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小說的歷史情懷

　　在一個文學消亡之聲不絕于耳的時代，教授小說的紛紛問世，使我們不得不打破“就文學談文學”的思維定勢，跳出慣常的文論與批評的學科界限，從非文學的視角，譬如說從社會歷史的視角來閱讀和研究這些作品。這里，以肖君和的《龍須山》為例可以看出，這不僅是一部家族史詩，而且也是一部民族史詩。

　　肖君和以家族史為主要線索，并且融進了自傳體長篇小說的成分創(chuàng)作了《龍須山》。近百年來，肖君和家族曾經出現過好幾位杰出人物，可是，在百年風云變幻中，不僅肖家發(fā)生了遽變，肖君和的老姑父家、外公家也都各自亦喜亦悲地演繹了家庭正劇。這些變化無不具有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意義，只需如實記載下來，便可以折射我們民族在這一歷史階段中的深刻變化。因此，作者以肖家、李家和裴氏家族史作為這部小說的主要線索，對近百年來的中國社會歷經的風風雨雨，進行了長焦距、寬幅度、大寫意式的宏觀描繪。

　　在那些社會動蕩不安、世事變化無常的歲月里，三個同氣連枝的家族，幾代血脈相連的老老少少，在各種社會力量的生死博弈過程中幾經沉浮起落，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南方鄉(xiāng)村的角角落落，都在這些人物的一顰一笑之間展露無遺。作者筆下的須道厚，可謂遍歷人情冷暖、世道澆漓，是一個既普通又特殊的中國農民，他的人生際遇，可謂是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在20世紀充滿苦難卻又多姿多彩的現實生活的生動寫照。

　　當然，作者在塑造這些人物形象時，幾乎所有的細節(jié)、所有的描寫，都包含著理想化的虛構因素和想象成分。即便是須道厚、龍明惠、龍亢然這些以直系親屬為原型的人物，甚至以作者本人為原型的須知仁，作者也為其賦予了濃厚的虛構色彩。例如，以作者本人為原型的“大伢”，便體現出作者對生活與藝術關系的深刻理解，肖君和并沒有依照自己的真實人生經歷放手潑墨，而是極為審慎地選取了生活中的一些具有文化意蘊或包含審美趣味的場景加以描寫，對那些曾經決定他人生命運的事件，作者的態(tài)度卻極為客觀，譬如，須知仁的入獄和平反，這樣一些大悲大喜的戲劇化火熱場面，作者都以文件、書信等當事人缺席的方式進行冷處理，這種包含反思性的側面描寫，雖有拘泥史實之嫌，且使小說情節(jié)的生動性蒙受一定損失，但在表現效果上卻顯得更真實、更深沉、更理性，因而也更貼近《龍須山》整體上廣博厚重、莊嚴質樸的史詩風格。

　　首先，須道厚是一個“不愿當地主可又當了多年地主的人”。在歷史大轉折時期，他身上承載著各種社會勢力交相作用的大量信息，無論迫不得已還是心甘情愿，新舊社會正反兩個方面的具體政策和文化觀念，都會對地主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產生巨大沖擊。作者坦言，選地主來當主人公，是從肖洛霍夫那里獲得的靈感。

　　其次，須道厚不愿當地主卻又當了多年地主的經歷，這恰好有助于說明在世紀的時代巨變過程中，個人很難把握自己的人生和命運，而他的曲折變化的人生命運又折射出世紀風云的變幻。不言而喻的是，須道厚的原型源于作者的親見親聞，是現實生活賜予的創(chuàng)作源泉，舍此，作者的虛構與想象便會失去依憑，藝術形象將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第三，選擇須道厚做主人公有助于頌揚“人的解放”。作者本人的曲折經歷和他身邊不少親戚朋友的親身經歷，使肖君和對“人的解放”有刻骨銘心的深切理解！正如作者所說的，沒有改革開放帶來的人的解放，就沒有肖君和的今天，作者旗幟鮮明的宣稱，要通過對須道厚及其子孫后代，以及其親友們的形象塑造來頌揚這種人的解放。

　　須道厚最親近的那些人，包括他的妻子龍明惠、李翠花，他的好友肖為民，他的姑父李耿人、岳父龍亢然、爺爺須玉成、三婆婆須三太、父親須從巒，他的子孫后代知婧、知俚、智俚、大伢、二伢、三伢、新俚、愛紅、正弟等，這些小說中知冷知熱、貼心貼肺的父老鄉(xiāng)親，在現實生活中原本就是作者精神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作者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內心深處的想法無不了如指掌，凡此種種，形諸筆墨，無愧于史詩風格作品的鮮活生動、深切明著。

　　肖君和本著“為歷史存真”的寫實原則，盡可能地將個人記憶中的歷史現實原原本本地打撈出來，使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史景觀更加真實可信。作者的這種嚴謹的現實主義精神，使《龍須山》具有深厚的“史補”意義與悲愴的史詩品格。但我也注意到，學者寫論文講究論從史出，寫小說往往也講究于史有據，我覺得《龍須山》“存真歷史”的功績和“拘泥史實”的不足，都可以在這一創(chuàng)作理念中找到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