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文學：新形勢下文學研究的視角與擔當

　　20世紀80年代，國際上曾經(jīng)興起一股“西域熱”，“西域文學”隨即進入中國文學研究者視野。近年來，隨著中國 “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絲綢之路文學”又受到了文學研究者的關注。但無論是 “西域文學”，還是 “絲綢之路文學”，都是“中華文學”的一部分。“中華文學”曾經(jīng)在絲綢之路上閃爍出耀眼的光芒，當今的中華文學史應該有更廣闊的書寫空間。

　　“中華文學”為“西域文學”注入新內(nèi)涵

　　“中華文學”與“中國文學”在概念和學科上并無抵牾之處。早在90年代初期，這個概念就已經(jīng)被學界使用，并出現(xiàn)了一些研究成果，如侯會《中華文學五千年》、張炯等主編《中華文學通史》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文學”已經(jīng)被賦予了嶄新的含義，并成為研究中華各民族文學、豐富和擴大傳統(tǒng)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然則，將西域文學、絲綢之路文學與中華文學聯(lián)系起來，也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如何定位西域文學、 絲綢之路文學在中華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它們與古代中國的內(nèi)地文學有著怎樣的思想聯(lián)系和共生關系？從當下看，它們作為中華文學的一部分，與世界文學尤其是

　　與中亞、南亞、西亞甚至東歐、北非的文學有著怎樣的思想聯(lián)系？又為中華文學和世界文學分別呈現(xiàn)了怎樣的文學風景和獨特魅力？它們自身所具有的文學意蘊、文

　　化價值、審美經(jīng)驗，能否為當下的“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所有這些問題，既是研究西域文學、絲綢之路文學的重要切入點，也是探討中華文化、中 華文學在當下“一帶一路”建設中應該承擔何種責任的重要思考方向。

　　絲綢之路，有人將其分為“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又被稱為綠洲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等，說到底不外乎陸地和海上兩種，其中又以西北地區(qū)通往西域的絲 綢之路最為發(fā)達。絲綢之路最初的作用，首先是各國之間的經(jīng)貿(mào)往來和商品交換。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不斷征戰(zhàn)中，絲綢之路的路線可能一度發(fā)生過變化，并且軍事上的沖突大多掩蓋了絲綢之路上的文學之光。但今天看來，絲綢之路上曾經(jīng)的戰(zhàn)爭和經(jīng)貿(mào)往來皆已化為歷史煙云，而其衍生的文學、文化產(chǎn)品卻依然閃耀著人類文明的智慧之光。

　　自從張騫鑿空西域以來，文學一直是絲綢之路野蠻征戰(zhàn)中的休止符，是當時各民族和平時期的光明頌歌，是各民族友好往來、和平共處的紐帶和象征。漢武帝《天馬歌》、劉細君《烏孫公主歌》等，都是各民族互相交流的產(chǎn)物。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此類記載較少，但如果將絲綢之路看作一條玉線，中國、印度、波斯、希臘等國就是被串起來的珍珠，文學則是這些珍珠上散發(fā)出來的熠熠光輝。

　　希臘的《伊利亞特》、《奧德賽》，印度的《摩訶婆羅多》，都是廣義西域的文學佳作(張玉聲《試談西域文學特點》，《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對絲綢之路上其他民族的文學影響到底多大，值得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古代三大民族史詩——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蒙古族的《江格爾》、藏族的《格薩爾王傳》包含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其實都具有與希臘、印度相似的文學元素。其他的史詩著作，如維吾爾族的《烏古斯傳》、哈薩克族的《阿爾帕米斯》、塔吉克族的《高爾·奧格里》，都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學作品，同時也是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的結果。在11世紀的時候，西域各民族互相交流和學習，誕生了各民族精神文明的結晶——《福樂智慧》與《突厥語辭典》，尤其是后者，收錄了大量反映當時人民生活、戰(zhàn)斗、愛情的詩歌。另外，絲綢之路帶來的一大貢獻，還有各民族語言的交流�！陡�樂智慧》的作者玉素�！す�斯·哈吉甫就精通漢語、突厥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和粟特語。如果沒有頻繁的文化交流，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絲綢之路上的文學作品，即使產(chǎn)生在古代中國的領域內(nèi)，反映的空間和時間跨度也都很大，具有世界意義�！督�格爾》中主人公的活動范圍，從中國東部的大興安嶺，一直延伸到巴格達。這種敘事結構，與先秦時期的《穆天子傳》非常相似，與《伊利亞特》和 《奧德賽》也有相似文學元素。這似乎證明，絲綢之路上的文學作品，無論產(chǎn)生于哪一個民族，其實都是各民族互相交流、互相學習的產(chǎn)物。在頻繁的物質交換之余，在殘酷的戰(zhàn)爭之后，或者在長期貧窮、困苦的生活條件下，文學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是古代人民很好的精神蘊藉和心靈撫慰。

　　“向西部去”成為文學研究要求

　　然而，絲綢之路上的文學作品遠遠不止這些。西域、絲綢之路曾經(jīng)創(chuàng)造了中華文學的歷史輝煌。但可惜的是，目前對西域文學、絲綢之路文學的研究，還停留在作品、作家介紹的初級層面。而即使這種普及性的“介紹”工作，做得也很不夠。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經(jīng)濟、文化視角正逐步向西部轉移，“向西部去”，正成為一個嶄新的時代課題和要求。西域與絲綢之路上的文學作品，曾經(jīng)在歷史上散發(fā)出耀眼的光輝，今天的文學研究者，有義務在揭示它們的歷史輝煌的同時，挖掘其存在的現(xiàn)實意義。就文學作品而言，西域、絲綢之路上的文學作品，自然有其獨特的文學、文化審美意蘊，但深入其文本、歷史語境，同樣可以揭示這些文學作品在生成與傳播中承擔的政治、文化意義。文學作品的產(chǎn)生，離不開特定的歷史、文化、政治甚至經(jīng)濟與軍事語境。借助西域、絲綢之路上的文學作品，同樣可以揭示中華民族形成、發(fā)展的歷史，并且能夠揭示中華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互相學習、交流、影響的過程。這種有益的文化經(jīng)驗，足以為當下提供歷史借鑒。

　　文學研究意義上的“向西部去”，不僅僅要求研究者關注古代歷史上的西部文學作品，同時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研究者而言，“讀萬卷書”必不可少，“行萬里路”尤其重要。要了解一部作品，必須深入到產(chǎn)生這部作品的地方去，甚至有必要追隨作品主人公的腳步，重走文學作品描寫的路線。這樣才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的內(nèi)容和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有利于更為深刻地體驗作品、人物的歷史觀念、民族感情和文學理想，同時更能激發(fā)民族自豪感。書本經(jīng)驗和實地勘察相結合， 會更新或完善文學史觀。就西域文學、絲綢之路文學來說，要深入探索這些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必須用“中華文學”的概念涵蓋之。這樣就會形成迥異于以往的文學史觀，并且會大大開拓文學研究方法。

　　要理解“中華文學史”的內(nèi)涵與外延，就不能將每一部文學作品 的生產(chǎn)與流傳看得過于簡單，不能將創(chuàng)作者的寫作體驗和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看得過于簡單，也不能將閱讀者的文學審美和鑒賞心理看得過于簡單。古代的許多文學作品，往往并非由一人、一時完成，往往并非由一人憑空創(chuàng)造，有時形成后也不會一成不變，而是經(jīng)過了多種素材剪接、人物改造、文本擴展和情節(jié)衍化，中華文學的魅力就是如此產(chǎn)生和不斷擴大的。中華文學史的豐富和擴大，更加需要各民族文學的參與。在此基礎上，可以開拓我們的文學研究。例如，以文本為例，可以從作品原本入 手，結合文本流傳過程中的改編本、選本、注本、譯本等，綜合分析作品的文學魅力。

　　具體結合絲綢之路上的中華文學，就是努力揭示中華文學在絲綢之路上曾經(jīng)閃耀著的人文和智慧之光，發(fā)掘中華文學在絲綢之路上承擔的特殊意義�！敖z綢之路”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符號，最初可能是經(jīng)濟、軍事、政治承擔著主要作用，但不可否認，文化與文學既在其中醞釀與生成，同時也豐富了人們對“絲綢之路”的神秘向往和想象。尤其是經(jīng)過后世的歷史與文化積淀之后，中華文學已經(jīng)成為“絲綢之路”上最耀眼的珍珠。

　　當前，分享 經(jīng)濟成果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況下，加強文學、文化交流以滿足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各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在“一帶一路”

　　戰(zhàn)略中，經(jīng)濟、技術必不可少，文學、文化則是鞏固和加強各國、各民族友誼的黏合劑。語言學學科已經(jīng)提出“為一帶一路戰(zhàn)略鋪好語言之路”的口號，文學自然也不能缺席。中華文學應該在“一帶一路”戰(zhàn)略中自覺承擔起文化使者的責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