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批評是不是學問(張江 李潔非 吳秉杰 周大新 陳曉明)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李潔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秉杰(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批評家)

　　周大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政治部創(chuàng)作室主任、作家)

　　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核心閱讀

　　●莊屈、陶謝、李杜、歐蘇都是各自時代的“當代文學”，魯迅的許多雜文也不折不扣就是當時的文學批評，難道同樣的東西非得過上幾十年才可以被視為“學問”

　　●把遠離當下包裝為學術高雅，把直接研究當下貶低為學術淺薄，這樣做的結果是讓厚古薄今的積習搖身一變，成為對當下文化與文學既沒有熱情又沒有能力的人的護身符、遮羞布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如果學問代表的是一種價值確立，而不是“硬知識”“死知識”，那文學批評當然是一種學問，關鍵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作家創(chuàng)作、讀者接受和文學發(fā)展

　　●理論要激活經(jīng)典文本，使我們獲得新鮮的感受，更要從當下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汲取啟示性和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只有根植于并最終指向文學實踐，理論才有意義

　　張江：以當下文學為對象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研究不同，批評家要跟蹤最新的文學現(xiàn)象，閱讀當下的文學作品，做出及時的反應，寫出一些單篇的、短小的、針對性強的文章。在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中，這樣的批評文章總是被鄙薄，認為不是學術。一位批評家，如果僅僅關注當下，沒有系統(tǒng)的理論著作，沒有征引古今中外各種書目做參考文獻，其成果就會被視作學術含量不足，此類批評家也很難被看成是好的學者。這種現(xiàn)象值得反思。

　　批評何以備受鄙薄

　　李潔非：認為當下文學批評難稱學問而抱以鄙薄，此態(tài)度或認識在我這代人當學生的時候就已如此。當時支撐此看法的主要有兩點：第一，當代事物處于現(xiàn)在進行時，尚未經(jīng)過時間考驗、淘汰和遴選，屬于經(jīng)驗形態(tài)、現(xiàn)象形態(tài)，沒有上升到可靠穩(wěn)定的知識層次，因而難稱學問；第二，客觀上，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文學跟政治的關系太過緊密，致使文學批評起伏不定乃至自相矛盾，昨天是香花、今天變毒草，由于工具色彩濃，文學批評少有學術性可言。

　　這兩點有的有道理，有的沒道理，可作具體分析。當代文學尤其文學批評，曾經(jīng)跟政治綁得太緊，這是事實，所以第四次文代會決定調整文藝政策，廢棄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以此而論，當代文學尤其是文學批評一度讓人缺乏敬意，可以理解。但從那之后又過去幾十年，以政治批評代替文學批評的現(xiàn)象早已消失，有些人仍把當代文學、當代文學批評看輕，乃至跟古代文學或現(xiàn)代文學放在一起好像就矮上三分，已經(jīng)沒有道理了，只是一種偏見。這種偏見恰恰暴露了我們的價值觀或思維上的極大不足。

　　若從文化心理上求其根源，則更加久遠。中國的讀書人，兩千年前就有鄙薄當世、崇古好往之風，總覺得今不如昔，認為文化的價值隨時間的推移而沉淀，越新越近的東西越?jīng)]價值。如此以墳典為尚，進而就形成故紙堆才是學問，或者愈是死學問愈要高一等的畸戀，對務實的或與現(xiàn)實關系緊密的才學，普遍有輕蔑之心。這就是明亡后李恕谷所批判的“不唯圣道之禮樂兵農(nóng)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谷，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加上科舉也起壞作用，出題答題不超儒家經(jīng)典、程朱理學，八股文與現(xiàn)實社會實踐根本隔絕，讀書人在這種格局里浸泡，養(yǎng)成對當下事務既乏能力也無見識，卻洋洋得意、自視高深的心態(tài)。

　　歷史本身，從來都是作為活生生的鮮靈靈的“當代史”發(fā)生和出現(xiàn)的。就此而言，在文學史上除了“當代文學”，也可以說就沒有別的文學。莊屈、陶謝、李杜、歐蘇都是各自時代的“當代文學”，《典論·論文》《文賦》《詩品序》《與元九書》《送孟東野序》《書梅圣俞詩稿后》無疑也是各自時代的“當代文學批評”。魯迅的小說是上世紀一二十年代的“當代文學”，他的許多雜文也不折不扣就是當時的文學批評，難道同樣的東西非得過上幾十年才可以被視為“學問”？以“學問”為由而鄙夷“當代研究”者，若干年后在歷史面前免不了被笑為盲聵。

　　厚古薄今積習難移

　　張江：對當下批評的輕視，歸根到底是厚古薄今的觀念在作祟。表面看來，這只是一個對歷史和當下的價值判定問題，實則隱含著更為復雜的原因和動機。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研究者沒有勇氣和能力面對當下、處理當下。當下是正在發(fā)生的未竟形態(tài)，包含了諸多變數(shù)，面對當下也就意味著面對挑戰(zhàn)和風險。而躲到歷史深處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規(guī)避了這種風險。任何人都沒有理由輕看歷史，但是，歷史之所以有價值，不在歷史本身，而在于它的經(jīng)驗和教訓能夠鏡鑒當下，服務當下。忘卻了這一點，是古非今，挾古自重，再大的學問也終歸百無一用。

　　吳秉杰：當下，學術研究的諸多領域內，厚古薄今，重遠輕近，已成為主導研究方向與學術秩序的潛在規(guī)則。在這種學術價值觀的影響下，古代比近代有學問，近代比現(xiàn)代有學問，現(xiàn)代比當代有學問，成為通行與流行的看法。至于當代文學批評，在有些人看來還夠不上研究，在這樣一個序列里，是根本數(shù)不上、排不進的。

　　厚古薄今思潮的核心，當然是信而好古，唯古是信。認為越是古老的、久遠的，今人越是應該頂禮膜拜。認為這里不僅沒有“精華”與“糟粕”之區(qū)分，而且沒有超越與更新之必要。這種復古的情結，以多種方式存在于學術領域，而且也以不同形式泛起于社會生活。如在“繼承傳統(tǒng)”“弘揚民族文化”的旗號下，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傳統(tǒng)中的糟粕沉渣泛起，一些影視作品熱衷于展示帝王生活，渲染奢靡情趣，贊美奴性媚態(tài)。

　　細究起來，厚古薄今的內里不是簡單的思古之幽情，它還隱含了學人與學界的種種不良習性和習俗。比如，把文人之間的相輕意識，轉嫁到不同門類的評價上，通過行業(yè)的等級劃分，把不同門類的研究者在學術上作了高下貴賤之區(qū)分。還有借助所謂更有價值的學術研究的名義，掩飾直面當下能力的缺乏，把遠離當下包裝為學術高雅，把直接研究當下貶低為學術淺薄或不學術，這樣做的結果，是讓厚古薄今的積習搖身一變，成為對當下文化與文學既沒有熱情又沒有能力的人的護身符、遮羞布。

　　在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方面，我們實際上已有一定的經(jīng)驗，那就是毛澤東一貫倡導的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在他看來，“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xiàn)在的活人”。我們應該珍視這樣的經(jīng)驗，以今天的社會為立足點，以當下的時代為觀察點、制高點，讓我們的文學與藝術，包括我們的學問與學術，為今日中國之現(xiàn)實服務，為今日中國之大眾服務。

　　學以致用是真學問

　　張江：當下批評是不是學問？這要看對學問如何界定。如果學問僅指掉書袋堆砌起來的“硬知識”“死知識”，當下批評確實不太學問；如果學問代表的是一種價值確立，那么，當下批評當然是學問。不幸的是，在學院體制的裹挾下，我們時下對學問的判定，已經(jīng)越來越形式化。用什么樣的文風寫作，有多少個注釋，引用了多少本古書或洋書，這些因素正在演變?yōu)椤皩W問”與否的判斷標準。但是，對文學批評的判定，歸根到底要看它的有效性，即是否有利于作家創(chuàng)作和讀者接受，是否有利于文學發(fā)展。

　　周大新：當代批評算不算學問？時常能聽到這種議論。學問是什么，依我看來，學問就是知識。曹雪芹的《紅樓夢》中有一副對聯(lián)“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句話老了點，但對我們還是不無啟發(fā)。知識作為人們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所獲得的認識和經(jīng)驗的總和，深藏于各個領域，體現(xiàn)在方方面面。英國哲學家斯賓塞說過：“知識在合適的環(huán)境下的被利用產(chǎn)生的價值才是最為重要的。”真正的知識是學有所用、學以致用的，在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同時，能將自己的所學融入社會，這才是最為重要的。

　　從對創(chuàng)作更有用處的角度看，作為審美判斷的文學批評，可以與作家進行更直接的交流與互動，對作家產(chǎn)生更內在的影響與促動。在我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從批評家那里汲取到不少有益的營養(yǎng)，這些評論與批評意見，不管是否合乎作者原意，都是動態(tài)美學的當下闡釋、文學意義的適度延伸，都能給作家的思考與寫作以一定的啟迪。對于作家寫作來說，這當然是最為切實也最為有用的學問。

　　創(chuàng)作是一種孤獨的沒有終點的旅行，在寫作者的遠行旅途中，需要鼓勵，也需要批評。當年，我的短篇小說《漢家女》發(fā)表后，出現(xiàn)了不同的看法，有肯定，也有批評，這都促使我從不同角度反思自己，并對文學活動的復雜性有所認知。后來，我寫作長篇小說《第二十幕》，因為耗時太長，身心疲憊，使得原本就不很自信的我，一度對自己寫的作品乃至寫作的意義都產(chǎn)生了懷疑。就在此時，評論家朋友花時間讀了我近百萬字的書，還熱情地為我開了研討會，對作品進行了分析與肯定。這一下子又鼓起了我的勁兒，增強了我繼續(xù)寫下去的信心。這些事每一想起，感激之情仍盈滿胸中。

　　從事寫作以來，我經(jīng)由文學結識了許多同行好友，包括許多前輩、同輩和后輩的評論家。讀他們寫的書與文章，對于我了解他們的思想與情感，獲知他們的思考與觀點，乃至了解當下的文情與文壇，都有幫助。這讓我感到，在文學跋涉的路上，自己并不孤單。

　　理論的生命力根植現(xiàn)實

　　張江：文學理論也是如此。一些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寫起文章來習慣掉書袋，旁征博引，卻忘了一個基本的問題，理論是關于文學的理論，只有根植于鮮活的文學實踐，并最終指向文學實踐，理論才有意義。一切離開了現(xiàn)實的理論，都是空頭理論�，F(xiàn)實性是理論的生命。

　　陳曉明：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聯(lián)系，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它們可以清晰地區(qū)別開來。文藝理論作為一門專業(yè)，在當代歷史的某一時段內曾經(jīng)顯得無比重要。即便“文革”后，文藝理論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動搖。新時期的創(chuàng)作現(xiàn)實對理論提出挑戰(zhàn)，亟須給文藝松綁，理論界圍繞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的人性論、人道主義、文藝的上層建筑屬性等展開論爭，其結果是使文藝理論這個專業(yè)獲得了思想解放。也因如此，文藝理論原來設定的一些權威性命題近乎失效。一門學科因為理論的解放而面臨動搖自身根基的危險，這是發(fā)人深省的事。但是，這也恰恰表明，當代中國的文藝理論有面對現(xiàn)實的勇氣，在實踐中獲得了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后，中國社會的文藝實踐異常豐富，文藝理論不再可能封閉于原有的原理、定律之中，那些被作為原理概括歸納的命題，都面臨著文藝現(xiàn)實的檢驗，甚至可以說，理論的既定性失效了，理論只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論述和言說方式。就我個人的體會而言，理論批評一定要介入文本，一定是文本釋放出理論要素和活力。批評活動不能拿著理論的條條框框教條化地去套具體的文本，不能用既定的理論去要求作家照樣創(chuàng)作。理論只具有思維方式的意義，即是說，在面對具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體的作品文本，所有的理論成見都要拋開，所有現(xiàn)成的理論結論都不具有權威性和絕對性，而是要回到文本的具體闡釋，從中發(fā)現(xiàn)文本的意義，或者提煉出文本的理論素質。

　　其實，在歐美的文學批評活動中，“文學原理”常常只是對文學批評的概括和歸納。例如勒內·韋勒克和奧斯汀·沃倫的《文學理論》、沃爾夫岡·凱塞爾的《語言的藝術作品》、特里·伊格爾頓的《文學理論導論》，以及羅曼·英加登有關文學作品的數(shù)部理論著作，這些所謂的文學理論著作，并非自己歸納一套文學的基本原理或規(guī)律，而是歸納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闡釋學、接受美學或現(xiàn)象學有關文學研究或批評的一些基本觀點、概念和方法論。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耶魯四君子”的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引領美國潮流，他們的文學批評被認為具有很強的理論性。但他們的批評顯然不是去闡發(fā)或還原解構主義的理論，也不是要形成什么原理體系，而是進入文本內部，去發(fā)現(xiàn)文本修辭和文學性構成的肌理。

　　國外文學理論的這些發(fā)展，有供我們借鑒之處。文學理論要發(fā)展，不是要在理論構架上多么精巧玄妙，論述上莫測高深，語言上佶屈聱牙，也不是形式上旁征博引。這些作文之道，固然重要，但都不是最根本的。文學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現(xiàn)實性。文學理論要激活經(jīng)典文本，使我們獲得新鮮的感受，更要從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中汲取理論的啟示性和自我更新的生命力。理論的生命力在于指導現(xiàn)實，這句古老的名言，在今天仍有著巨大的生命力。理論要面向創(chuàng)作現(xiàn)實，面向批評現(xiàn)實，在與文本的直接碰撞中錘煉自身。

　　張江：從事學術研究，追根溯源，嚴謹考證，講究學術規(guī)范，這些都非常重要；重視理論推衍，邏輯嚴密，與過去的理論大師對話，這當然也很重要。但還要強調一點，學術研究要以我們當下身處的現(xiàn)實為核心。以此為核心，不是不兼及其余，一個大國，要有各種各樣的學者，從事各種學問的研究。但是，最大的學問，還是當代的學問，最重要的學術研究，還是當代問題的研究。忘記這個核心，研究就會失去生命力。當下的文學批評，只要對作家、讀者有利，能為繁榮中國的文學做出貢獻，它就是學問，而且是極其重要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