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屬于認識問題，而不是其他” ——懷念陳虞孫先生

　　1965年11月，在讀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后，我頓時產(chǎn)生兩個想法，一是海瑞是中國歷史和民間傳說中出名的清官，連這樣的清官也要否定，那么，中國歷史上還有什么樣的人可以肯定呢？第二，歷史劇中有退田、平冤獄，就說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反映，這樣看待歷史劇，將會產(chǎn)生多大的麻煩？幾天后，我抑制不住這些想法，就寫了《也談<海瑞罷官>》。但是，我又覺得心有不安，姚文元是什么人？他會錯嗎？再過幾天，我想出用一個筆名“馬捷”來署名，我天真地以為，如果自己的觀點錯了，別人也不會知道就是我了。這樣，我就把稿子投寄給文匯報社，同時，我附了一封信，說明自己是敬業(yè)中學(xué)的高二學(xué)生，如果自己的觀點錯了，愿意重新好好學(xué)習。

　　三天以后，班主任通知我馬上到文匯報社，那里有人找，并給我一張紙條。隨即，她問我究竟有什么事。我就說，自己不同意姚文元的觀點，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頓時，班主任臉色大變，斥責我知道什么，班上一些同學(xué)也圍了過來，露出不屑的神情。我也開始緊張起來，心想大概闖禍了，并開始后悔寫了這么一篇文章。

　　到了圓明園路149號文匯報社，我按照紙條所指找一位閔姓同志。很快，他帶我上了電梯，然后走進一個房間。我注意到，門的上方有一塊小木牌寫著：總編輯室。一位有些年紀、中等身材而清癯，兩鬢微微染霜而雙目炯炯有神的老人正等著我。他好像很隨意地先問了我怎么會寫這篇文章的，父母親是干什么的，然后就拿出我的稿子，明確說文章我們要用，但是要修改。其實，在路上我就想好了，盡可能把文章要回來，就當沒有這回事。現(xiàn)在，一聽可以修改，我趕緊說，那就可以把我的稿子還給我？老人很爽快地回答，可以呀。我把文章寫在綠線條的四眼活頁紙上，這時我注意到，上面用紅鉛筆劃了很多線條。

　　拿回了稿子，我有些心花怒放，很快答應(yīng)我會重新寫一篇。老人站了起來，指了指我的文章說，寫文章要擊中要害。說著，他還把右手握成拳頭，收了回來，又輕輕伸了出去。

　　我緊緊握住老人的手，輕輕問，您是總編輯？老人點點頭笑了笑，然后輕輕說道：陳虞孫。

　　回到家里已經(jīng)很晚了，我趕緊寫起了文章。在路上我已經(jīng)想好了，這回就用讀者來信的方式，請教兩個問題。當然，態(tài)度變得溫和得多、也謙虛得多。

　　第二天一早，我把改寫的稿子送到文匯報社，還是閔姓秘書接過了這篇東西。

　　真的沒想到，四天以后，文匯報在“關(guān)于《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1”的通欄標題下，左邊是一篇“編者按”，而右邊就是我原先的《也談<海瑞罷官>》，署名“馬捷”，我頓時大吃一驚。班級和學(xué)校很多人已經(jīng)知道這件事的前前后后，也很奇怪，有人還問我，你原先這篇文章不是已經(jīng)要回來了嗎？我那時哪里知道，文章可以排成小樣留存，原稿要回來又有什么用？我按捺不住自己緊張的心情，就打電話給閔姓秘書，他回答我四個字：我們需要。

　　一開始，關(guān)于《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還有持續(xù)不斷的反駁姚文元的文章，漸漸地，支持姚文元的越來越多、斥責吳晗的也越來越多。當解放軍報在轉(zhuǎn)載姚文元文章時的編者按發(fā)表后，事情幾乎是明朗化了。解放軍報明確指出，《海瑞罷官》是株大毒草，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于是，我的壓力倍增，甚至，市團委、市教育局都不斷有人來找我，調(diào)查了解我是怎么會寫出這么一篇反對姚文元的文章的。同時，學(xué)校和班級對我的各種指責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強烈。

　　我覺得有些受不了了，就接連寫信給陳總編輯，談了自己目前的處境與壓力，并深深后悔自己怎么會去寫這么一篇文章。

　　沒想到，沒過幾天，陳虞孫總編輯就親筆給我回了信。這是用毛筆蘸了藍黑墨水，寫在文匯報紅字信箋上的：

　　以鑫同志：

　　你的兩次來信我都收到了。你目前的處境和心情我是能夠理解的。

　　這次“海罷”討論，你屬于認識問題，而不是其他。但是，你要從中吸取教訓(xùn)，改弦易轍。我相信，這對你未必是件壞事。

　　祝你進步！

　　陳虞孫

　　在信的底下，還有一行字：

　　又：你可將此信給你們校領(lǐng)導(dǎo)一閱。

　　當時，我只是讀了一遍，就流出淚來，我為陳總對我的關(guān)心而深深感動�！罢J識問題”四個字，也對我文章的性質(zhì)定了性。

　　也許，當時敬業(yè)中學(xué)的領(lǐng)導(dǎo)正因為有了陳虞孫總編輯明確的說法，而對我網(wǎng)開了一面。過不多久，我向陳總詢問，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寫一篇重新認識的文章？心里并無把握。不料，陳總同意了我的請求，還派了一位姓鄭、一位姓石的編輯在報社與我談話，指導(dǎo)我怎么寫這篇文章。

　　我知道，這都出于陳總對我的關(guān)心和愛護。

　　緊接著，形勢急轉(zhuǎn)直下，重新寫文章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1966年夏天以后，“文革”風云席卷大地，學(xué)校紅衛(wèi)兵、大字報以及所謂的新生政權(quán)把我當成了運動后期一定要處理的學(xué)生中的右派分子、反動學(xué)生。

　　我在萬般無奈和痛苦中，有機會就躲開學(xué)校，在上海的一些高校和文化團體閑逛。一天，我又來到圓明園路，想到曾經(jīng)來過的三次，又懵懵懂懂地進了文匯報社的大門。

　　就在走廊上，我看到雜志大小的紙面上，有鉛印的縮小了的大字報，其中就有責問陳虞孫為了保護馬捷，深夜找他談話、面授機宜，還別有用心地給他起了一個筆名的內(nèi)容……這是哪兒跟哪兒呢？我既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深深內(nèi)疚，因為我牽連了陳總！

　　我情不自禁地向樓上走去。突然，我驚呆了，就在一個樓梯拐角，我看到了陳虞孫總編輯。他戴著一頂咖啡色的呢制鴨舌帽，一副袖套，胸前還掛著一只圍袋，而手里是一把掃帚，就這么站在廁所門邊！我望著陳總，沒有上前，顯然，他也看見了我，兩人的目光還對視了一下。我知道，陳總也落難了，也已經(jīng)被打入另冊而備受凌辱。我的眼淚涌了出來，只是再對望了一下而快速下了樓梯。

　　一個是在辦公室與我緊緊握手的陳總，一個是站在廁所前受辱的陳總，兩個形象在我的腦海永遠定格，成為我永遠的懷念。

　　在整個“文革”十年中，反對過姚文元的罪名就像一道陰影緊緊跟隨著我。每逢有人問起，或者追問這件事時，我總是用陳虞孫總編輯當年給我信中的四個字來回答，“認識問題”幾乎成了我的護身符。確實，當我說出這四個字和陳總的信，對方總會從將信將疑，轉(zhuǎn)為驚訝，而停止了詢問，然后是緘默。

　　就這樣，陳總的信和說法，一直在保護著我。

　　我一直有個愿望，要把陳總寫進我的書中。終于，以陳虞孫總編輯為原型的人物形象，在我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紅藍黃三部曲》(《紅潮滾滾》《藍天浮云》《黃花堆積》)里貫穿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