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看清這個世界？(王文)

——《大國的幻象》創(chuàng)作談

《大國的幻象》 王文著 東方出版社

　　應光明日報編輯之約，我來談談《大國的幻象》一書的寫作緣由和過程。

　　我決定出版這本集子，始于2012年初的伊朗之行。從啟程踏入伊朗航空的第一步開始，我就處處感受到個人成見與伊朗事實之間的強烈反差。在一些人的成見中，伊朗是一個沉悶的、保守的甚至專制的國家，但無論是在德黑蘭街頭，還是在伊斯法罕的古橋上，我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欣欣向榮的社會、熱情奔放的女子、民主且不設防的政府機構，和受民眾愛戴的國家領袖。

　　在伊朗的每一天，我都為先前的成見與現(xiàn)實反差而感到羞愧。我反思道：“伊朗的‘意象(image)’再次證明了傳播學中的‘信息貧瘠論’：即使在這個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們對事物的看法依然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我們太倚重于那些具有強大浸透力的信息源了，以至于我們思想與觀念的貧瘠絲毫沒有強于一百年前，甚至古代。這里的懸念到底是從哪里來的強大信息源呢？”

　　在那時，我突然意識到這個世界是被西方國家、媒體及其軟實力形成的強大信息包圍甚至是“蒙蔽著的”。所以，現(xiàn)在很多中國人常常會隨著西方思維來認識世界的嚴重現(xiàn)象，因為西方說的，就是很多人所傾向和深信的一切。久而久之，我們正在形成一種自我認知邏輯的慵懶，人們對潛移默化的“知識殖民”與信息逆差變得沉默，失去了反抗的勇氣與能力。

　　在這種邏輯下，我重讀這些年行走美國、歐洲、日韓時邊走邊記下的文字，覺得還有一些不過時的價值。這些文字偏重于記錄作為一個新聞人行走時感受到的文化沖突感與內(nèi)心的思考。

　　在這本書的前兩章，我收錄了2008年、2011年、2012年三次訪問美國時的一些日記，講述了在金融危機、拉登被斃、2012年美國大選等三個大背景下的美國普通生活與我見到的一些場景。我想表達的一個核心意思是，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一直在走“師夷”的道路。先是學英國，后是學日本，再是學蘇聯(lián)，改革開放以后更多地學歐美。當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榜樣力量正在倒塌。

　　我不只一次地提到“不能與美國比”，即不要學美國那個樣子。美國的民主像個“選舉野獸”，涉及政治的東西都用來選，過去我們很崇拜這種“民有”“民治”“民享”，但這三個翻譯如果能譯成“民能做主”“由民做主”“為民做主”的話，就會發(fā)現(xiàn)“美國式的選舉”在許多地方都只能實現(xiàn)前兩者，而第三點往往會陷入越來越多的辯論式的扯皮之中。

　　過去一些人非常崇拜這種民主辯論，但現(xiàn)在我們發(fā)現(xiàn)了它的無效率和紙上談兵。除此之外，我還通過自己在紐約、芝加哥的親歷警示國人，美國不是人們想象得那樣光鮮。正如幾年前，我的恩師丁剛先生曾大力呼吁的“脫美國化”，中國現(xiàn)代化真正要成功，就必須要尋求一條“脫美國化”之路。遺憾的是，由于信息傳播的桎梏，仍有一些中國人過于崇拜美國，使得當前的國家發(fā)展尤其是社會發(fā)展對“美國化”缺乏足夠的抵抗與防范。

　　第三章講的是我近兩三年來在歐洲的采訪經(jīng)歷。通過對挪威卑爾根、丹麥哥本哈根、俄羅斯莫斯科、英國倫敦與牛津、奧地利維也納等地的親歷描述，我感受到一個社會發(fā)達卻又暮氣沉沉、衰落速度遠遠超過中國人的想象，但骨子里充滿傲慢的歐洲形象。這促使我這樣的國際新聞媒體人變得越來越愛國，越來越認識到國家的強大對于一個公民國際地位與尊嚴的重要性。

　　當然，我在這一章中也寫到，在歐洲容易使人在感官產(chǎn)生“小的、老的、舊的”感受，在國家崛起的今天，需要警惕某種大國沙文主義的情緒。事實上，許多富人在歐洲大手大腳的購買奢侈品，正在不斷刺激歐洲人破落貴族的傲慢與不屑心態(tài)。

　　相比之下，第四章講述在日本、韓國的故事更值得中國人深思。在工作中，我越來越感受到繼續(xù)日本學習的重要性。無論歷史上有多少障礙，日本是中國真正崛起的試金石。這塊試金石正在測試中國崛起的包容性，而對待同樣對中國崛起不適應的韓國，也在考驗著中國人的包容與大度。

　　下篇“思考”有相當一部分是我過去在《環(huán)球時報》《東方早報》和《聯(lián)合早報》撰寫評論文章的一些精華內(nèi)容，以及為《求是·紅旗文稿》《人民論壇》等偏學術類期刊撰寫的一些文章。之所以現(xiàn)在不做過多修改再拿出來，除了自信當時所言之外，還想嘗試著啟發(fā)讀者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信息化時代對中國民意的塑造有那么強大的力量？中國該如何學會對外民意的表達？第二，中國與西方博弈的未來前景如何？中美該如何走出歷史漩渦？

　　值得提醒的是，這里有一章是2011年4月關于自由派的爭論，其中收錄了作家野夫的兩篇反駁我的文章。我不同意他的觀點，在爭論之后也未再聯(lián)系他。但我仍然要對未事先獲得他的許可而擅自決定收錄其大作，表示歉意。此前，我們曾以短信、微博私信溝通，都堅信各自的觀點對得起歷史，那么，原文收錄的形式是對所謂“歷史”的最好交代與記錄。希望我的這個舉動能夠得到他的理解。

　　事實上，正如野夫與我的觀點差異那樣，人們對中國、世界的不同認識很多時候受到成長經(jīng)歷、閱讀偏好、游行見識甚至一些偶發(fā)事件的影響。我對中國的判斷雖不乏憂患感，但長期仍持有謹慎樂觀的態(tài)度，對于世界諸大國的看法則常常受到親歷經(jīng)驗的影響。

　　我之所以最后把書名改為《大國的幻象》，就是想提醒讀者，大國之大，不只是在于國土之大、國民之多，更在于國情之雜。我們對于歐、美、日、韓甚至伊朗等可以稱之為世界國家群中的佼佼者的看法，很多時候都會得之于感悟，失之于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