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向東和他的《站起來說話》(雷達)

　　衣向東是我在魯迅文學院帶的學生，他們那一屆，應該叫魯一級吧，記得分在我名下的除了他，還有王松、雪漠、林那北、劉繼明、風馬等人。那時的學期比現在長，導師們與自己指導的學生接觸機會也多，交流也多。最近，衣向東把他的新作長篇小說《站起來說話》鄭重送給我，希望我能談些看法。我覺得衣向東作品雖多，獲獎率頗高，但評論他的文章還真不多，于是，看了書，寫了一些話，表達我的看法。

　　應該說，衣向東是當今文壇一位實力很強的中年作家。他非常勤奮，在一些飯局和集會上很難見到他的身影。大多數時候，他似乎游離于文學圈之外，不是看書寫作，就是拿出一定時間體驗生活。這些年來，他創(chuàng)作了大量小說和劇本。已發(fā)表30多個短篇、30多部中篇、6部長篇小說。他先是專心寫軍旅文學，像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吹滿風的山谷》，獲老舍文學獎的《初三初四看月亮》，獲解放軍文藝大獎的《小鎮(zhèn)郵遞員》等，都屬此類創(chuàng)作。轉業(yè)后，他的主要精力轉向了鄉(xiāng)土創(chuàng)作直至都市寫作，于是有了《過濾的陽光》《陽光漂白的河床》《電影哦電影》等知名中篇，文筆綿密、委婉，有內在的感染力。最近幾年，以《牟氏莊園》為代表，他的主要精力似乎又轉向了影視文學與長篇小說的“雙棲性”創(chuàng)作，同樣獲得了一定成功，當然，這一轉向不是沒有值得商討之處。

　　總的看來，衣向東的小說多以寫小人物為主，貼近生活，故事性強。有人歸納他的特點是，“溫暖感動、善良真摯、詼諧幽默、凄美感傷”，我看說得還比較貼切。我認為，衣向東是個喜歡采用貌似平淡的敘述方式的作家，甚至是帶點兒壓抑感的述說；然而他把自己的情感盡力壓在平淡的敘述之下，追求一種內力——內在的情感張力，直至噴薄而出，時有催人淚下之力。他的小說感人的另一秘密在于，他喜歡營造氛圍，用一些畫面感很強的光和影，弄出一些詩意來，讓人讀來有種溫馨而感傷的沉醉。

　　他近期代表性的長篇小說是《牟氏莊園》和《站起來說話》。兩部的類型、寫作路徑都很相似，都是家族小說，卻是一南一北。《牟氏莊園》寫的是膠東棲霞全國最大的土地主牟家；《站起來說話》寫的是江南望族小港李家，一個聲名赫赫的實業(yè)家族。兩部小說都有題材原型，兩部小說都拍成了電視劇。長篇小說《牟氏莊園》已為不少讀者所熟悉，它寫風雨如磐的20世紀20年代，大地主牟氏家族由新寡的少奶奶姜振幗掌起了門戶。姜振幗一心光大祖業(yè)，雖有家族內部的傾軋、官府軍閥的欺壓、土匪盜賊的洗劫、日本鬼子的侵凌，倔強的姜振幗還是能夠鎮(zhèn)定自若，帶領家族度過重重危機。她忍受著內心的孤獨、寂寞和壓抑，苦苦掙扎了多少年。最后，姜振幗目睹繁花凋零、家族敗落，遂在一個細雨連綿的黃昏飄然而逝。正如批評家陳曉明指出的，衣向東的這部作品顯示出獨特的魅力，他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對多種歷史情境和多重矛盾關系的揭示、對男權歷史的尖銳批判、對中國近現代轉型的困境的描寫，顯示出他的獨特性和深刻性。

　　現在我們著重看看《站起來說話》。這一部小說的主角不是女的，是男的，是江南望族李家的老三李牧濤。辛亥革命中李牧濤曾自己組建軍隊支持孫中山，當時的蔣介石和張宗昌只是他手下的小團長；日軍攻占上海和南京，他又組織抗敵救援隊，給前線的中國軍隊將士們運送物資……在家族內部，李牧濤被李家掌門人、大哥李牧水看作是“不務正業(yè)”，兄弟兩人矛盾重重；在家族外部，他面對的是袁世凱的親戚袁開福和虎視眈眈的日本侵略者。盡管經歷了無數挫折和迷茫，李牧濤并沒有放棄振興中華民族的理想和抱負，在“二次革命”失敗后，轉而走上了實業(yè)救國的道路。年逾古稀的他，最終加入革命隊伍。

　　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交戰(zhàn)，是光明與黑暗的對抗。我們看到的是李牧濤的一腔愛國熱血，是一個家族的不屈形象。李牧濤這個人，在家庭與社會當中都負有道義、責任，表現出一種真誠、善良、浪漫、熱情的美感。從故事層面看，小說主要圍繞李牧濤和三個女人展開。與其說李氏家族的愛國主義精神體現在幾個男人身上，不如說他們背后幾個優(yōu)秀的女人作用更大。秦夫人的明達，李牧濤之妻王楨的賢良，袁月(李牧濤第一位情人)的超脫，吉歌(李牧濤第二位情人)的愛而無所求，雖然三個女人共愛一個男人，卻并不像以往經驗中一夫多妻的嫉妒、陷害、爭寵，而是互敬互讓、彼此理解、相安無事，這種情操是高尚的，充分彰顯出一種超越肉體的感情圣歌，顯出了新舊觀念的交替與互補，顯然帶有作者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最感人的還在于，袁月的父親袁開福是李家的死敵，幾次制李家于死地，秦夫人并沒有因為這層關系拒絕兒子李牧濤與袁月相愛，臨終時確定了她的名分，讓人驚嘆秦氏超常的明達，作品的感情在此也推向高潮。作為小說，它的確為影視腳本提供了一個好基礎。

　　《站起來說話》比較“好看”。一是感情飽滿，字里行間有一種濕潤感。人物性格各異，各個人或浪漫、或現實、或開明、或憂郁，各個面較為單純，沒有復雜多元的描寫。二是作家把故事的文眼放在眾多人物的命運上，流暢地編織了一個精彩故事，沒有晦澀的語言，以自然從容的筆調，疏密有致地布置了一個“夢境”，滿足了讀者的閱讀——觀賞期盼。這些也是很適合電視劇的。

　　我看作品還有一個亮點，那就是對孝道的抒發(fā)。孝道作為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道德，其精華部分是中華民族的美德，應該發(fā)揚光大。這種文明曾被錯誤地批為“腐朽”，而衣向東對孝道文化有著特別的依戀，并把這種依戀表達得熱烈飽滿，分寸把握有度，使其成為作品動人的根源。他所表達的孝道并不是惟母獨大、惟母獨尊，而是母愛子、子尊母的感人關系。

　　這部小說給我總的感覺是，打造勻稱，挑不出明顯毛病，該出戲時出戲，該煽情時煽情，卻總覺得缺了點什么。缺什么呢？想了很久，終于悟出，這作品缺少生命的根，缺作者與對象之間的血肉淵源。這樣說是不是因為，寧波有關部門一直想把當地的江南望族李家用小說和電視的式樣呈現，看中了衣向東，此作屬遵命之作？是，也不是。不是說我們原先喜愛的小說家就不該寫電視劇，不是說任何作家都要寫故鄉(xiāng)，都得有個“原鄉(xiāng)”才行。事實上，多變的題材，或聽來的故事，甚至法庭上的案件，都有可能衍化成為文學史上的杰作。但現在的這部作品，確存在太過沉迷于演繹故事，人物感情動作和心理動作的刻畫不夠細致入微、深刻豐滿。換句話說，這部作品有一種工匠氣。手藝是不錯的，光滑、流利、完整，只是缺少我上面說的生命的根。這只要和衣向東以前的作品一比，就清楚了。

　　當然，作家有選擇自己生活與創(chuàng)作方式的自由，我無權在此指手畫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