的題材最早寄于現當代美術創(chuàng)作的,當數上世紀30年代便活躍于中國美術界的沈逸千等人。后來,由于草原地區(qū)和非草原地區(qū)美術家的共同努力,中國的美術家對“草原題材”的認知也不斷加深。至今,草原題材美術創(chuàng)作在中國現代美術中占有的地位不斷加強,已然是中國現當代美術的重要構成部分,期間,在眾多中國美術家近80余年的藝術探索中,涌現出像劉大為、妥木斯、朝戈、胡勃、龍力游、周榮生等一些成就突出的藝術家。在其他民族聚居地區(qū),也出現過與“草原”極其相似的狀況,比如以西藏和新疆為題的美術創(chuàng)作,數十年來中國美術依托兩地不斷在藝術上取得新的高度,無論是吳作人的西部之行,葉淺予的《中華民族大團結》,董希文的中國油畫語言以及陳丹青借助《西藏組畫》對藝術真實的回歸,還是黃胄的逸筆速寫,羅工柳對油畫色彩的研究,抑或全山石的走遍全疆,地域和民族都給予了美術家以豐富的母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