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當代啟示

    在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為中國的現(xiàn)實提供“有效”的知識供給這一時代要求的背景下看，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對當下有著特殊的啟示性意義�！吨v話》歷史地表明了符合中國的文化生產的實際有效知識是怎么“產生”的�！吨v話》及其重要理論命題的形成，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錘煉過程，惟其是這樣一個過程，其命題和理論提法才經(jīng)得住實踐的考驗，也因而非常典型地呈現(xiàn)出“有效知識”的生產機制。
　　如果我們可以把《講話》作為一個結點，把中國新的文化藝術理論和實踐以此結點分出一個“之前”和“之后”，那么我們就能在歷史語境中很好地理解民族的、革命的文藝理論的有效知識是什么了。從鴉片戰(zhàn)爭，經(jīng)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的“內部”大體可以說是舶來學說的“走馬場”。物學進化論、政治學契約論、美學悲劇理論、審美心理學、文學社會學、“為藝術而藝術”、“感覺主義”，當然還有作為舶來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它們各自有著自己的受眾陣地、刊物，相互之間也有辯駁。一時間，不但“批評”“繁榮”，“批評的批評”也很“繁榮”——但終究作為“理論”內部的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然而，“理論”不是用來招徠受眾的，也不是純粹為了解釋純文藝現(xiàn)象的。只有具有切合中國文化再生、新生的歷史需要的理論創(chuàng)造才能不爭而“自證”。無疑，魯迅及其同道者就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他們在創(chuàng)作實踐和理論總結和介紹工作中摸索并堅持著徹底不妥協(xié)地反對封建文化、買辦文化和為廣大人民群眾鼓呼的方向。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同志敏銳地將這一方向理論化地表述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并在《講話》中再次將之提升為一種嚴謹?shù)睦碚摫硎�，使之從“自在”的狀態(tài)成為“自覺”的理論話語。也正是在《講話》之后，為人民服務的文藝理論觀才成為了一面昭示文藝實踐方向的革命旗幟，從而有效地使新文化建設與中國革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讓“人民”在“理論”(不僅僅是“文藝理論”)上成為了真正的歷史主體，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根本地創(chuàng)造了中國全新的現(xiàn)代乃至當代文化的面貌。
　　如果我們從《講話》形成本身的歷史來看，則能更清楚地看到，這種有效知識的形成確乎如“沙里澄金”，絕非一蹴而就，而是具有強烈實踐感、歷史使命感的理論思考綜合歷史的、社會的、民族的、文藝的、文化的諸多現(xiàn)實因素，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這些現(xiàn)實因素之后作出的具有歷史高度的理論表述。對的形成，有大量專門的研究，我們沒有辦法在這里詳細的呈現(xiàn)，但可以大致勾勒出幾個“結點”，即1936年、1938年、1942年。從1936年開始，黨的一系列文藝方針和政策都明確地強調“人民”的主體作用。1938年4月10日，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提出，“山頂上的人”的原蘇區(qū)文藝工作者和由大城市赴延安的被稱為“亭子間人”的文藝工作者，彼此都應當去掉自大主義，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時代去發(fā)展廣大的藝術運動，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針指導下，實現(xiàn)文學藝術在今天中國的使命和作用。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新階段論》報告，在抗日新形勢下，提出“廣泛發(fā)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chuàng)辦敵前敵后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的文藝方針。1940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論述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大眾的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方向，形成了科學的(吸收中外古今)、大眾的(為民眾服務，以民眾為源泉)、民族的(經(jīng)過民族形式改造)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理論表述。直至1942年5月2日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同志在經(jīng)過了與作家、文藝家、文藝工作者直接互動、充分交流廣泛討論的基礎上于23日做總結講話。其后又經(jīng)約一年時間的“打磨”，以文本形式發(fā)表，構成了解決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關系問題、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內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問題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經(jīng)典表述。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生動地證明了，理論的生產絕不是“理論內部”的活動，而是革命實踐感、歷史洞察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恰當而有效的結合的成果。這是對理論和文藝理論工作者在新時代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