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文不妨率性，立論則須謹慎

——由竺洪波、周錫山兩位先生對魯迅評價的分歧想到

    前些時間，《文學報》“新批評”刊發(fā)了周錫山先生《魯迅否定金圣嘆評論》一文，以魯迅沒有公允地評價金圣嘆為由，斷論魯迅全盤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竺洪波先生隨即發(fā)表《為魯迅一辯》，對周文“尊金抑魯”的學術取向和理論方法提出質(zhì)疑，要求公允地評價魯迅思想及其學術成就。周錫山先生則以《〈為魯迅一辯〉的錯誤及其原因》作為回應，重申前文觀點。因為雙方論爭的內(nèi)容關乎中國小說史研究的諸多熱點，論爭的過程也能夠窺見近百年學術爭鳴的若干特點，所以值得觀照與反思。

　　以什么樣的立場看待魯迅的缺失

　　魯迅能否被批評，已不再有爭議，有爭議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批評、批評的目的是什么。自然不是為了打倒魯迅，而是在尊敬魯迅在思想、學術方面貢獻的前提下，指出他可能有的偏見。并非是為了一個無中生有的理由、個別的論據(jù)來做一個極端的推論。
　 　之所以強調(diào)這一尺度，在于周錫山與竺洪波兩先生評價立場的分歧。竺先生認為，“周文為了抬高金圣嘆的理論貢獻，不惜貶低魯迅，學術取向出現(xiàn)偏差”，提出“今天我們怎樣評價魯迅，是一個情感和態(tài)度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方法論問題�！敝芟壬鷦t反駁稱，該言論是“給論敵上綱上線，似乎魯迅是神，批評不得的”。
　 　魯迅自然批得。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干將們?yōu)榱私鉀Q當時中國的問題，以為重癥必須下猛藥，因此說了很多過頭的話，做了很多過頭的事。如果想在魯迅1919 年以后的文章中找到類似偏激的論據(jù)并不難，因為他之所以寫作，是出于現(xiàn)實的考慮，“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1933年）
　　無論是思想啟蒙還是文學革命，口號越響亮、旗幟越鮮明自然越有感召力，短時期內(nèi)確實可以摧朽拉枯，但負面影響往往會潛伏許久才顯露出來。然而，這一時期如果提倡“過猶不及”、強調(diào)“溫柔敦厚”就很難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應。文化的演進也因此呈現(xiàn)出變革———反 思———再變革的曲折軌跡來。與之前的主張不同，“五四”不再以復古求新變，而是引入西方舶來品作為工具，意圖推翻一切舊思想、舊文化。魯迅無疑也受到這一風潮的裹挾，放棄“五四”前曾持有的篤于舊習與繆而失正都無補于憂患的立場，像《文化至偏論》（1907年）中所提倡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等持中的立場不再常見，魯迅甚至淪為自己所曾批判的那一類人：“言非同西方之理不講，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掊擊舊 物，惟恐不力，曰將以革前謬而圖富強也�！�
　　但是為了抨擊舊道德、舊思想，魯迅等人卻不遺余力，他曾宣稱“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因此使得他在生前身后都受到很大的爭議。他的老“戰(zhàn)友”胡適也遭遇了兩種極端的評價，不過地域不同、位置顛倒，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已。無論褒之者還是貶之者，除去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大多有所依憑，并非無的放矢。這在于魯迅與胡適作為凡人，自然也有其缺憾。因此，周錫山先生的文中理直氣壯地提出魯迅不是神，不應批不得，是就過去一個特殊時期的情況而言的。
　　事實上，不待后人批評，魯迅與胡適在生前就曾自我檢討過早年“深刻的片面”。如魯迅曾認同社會進化論，否定中醫(yī)，但晚年也開始有所反思。魯迅、胡適等人當初迫于時勢而不得不發(fā)唱驚挺、操調(diào)險急，但時過境遷，這些言論自然又有了不合時宜之處。我們身在廬山之外，自然可以指出前人的偏頗之處，但是也應對他們在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予以公正的評價，而不應重蹈前人的覆轍。文化論爭如此，文學爭鳴同樣如此，如果為了一時之需而妄下論斷，縱使能夠短時間能達到某種效果，也往往經(jīng)不住推敲，立不住腳跟，下藥容易，解藥難。尤其不要采取摘句、刻意曲解的方法，正如魯迅所批評的，摘句是“一樣最能引讀者入于迷途的”。因此，竺洪波《為魯迅一辯》一文提醒周錫山，不要為了尊金而貶魯，也不能 “或是有違事實、或是刻意放大”，“指出一些《史略》的細微不足，就斷言‘損及《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價值’”，這樣的批評方法，是不足取的。畢竟，我們曾經(jīng)在這種非理性的態(tài)度上栽過很大的跟頭，繞了很多不必要的彎路，再去反思，不能不引以為戒。

　　以什么標準評價魯迅的學術水準

　　能夠衡量魯迅學術水準的是他的學術論著，判斷小說史成就要依憑《中國小說史略》。如果用文學作品中的表述來質(zhì)疑魯迅的學術素養(yǎng)，就斷言魯迅“缺乏理性的認識”，其實是不合適的。就事論事，是冤枉了魯迅。
　　因為魯迅雖然“身兼多職”，但他對于作家或是學者的身份是有著明確區(qū)分的。
　 　首先，學者撰述要遵守學術規(guī)范。所謂文各有體，得體為佳�！吨袊�小說史略》的體例是“史”。史書的撰述體例自然不同于文學作品或其他批評文章，它要求著史者盡力客觀、真實地再現(xiàn)歷史原貌、總結歷史經(jīng)驗。最要不得的就是感情用事，小說史也是如此。正如魯迅回應胡適、錢玄同等人對《中國小說史略》“論斷太少”時所回應的：“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論，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但于明清小說，則論斷似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極想于陽歷二月末印成之�！眲⒂聫娤壬�論及此段時，特意提到，魯迅是一位個性極強的作家，“力避此事并不等于完全放棄，而是以更科學的態(tài)度，錘煉平穩(wěn)精辟的見解，要言不煩，一語中的”。
　　其次，學者立論不可不慎。魯迅生前曾多次修訂《中國小說史略》，但僅限于新發(fā)現(xiàn)資料的補充與細枝末節(jié)的修訂，他也因此自負地表示：“該近幾年來，域外奇書，沙中殘楮，雖時時介紹于中國，但仍無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保ā吨屡_靜農(nóng)》）體現(xiàn)了魯迅 最初立論時的精當，足以“不悔少作”。魯迅自然也不希望《史略》“是一本有著寂寞的運命的書”（日譯本序），因此無論是撰寫還是修訂《史略》，魯迅都能夠博采中西，力求得當，主動摒棄個人成見，顯示出開闊的理論視野。如“志怪”、“傳奇”的命名和界定，唐傳奇“作意好奇”的評價等方面受到了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的影響，而“講史”一詞來自《都城記勝》《夢梁錄》對宋元說話科目的記載。對明清小說的評論也吸納了同時代學人的最新發(fā)現(xiàn)和合理闡釋。此外，魯迅也能夠虛心接受、理性辨析胡適、鄭振鐸等人的新見，并在此后出版的修訂本、日譯本中肯定他們所做的貢獻。
　　單就《談金圣嘆》一文 能否推出魯迅是否全面否定金圣嘆還有待商榷。因為，文中“（金圣嘆）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的表述，意在告訴讀者，本文并不專旨在文學層面來論述金圣嘆評點的得失，而是“就事論事”（原文）。借題發(fā)揮的文字是否能夠推斷出作者真實命意，還有待考察，就像嵇康雖然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但托孤時仍選擇了山濤。雜文等文學作品固然可以作為考察魯迅學術思想的佐證，但是不能就此評價魯迅的學術理念與成就。
　　魯迅這種謹守文體規(guī)范、不混淆思想啟蒙與學術研究的做法無疑是得當?shù)�，因此也獲得了蔡元培“著作最謹嚴，豈徒中國小說史；遺言猶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的蓋棺論定。
　 　并非所有的學者都能做到這一點。與魯迅形成對照的是，胡適的早期文論因摻雜了太多非學術的意圖而顯得主觀。同是論及金圣嘆，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判語被認為客觀得多。一是就版本而言，提到七十回本是金圣嘆所傳，對他“自云得古本”做了辨析，認為七十回所依據(jù)的本子應仍是百回本。二是對金批“字句亦有小佳處”也給予了肯定。至于金圣嘆偽托古本這一行為，《史略》卻不做褒貶。
　　明確魯迅對學術論文與文學作品的區(qū)分定位后，就可以在兩者出現(xiàn)表述上的差異、評價上的分歧時知道如何處理。
　 　周錫山先生在《魯迅否定金圣嘆評論》中根據(jù)魯迅曾在小說《風波》及雜文、書信等非學術論文中使用過“金批三國”的典故，因此做出“魯迅誤認為此書是‘金 批《三國》’”的論斷。如果與《中國小說史略》中的表述相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魯迅對毛批三國是有明確表述的：“就其序例可見，約舉大端，則一曰改，如舊本……，毛本則云……二曰增，如……，毛本則云……三曰削，如……，毛本則……�！闭f“毛本”，而不說“金本”，這是顯見的事實。竺洪波先生在《為魯迅一辯》中因此回應：“當學術著作與文學作品出現(xiàn)不同的表述時，我們當然要以學術著作的表述為準。在這里，‘小說家言’和‘雜文筆法’是沒有直接論證價值 的�！逼溲源_是。
　　如果深入探討為何會產(chǎn)生這種差異，還應顧及文體的差異，并還原具體的情景。文學性的作品面向的是非專業(yè)的普通讀者，因為在魯迅時代，三國為金批的說法頗為流行，直至魯迅逝世前的當年三月，上海中原書局還出版了署題“圣嘆批評大字足本”的《三國志演義》。魯迅雜文里寫三國是金批，而不是像《中國小說史略》里寫毛批，也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為了避免普通讀者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也就采取流行的說法。因為這些文章的重點不在于傳遞可靠的知識，但學術著作就不一樣，所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采取了符合事實的說法。
　　倘若我們無視“文各有體”，在枝節(jié)上追究文學性作品中的“錯誤”，那么很多作家都可以被指為知識上的“白癡”，因為他們的很多文學性作品都充滿了“事實錯亂”現(xiàn)象�？墒牵�這樣的做法妥帖么？而且，照此 我們完全可以將文學史“顛覆”個“底朝天”，可這樣的“顛覆”意義在哪里？算是對文學史研究的“突破”么？
　　盡管我們十分期待包括小說在內(nèi)的文 學史研究能夠有真正的“突破”，只是如果以否定魯迅及《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價值作為這“突破”的前提，那恐怕也不過是多了份“翻案”文章，少數(shù)幸運的能留存?zhèn)浒�，成為反面典型，大多�?shù)的只能被時間所淘汰。以“五四”以來文學研究、文學論爭的歷程為參照，各種方法、理念的功過得失不能不引起后輩學者的反思。這一點，我們還應向魯迅“不流于情感化”的學術自覺學習，謹守學術規(guī)范，做公允的論斷，方可前有千年，后有千年。這也是此次論爭給出的啟示之一。
　 　行文至此，筆者對竺洪波、周錫山兩位前輩學者為此所做的努力深感敬佩。有爭鳴就會引發(fā)更多的關注，對于我們深入探討如何進行學術研究、如何展開文學批評大有裨益。魯迅生前也不忌憚批評，還主張批就批得徹底，既然開始筆戰(zhàn)了，就不要留情面。想到兩位先生可以以論爭向魯迅致敬，我這個無知小子也就不再因妄議 前輩而過于忐忑。言論不當之處，敬請兩位先生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