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背上的法庭》看電影的民族性與世界性

　　所謂“民族的”是什么？是要有地方民族印記的，而不是皮毛的、表征的；是要有民族文化精華的，而不是“原生態(tài)”的、不經(jīng)過美學加工的；是要有“文化引領(lǐng)的”，又是好看的、大眾的；還必須包含世界性的認同，不能不觸及全人類共同的課題。如此，“民族的即世界的”就說得通了。

　　在快餐式電影大行其道的時代，受到時間鐘愛的電影與速朽的作品相比更顯其價值。比如，拍攝于10年前的《馬背上的法庭》，今天仍有學者在關(guān)注它。法國學者方文莎(vanessa Frangviile)即是其中一位。

　　方文莎是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的老師，她是電影學博士，兼修漢學，將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作為研究課題。她認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個性強，很適合作為分析樣本。

　　有一回，方文莎來北京，約我面談。她會說中文，嬌小干練，全然不同于我印象中的歐洲人。我向她介紹了當下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情況，她則特別提到一部老片子《馬背上的法庭》。于是，我向她介紹導演劉杰如何關(guān)注和開掘現(xiàn)實題材，還說到他的力作《碧羅雪山》和新作《青春派》；說到主演李保田如何“寶刀不老”，說到片中的納西族、彝族、摩梭人……但這些都不是她的關(guān)注點，她想讓我講述的是那個“長在馬腿上的法庭”。

　　《馬背上的法庭》這部中國電影，使她看到了她頭腦中太過強化了的、被歪曲了的“專制國家”的另一面。我并未感到意外，畢竟西方人與東方人看待同一部影片會有很不同的眼光�，F(xiàn)在，中國觀眾喜歡的中國影片，西方人認為是模仿好萊塢的；而中國觀眾不愛看、看不懂的中國影片，西方人卻認為是“很中國”、“很電影”的，他們尤其喜歡少數(shù)民族電影特有的人類學價值和社會學意義。

　　是的，《馬背上的法庭》“很中國”。過去的中國，并不是沒有法治，而是有著“另類法治”；不是沒有法典，它既寫在紙上，也存活在民間。《馬背上的法庭》所反映的邊疆民族地區(qū)，歷史上就存在著少數(shù)民族習慣法，直到今天，也還有著不同于現(xiàn)代城市的法治生態(tài)。

　　電影中，法官老馮和一匹馱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老馬，緩緩走在山路上。這里的法庭，是白云深處的巡回法庭、假日法庭；這里沒有什么驚天大案，更多的是些家長里短、雞毛蒜皮的小案，法官就在田間地頭，穿梭于村村寨寨；這里的法庭也沒有太多條條框框，少有坐堂問案的定規(guī)，連電話通知的便條也沒有，但他們努力地調(diào)解、審判、執(zhí)行、宣傳。

　　在這里，辦案不是簡單的“就法論法”，而是承認感情的存在。法官要深諳社情民意，既會講“法言法語”，也會講當?shù)氐耐琳Z土話；既要從法律專業(yè)角度看問題，還得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去判斷；既要看到眼前的當事人，還要了解當事人背后無數(shù)民眾的想法；既要看到人證、物據(jù)，還要懂得法律背后的民生疾苦、少數(shù)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

　　在方文莎看來，《馬背上的法庭》對于深入了解中國社會和法治生態(tài)有很高的價值。西方?jīng)]有電影中老馮這樣的法官，他完全打破了司法的神秘、嚴肅和冷漠，給人一種溫暖的力量。

　　我還進一步地認為：就中國邊疆民族地區(qū)而言，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民族意識。電影《馬背上的法庭》中那位慈父般的法官，那些有趣的訴訟，那些神圣的“活的法律”，都已經(jīng)生動地告訴我們，一種手握良法的權(quán)力，是如何在邊疆民族地區(qū)實現(xiàn)善治的。

　　《馬背上的法庭》也“很電影”，具有新現(xiàn)實主義的人文關(guān)照。影片講述的是多民族人群在一起的生活，表現(xiàn)的是特定的地方色彩。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很多人說是魯迅講的，它曾在很長的時間里對民族題材電影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過誤導。其實，魯迅是這樣說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

　　說到這里，確需厘清某些觀點。如，所謂“民族的”是什么？是要有地方民族印記的，而不是皮毛的、表征的；是要有民族文化精華的，而不是“原生態(tài)”的、不經(jīng)過美學加工的；是要有“文化引領(lǐng)的”，又是好看的、大眾的；還必須包含世界性的認同，不能不觸及全人類共同的課題。如此，“民族的即世界的”就說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