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還原中反詰與叩問現(xiàn)實

——高建國非虛構長篇《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jīng)典》的思想精神建構

　　與所有的傳記作家一樣，高建國亦難脫還原歷史真相之窠臼，而且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在史料的搜集與挖掘上所下的工夫讓我驚嘆不已。但史料的翔實并不是評價一部傳記優(yōu)秀與否的標準，它是傳記文體的應有之義。歷史所蘊含的復雜意味與內涵才是作家所要著力之處，因為它幾乎決定著作品所達到的品位與高度。問題是，意味與內涵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或為歷史所固有，或漂浮為歷史的表象，它常常被歷史的風塵所遮掩，甚至湮沒，以至于消亡；它的復活與重現(xiàn)，有賴于作家的思想深度與價值取向。歷史與作家在非虛構類文學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其實也是一場生死之博弈，能否從浩如煙海且斑駁蕪雜的史料中跳脫出來，進行獨具慧眼的審視，考驗著作家的思想能力是否足夠強大。

　　對作家而言，歷史并不是歷史本身，它的言外之意是顯而易見的。1939年5月5日凌晨，新四軍一支隊6團東進長江以南、滬寧鐵路兩側、武進以東直到上海的狹長地帶，在日偽心腹地帶開辟根據(jù)地的傳奇歷史，其意義與價值當是早有定論； 20世紀60年代初描寫這一歷史傳奇的滬劇《蘆蕩火種》和移植改編的京劇《沙家浜》雖有現(xiàn)實政治的干預，但半個世紀之后仍然為人們所喜愛，其作為現(xiàn)代戲在中國戲劇史上的地位似乎亦無法動搖。高建國并沒有駐足于對這兩段非凡歷史的還原，而是獨具匠心地用“一顆子彈”將它們巧妙地勾連起來，進而鋪排開去。新四軍東進的歷史因一部紅色經(jīng)典(我亦覺得兩部更為準確)向未來無限延展，而歷史的元素在戲劇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持續(xù)發(fā)酵與變異，讓它們所蘊含的復雜意味在不斷地生成中而愈發(fā)地豐厚起來。其實，上述這一風云激蕩的歷史，因為戰(zhàn)爭、藝術與政治的相互滲透與扭結而頗具傳奇色彩，能夠真實地還原已屬不易；但高建國顯然不滿足于此，他試圖以政論體報告文學的文體形式渾融政治話語和文學敘事，在歷史的還原中反詰與叩問現(xiàn)實，進而實現(xiàn)對當下社會思想精神的建構�！耙磺袣v史都是當代史” ，在我看來，歷史就是通過這樣一種轉譯才有可能達成它的歷史性。

　　1957年，曾任20軍59師文化科副科長的崔左夫，遵當年淮海戰(zhàn)場上劉飛之囑深入陽澄湖地區(qū)采訪，并意外地獲得了1939年“江抗”東路36個傷病員在陽澄湖堅持敵后斗爭的簡要材料，然后寫成了紀實文學《血染著的姓名》 。一年后，上海人民滬劇團的編劇文牧和曾在新四軍浙東縱隊擔任文化教員的上海人民滬劇團支部書記陳榮蘭以此為基礎，創(chuàng)作了影響巨大的滬劇《蘆蕩火種》 ，之后又被移植成京劇《沙家浜》 。一部紅色經(jīng)典由此而誕生，然而新四軍東進江南敵后的斗爭卻被不經(jīng)意地擱置。復原新四軍東進江南敵后的斗爭以及十年后的滬劇《蘆蕩火種》與京劇《沙家浜》的歷史經(jīng)緯已經(jīng)是一個不錯的寫作視角，敵后武裝斗爭與紅色經(jīng)典的創(chuàng)作歷程，都將吸引讀者探究這一被遮蔽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真相的興趣。但高建國并沒有按照這一極富美學意味甚至戲劇結構的路徑來完成自己的文學敘事及精神尋訪，他甚至也沒有刻意描摹葉飛等將士們所經(jīng)歷的驚險故事。讓我頗感意外的是，他在鉤沉和打撈那些被歲月風塵所遮蔽的將士們的生命存在方面用力頗深。為他們立傳的背后，卻是要凸顯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所蘊含的最富時代氣息的英雄精神，這無疑是一種有擔當且有難度的寫作。這種擔當與難度不時尚，也不娛樂，卻彰顯了軍旅文學獨特而崇高的思想主題與審美內涵。 《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jīng)典》對當下的中國文學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獨特價值，而歷史正是在這種向度上才最終獲得了朱光潛所著力闡發(fā)的歷史性。

　　陳榮蘭與文牧創(chuàng)作滬劇《蘆蕩火種》之初的傳奇定位并沒有錯，這是由生活本身所決定的，也是這出戲著力講述阿慶嫂為掩護新四軍傷病員，與敵人斗智斗勇的傳奇故事的原因。從刻意書寫抗戰(zhàn)傳奇，提升為表現(xiàn)我黨抗戰(zhàn)的戰(zhàn)略思想，顯然深化了戲劇的思想主題；但北京京劇團的移植改編強調軍民魚水情的同時，突出武裝斗爭，用武裝的革命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戲的結尾要從正面打進去，這一思想無疑賦予了紅色經(jīng)典揭示歷史本真和重啟歷史回聲的高貴品質，使創(chuàng)新探索中的京劇現(xiàn)代戲最大限度地逼近和揭示出歷史真實的本相。這一改編，不僅為劇情和結構的重要調整厘清了思路，而且使全劇的主題和思想有了很大提升。毛澤東提議的《沙家浜》這個劇名，也在洗盡鉛華后更富于文學色彩。無論滬劇《蘆蕩火種》 ，還是移植改編的京劇《沙家浜》 ，以及此前的紀實文學《血染著的姓名》 ，都將陽澄湖蘆蕩里的36個傷病員作為表現(xiàn)的重點。高建國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讓劉飛難忘且耐人尋味的歷史元素，他在《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jīng)典》中重新審視那段歷史，細致爬梳《蘆蕩火種》和《沙家浜》不同尋常的創(chuàng)作歷程，一縷朦朧于心頭已久的思緒在升騰中漸漸變得清晰。

　　高建國以設問的方式三問歷史：“一、在湖蕩棋布、日偽如麻，又無山林隱蔽之利的平原水鄉(xiāng)，是什么神奇力量支撐‘江抗’挺進敵后，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開辟鞏固了抗日游擊根據(jù)地？二、親歷土地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曾身經(jīng)百戰(zhàn)且三過草地的劉飛，幾十年揮師克敵可圈可點之處可謂多矣，但為什么對堅守陽澄湖敵后斗爭這段歷史情有獨鐘？三、是一種什么力量，驅使劉飛透過陸離斑駁的戰(zhàn)爭圖景，看到了《蘆蕩火種》的價值，并且在幾十年風雨兼程中癡情不改，始終如一關注和支持反映蘆蕩斗爭的紅色經(jīng)典的創(chuàng)作？ ”這三問無疑是《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jīng)典》的思想核心與價值意義所在，彰顯了高建國作為作家的強大的哲學思辨力和題材吞吐力。

　　《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jīng)典》對歷史與當下思想精神建構的獨特與深刻，喚起了我對紀實文學或曰非虛構文學的敬意與期待。近年來，中國文壇上的非虛構寫作似有潮起之勢，其對事實真相的逼近與揭示，是虛構文學難以企及的文體優(yōu)勢。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阿列克謝耶維奇，亦凸顯了非虛構這種文體的意義和價值。如今，當年陽澄湖上的生死較量早已漸行漸遠，籠罩紅色經(jīng)典的政治風云已云淡風輕，但當下社會思想精神的孱弱與匱乏卻讓我們不能不重新懷想過往的歷史。重返歷史或許并不能夠直接改變當下的社會現(xiàn)實，但當下的社會現(xiàn)實卻一定會在歷史的隱喻中沾染上些許適宜人們棲居的理想與詩意。從這個意義上說，高建國對歷史本相的探尋和反詰、對時代精神的建構與叩問無疑是寶貴的、稀缺的、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