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九章》：普世和前衛(wèi)的城市想象

　　陳冠中的《城市九章》是一本薄薄的小書，讀完卻覺得是一本大書。大在不僅穿梭于北京、上海、香港、臺北，而且提出許多新概念，這些表述不僅概括了作者對中國幾大城市的獨特感受與想象，而且隱含著一些普世和前衛(wèi)的觀念，如世界主義、雜種城市、半唐番。而無論是觀念的提出還是城市的描述，作者引經(jīng)據(jù)典、理路清晰，兼具精英潮的視野胸襟、平民化的貼近視角和藝術家的前衛(wèi)氣息。

　　普世：從雜種城市到世界主義

　　全書第一個出場的人物是王韜，“他在香港發(fā)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強之道，李鴻章之后，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王韜是愛國者，卻也是他同代人中最早的世界主義者”。在此，陳冠中似乎自比王韜，或者說王韜正是全書的引子和縮影，這就隱含了該書不是一般地描述城市，而是存在一個超城市文本，意在談論世界大勢和自強之道，改變觀念，以普世和前衛(wèi)的視角觀照中國城市，建構作者的人文和后人文理想。

　　雜種城市是作者論述的邏輯起點。當今世界性的大城市無一例外都是混雜文化的場域�！坝辛藢捜�，才有雜種”，如果說城市發(fā)展的動力在于“吸引創(chuàng)意人才住到你的城市”，那么寬容則吸引著“全球靈魂”。全球靈魂不再是一種自閉傳統(tǒng)和無根世界的對立，而是混合以超越自己原來想象的自己。文中辨析了一個概念：多文化主義。雜種是深層的文化混合，多文化主義強調(diào)不同文化的存在權利和身份歸屬性。多文化主義單向設定了文化只是身份的表達而已，然而大城市多是人種、文化、生活方式不斷摻混的場域，其文化實況是雜種的世界主義文化。雜種世界主義并非拋棄國族文化、傳統(tǒng)文化、地方文化、社群文化、特殊文化，而是從中吸收多過一種養(yǎng)分并作出不同的組合……由此可見，陳冠中倡導的是一種經(jīng)過反思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

　　前衛(wèi)：從人文主義到后人文主義

　　《坎普·垃圾·刻奇——給受了過多人文教育的人》從標題到副標題點明該文涉及后人文主義，文中圍繞蘇珊·桑塔格的《坎普札記》、寶琳·凱爾 的《垃圾、藝術和電影》和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前衛(wèi)與刻奇》，論述三個后人文美學觀念。

　　桑塔格指出：高雅藝術基本上關乎道德；前衛(wèi)藝術通過極端狀態(tài)去探討美與道德之間的張力；第三類藝術——坎普——則全然是審美的感覺。坎普(Camp)是一種消解道德的、唯美的和游戲的感覺力，被桑塔格用文字描述而成為知識。桑塔格因此被認為在談論一種新感覺，一種感覺力的先鋒。上世紀60年代的新感覺力還跟電影有關，因為電影的新杰作最能擺脫當時依據(jù)文學和藝術而制定的固有審美框框。凱爾指出樂趣是電影的重要元素：“垃圾的樂趣是智性辯護不了的，但為什么樂趣需要用理由去辯護�！眲P爾在20世紀60年代末聚焦了北美電影迷的新感覺力，普及文化評論的標準姿態(tài)：“我們是有普通感覺的普通人，而我們的普通感覺并不是全壞。”

　　對于“刻奇”(Kitsch，意為媚俗)，文中梳理了兩條線索：一是格林伯格的《前衛(wèi)與刻奇》，把“刻奇”作為前衛(wèi)藝術的對立面，包括流行的、商業(yè)的藝術、文學和電影等�！翱唐妗钡牧硪唤缍ㄊ抢サ吕�的理解，不只是美學上的，更是存在的和形而上的。昆德拉指出“我們之間無一是足以完全逃脫刻奇的超人”。上世紀60年代后對現(xiàn)代性的再認識，給“刻奇”帶來新評價�，F(xiàn)代主義要求獨創(chuàng)、反思、自主，藝術家是孤獨現(xiàn)代人的代表，但熟悉的、重復的“刻奇”是現(xiàn)世最普及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費模式，它以重復、隨俗、日常的當代消解變異、自主、普世的現(xiàn)代，以便尋回一點“本體上的安全感”。

　　陳冠中呼吁建構“刻奇”這一美學范疇和生活領域。他稱賞桑塔格和凱爾的“人人精英主義”，認為《坎普札記》和《垃圾，藝術和電影》不以類型、屬性或載體區(qū)分文化雅俗，打破娛樂與教誨、商業(yè)與藝術、普及與高級、大眾與精英等二元分界，并且都肯定了樂趣的重要性，解放了許多人的審美觀，最后落在“解放你的思想”。

　　波希米亞北京

　　“跟許多港臺人士的想象相反，其實北京的自由空間大”。陳冠中試圖為讀者描繪一個包容、開放、自由、前衛(wèi)的波希米亞北京，顛覆人們刻板的北京想象�！氨本┪幕�在過去的20多年新時期里，明顯地增添了新的元素，甚至可以說是改了原北京文化的體質(zhì)，讓我覺得有必要對現(xiàn)有的北京想象做補充。”寫詩和散文的范學宜，畫畫的劉輝、唱歌的梁龍，“何處是他們的別處、心靈的歸宿、同路人的總站、理想和欲望的新故鄉(xiāng)？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奔北京”。于是北京“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底層另類青年撲過來”。廣義知識分子和另類波希米亞人的北漂，加上正規(guī)進京的文化追求者……終成就了北京的巨大人才資源和文化場域。

　　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帶來新憧憬，北京開始開拓民間社會公共空間。90年代波希米亞北京正式登場，“反叛”社會規(guī)范的搖滾樂和“顛覆”媚俗商品的先鋒藝術，成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載體，而各種創(chuàng)意行業(yè)以“替代”的方式為生活提供更多選擇。老舍的京味或土痞的新京味，都不足以說明多載體、多元、洋氣、有格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文化有官味、商業(yè)味、學院味、京味和波希米亞味。以古喻今，陳冠中認為“似宜調(diào)用盛唐為今后中國形象的主喻”。

　　臺北的嬉譜和質(zhì)感

　　臺北的質(zhì)感不容置疑，“報刊電視電臺每天挖歐風美雨時尚潮流，同時社會上卻還有實質(zhì)的保守性，對年輕人升學就業(yè)戀愛的規(guī)范性很強”，但年輕人不愿受規(guī)范，越軌變成集體行為，各施各法以自我表達(發(fā)揮自己潛力)，這就是“嬉”(Hip)——一種對主流的偏離，拒絕依從的態(tài)度。文章歸納嬉譜的四層寶塔：開放、尋根、脫俗、自為，同時指出僵化的嬉是有陰暗面的，在美國還包括自殺和嗑藥吸草，但“一個沒有嬉意識的城市不可能在現(xiàn)代(或后現(xiàn)代)的文化地圖上占位置”。

　　《臺北的質(zhì)感》談及“臺北不夠現(xiàn)代，丑，但生活質(zhì)感不錯”，是為了破除“現(xiàn)代—光亮—花園—美化—明日之城”的定型想象，意在表明現(xiàn)代化城市定型、未加反省的城市美學是值得懷疑的。真的世界城市都有獨特的城市風采，并且有生機勃勃的緊湊街頭和公共空間，才有可能出現(xiàn)波德萊爾、本雅明和李歐梵式的步行漫游者。普通市民工作和居住的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普通道路街巷、不同世代的普通建筑……最能體現(xiàn)臺北的生活質(zhì)感，“希望臺北人能永續(xù)地替世界保育一個好的城市”。

　　半唐番的香港

　　在《半唐番城市筆記》中，陳冠中認為“半唐番將在后世的記憶中代表香港”。開始時，是拿來主義、折衷主義，是“刻奇”，甚至是無心之得，然而，當萬千半唐番品種在文化濃湯里浸潤，適者生存，就出現(xiàn)質(zhì)的變化，得到傳承，叫“新本土”、“后現(xiàn)代”、“文化身份”。最有代表性的是港式電影，科技上是舶來的，美學上對好萊塢沒有抗體，但香港電影最終還是有異于好萊塢的調(diào)調(diào)。跟風模仿而沒有“進化”成純洋種、有強韌生命力的半唐番就是所謂“香港風格”。

　　對于半唐番，陳冠中突出了汗血論、雜種論和異質(zhì)性。以香港武打電影的宗譜學為例：上世紀60年代在美式武打電影語言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到70年代學過詠春拳、從美國回流的李小龍，令香港的武術片成為世界現(xiàn)象。傳承到80年代，與本地嬰兒潮導演合流，各領風騷、盛極一時，香港武打電影歷數(shù)十年修成正果。半唐番開始時可能是因時因地制宜，但不斷再生產(chǎn)下去，加入了一代代人的勞動，成為一種有機的“創(chuàng)造”�！敖^大部分的各類文化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都曾是半唐番，雜種就是正種，邊緣從來就是自己的中心，異端才是人間正道”。

　　陳冠中認為成就香港的是兩套文化機制：一是半唐番的港式文化，二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只是個拼盤，要尋找共識，建立身份認同和文化主體，有賴于生命力旺盛的半唐番。半唐番是香港多元文化中最能建構本土文化身份的一元�！爱�?shù)鼐褪窃搭^，世界與我是互動的，是必然從我的主觀鏡頭出去的，有我的選擇，是我的他者”，這才是放諸四海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