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命名：策略與牢籠

　　當我們被籠統(tǒng)地歸入“70后”、“80后”評論家的時候，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開始，代際命名最初建立時刻的力量會逐漸消散，還是要面對什么是批評家的立身之本 這樣的問題。征象一己之存在，又或者確立不可動搖的觀點，行諸一以貫之的精神，在文學史的視野里承前啟后，這是批評家應該具有的職業(yè)意識和自我要求。

　　以代際命名大概是從”80后”作家開始的，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期煊赫一時的“80后”作家命名引起了諸多社會關注，并且已經超越文 學范圍，成為一種社會現象�？陀^來說，由一個年齡的胎記來標記一代作家，不過是一種大而化之的命名。但在當時卻有一種緊迫的氛圍，面對新生的群體，呼喚一 種迥異于從前的寫作，也是一個社會和寫作本身自我更新的期望。

　　“80后”的命名在各種爭議和紛擾中出爐，十幾年來收編了一眾寫作者(不管是順從還是反抗者)，攻占了無數媒體版面。由“80后”的概念往后補 推出“70后”、“60后”、“50后”的概念，比如距離最近的“70后”，他們大概是這個概念的最嚴重的受害者，并且產生了極大的焦慮和尷尬，他們既不 像前輩作家們那樣擁有豐富的寫作資源和歷史經驗，又不如“80后”那樣是市場的寵兒，并且經歷了黃發(fā)有先生所論述的從媒體命名到自我認可的過程。由一個似 是而非的概念推論出另一個似是而非的命名，并且在使用過程中開始變得自然而然，而且可以預見在沒有更好的命名之前，代際命名還將繼續(xù)大行其道，并一代代延 續(xù)到新生的文學人群的命名中去，真是一件無奈而又怪異的事情。

　　“80后”評論家也在這種集體的對青年一代的期望和焦慮情勢中走來。比如媒體一直在追問為什么沒有“80后”評論家出來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向上追 隨二三十年會發(fā)現學院里、作協(xié)系統(tǒng)、文化圈里較早就出現了一批批文學評論寫作者，他們大概在30歲左右已經收獲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另外就是“80后”作 家對同代人評論家的呼喚，他們的作品甫一出場主要讀者可能是同齡人或者更低齡的人群，然而擁有話語權對之進行命名或者點評的往往是前輩批評家，他們也渴望 得到同代人的體認和批評。云南評論家、出版人周明全推出“80后評論家叢書”，對于這一代評論家的出場和命名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在媒體的認識上和社 會觀感上已經有這樣一個群體存在。

　　“80后”批評家與“80后”作家基于年齡的同代人關系命名，是一個時勢的產物或者也有策略的成分，這個命名也獲得了媒體認可。至于“70后” 評論家，歷史是如此的相同，也差不多是在“80后”評論家獲得命名之后，順延而來的一個稱呼。這個群體中的寫作者，大概也是近兩年才獲得一種自我暗示，我 是一個“80后”評論家，或者“70后”評論家。這也是命名的巨大誘惑，一種可以暫時獲得歸屬的安全感，被命名進去，總比沒被命名要好。當然也有對命名的 不適應和反抗，一個概念就是一個牢籠，意味著抹平差異，放置在同一種標準上，那些擁有自己思想資源和話語方式的批評家應該是拒絕被它所捕獲的。

　　有的時候，我們只是在說話的過程中才發(fā)現我們要說什么。一邊寫一邊發(fā)現事情的價值和意義，一邊寫一邊創(chuàng)造寫作的目標和策略。同代人在我的理解中 差不多等同于一個敘事的策略。同儕、同輩、同學，這種“同”不是沒有道理，首先是年齡和閱歷上的接近，有許多時代記憶是共同的，共同經歷一些公共性事件， 比如1980年代生人所共同經受的社會的變革，市場經濟的轉變，大眾文化的興起，共同的影像觀看記憶，流行歌曲，網絡文化，九年制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收 費、計劃生育、“非典”等等，這些記憶和事件喚起的是對世界的觀察和理解上有親近感。其次，也是一種責任感，把我們共同經歷的生活轉化成審美意象和形式， 獲得他人的注意、傳播和認同；把一代人對歷史的隔膜或者試圖建立想象性關系的熱望表述出來。另外還有面對前輩作家和評論家的壓力，總是被期望著成長甚至反 叛，卻永遠也長不成別人期望的樣子，于是建立一個最大公約數的共同體成為必然。所以，“80后”批評家這樣的命名并不是完全的虛假概念，它有著可逆的道路 痕跡可循。由此而反推出的“60后”、“50后”批評家，他們的內部分野和差異更明顯，尤其是不同價值觀念之分，比如“左”、“右”之分，讓這種以年齡劃 分的代際稱呼略顯無力。而對于“70后”、“80后”批評家，在沒有更大的思想分歧和更具有個人標志性概念出現之前，強調他們的代際標記只不過是一種暫時 現象，該消失的自然會消失，如果不消失那就是他們自己的失敗。

　　1980年代出生的評論家?guī)缀醵际菍W院培養(yǎng)出來的，接受過系統(tǒng)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文化教育，在面對經典和傳統(tǒng)上與師輩并無多少捍格，可以說是 被有意識培養(yǎng)的傳承者。在梳理20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時，使用的概念、話語系統(tǒng)和問題意識，都幾乎是承續(xù)而來，在長期教育和學習過程中，經典的研習和文明 必須被承接的部分都成為習慣。作家反而是“來歷不明”的人，尚未形成如評論家這樣的養(yǎng)成模式，他們最有可能違背既定秩序而“大鬧天宮”。選擇什么樣的作家 作品對于批評家來說格外重要，他們的敘事會提供更新的審美體驗。每一代批評家都不可能是面對某個同齡人群體的，但這個群體的確提供了一種理論落地的可能 性，在一百年、幾百年的意義上，我們可能都是同時代人，面對同樣的時代難題和個人成長的問題。1980年以后出生的批評家，即使在同齡人這個最基本的問題 上，我們并沒有獲得足夠的自覺和反思，比如對于共同經歷過的生活、意識形態(tài)、不同群體之間思想的碰撞沖突，并沒有在理論上獲得足夠的描述、提煉和理論上的 提升，對于同齡人的寫作，也僅僅是在關注的層面上給予闡發(fā)。作為一個同齡人去評價作家的作品，往往帶來同情之理解，也會單點放大我們自己的一隅之困。我們 使用的同齡人概念其實遠遠小于阿甘本的同代人概念：“那些試圖思考同時代性的人只能通過使同時代性破裂為數種時間，通過把本質上的非同質性引進時間來對它 進行思考。那些言說‘我的時代’的人事實上也在分割時間——他們把某種停頓和中斷寫進時間。但確切地說，正是通過這種停頓，通過把當下插入線性時間惰性的 同質性，同時代人才使得不同時間之間的特殊關系開始運作。如果說，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打破時代脊骨(或至少在其中發(fā)現斷層線和斷裂點)的，恰恰就是 同時代人的話，那么，他也在此斷裂中造成時代與世代的會場或遭遇�！�

　　批評最大的意義在于警惕和自我警惕，就像薩義德說的知識分子，既不是調節(jié)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 愿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tǒng)者的說法或做法。評論家對于以時代劃分和命名的方式，既要認識到它的策略和方 便選擇的要義，也要警惕它本身包含的平庸和失語。僅僅就當代文學而言，相比于新時期文學批評家們的更換話語方式，引導和推動新的寫作方式，或者90年代對 于個人化寫作的推動，積極倡導“重寫文學史”、“人文精神大討論”、“文化研究”，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批評家還缺少這種主體意識較強的自覺理論建構， 當然不能否認作為個體的評論家超越這種年代命名方式，獲得對文學和時代發(fā)言的空間。

　　當我們被籠統(tǒng)地歸入“70后”、“80后”評論家的時候，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開始，就像你因為生理上的女性而被歸為女性批評家一樣，而女性意識有 沒有建立是另一個問題。代際命名最初建立時刻的力量會逐漸消散，還是要面對什么是批評家的立身之本這樣的問題。李健吾先生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一文中認 為，“一個真正的批評家，猶如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最后決定一切的，卻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種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種完整無缺的精神作用，猶如任何創(chuàng)造 者，有他更深的人性提煉他的精華，成為一件可以單獨生存的藝術品。他有他不可動搖的立論的觀點，他有他一以貫之的精神。如若他不能代表一般的見解，至少他 可以征象他一己的存在”。征象一己之存在，又或者確立不可動搖的觀點，行諸一以貫之的精神，在文學史的視野里承前啟后，這是批評家應該具有的職業(yè)意識和自 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