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李佩甫(河南省作家協會主席、作家)
周 憲(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陳眾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趙炎秋(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核心閱讀
笑既來自生活的真實,也要作用于真實的生活。要通過對笑的巧妙生發(fā)和合理運用,在一種娛樂的氣氛中起到臧與否的實際效用,實現美與刺的社會效果
雖然笑不是萬能的,沒有笑卻是萬萬不能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創(chuàng)造智慧的笑聲。我們有理由相信,提升和豐富笑的意蘊,在朗朗笑聲中發(fā)現智慧,正是建構當代喜劇文化所亟須的
笑代表人們對歷史或現實的一種態(tài)度,或贊賞,或批判,或嘲弄,其中蘊含著深刻的價值評判。作為一種藝術的表達,如何笑,笑什么,不僅是個技巧問題,更是個取向問題、品位問題
沒有矛盾,便沒有意味深長、引人思考和回味的笑。直面生活的矛盾和問題,文學以及文學中的笑也就抓住了生活,具有了無可替代的時代性
張江:文藝作品可以輕松幽默,引人發(fā)笑,這已經成為共識。曾經有一段時期,所有作品都是正襟危坐,滿臉嚴肅,字里行間還不乏說教色彩。長此以往,觀眾和讀者必然厭倦,甚至采取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尤其是在高頻率、快節(jié)奏的當下社會,人們精神壓力大,就更不希望在工作之余還繃緊神經。古人講“寓教于樂”,就是說教化的實施,要通過使人愉悅的方式來達到。這些年,文藝作品中的笑聲是多了,但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
笑要發(fā)自真實的生活
李佩甫:作為人的樂觀情緒、豁達精神的一種表現,由幽默的手段、詼諧的情趣構成的種種笑料,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然隨行物。所謂喜怒哀樂,人之常情,正是這種道理。作為現實生活審美反應的文學寫作,也一直不乏幽默的藝術風格與文學傳統(tǒng)。茅盾在上世紀60年代評說一些老作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時,就曾特別評點道:趙樹理的作品,“明朗雋永中時有幽默感”;老舍的語言,“幽默感是他的特色之一”“似乎鋒利多于蘊藉,有時近乎辛辣”。
在老舍、趙樹理這些文學大師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我們不僅能看到他們鮮明而突出的個人風格,也能從中感受到那種扎根于現實生活、浸潤于民族精神的文化根性。
近年來出現了一種無所不嘲的“搞笑”熱潮,這種傾向由于與“娛樂化”思潮相呼應,大有蔓延到文學界的趨勢。這種所謂的“搞笑”,不僅使網絡上種種低俗娛樂新聞大為泛濫,電視娛樂節(jié)目中低俗橋段比比皆是,還涉及到文藝創(chuàng)作中對一些“紅色經典”的無底線“惡搞”。這種做法顛覆了道德標準,混淆了是非判斷,即便不是惡俗動機與粗鄙品味驅使下的冷嘲熱諷,也是一味追求感官刺激的為笑而笑。
要讓人笑,但不能一味搞笑,更不能胡搞和惡搞。這是因為,笑既來自生活的真實,也要作用于真實的生活。要通過對笑的巧妙生發(fā)和合理運用,在一種娛樂的氣氛中起到臧與否的實際效用,實現美與刺的社會效果。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學習微笑》的小說。在一個頗具另類意味的學習微笑的故事中,包孕的正是來自生活本身的體驗與觀察。某國營食品廠的女工劉小水和其他幾位女工姐妹,因要參與接待來訪港商、各級官員的任務,被領導安排去訓練班“學習微笑”。教“微笑”的老師說:“微笑表現的是一種自信!笨墒敲媾R種種生活困境的劉小水,表現不出來自信,她一笑,淚先下來了。在故事展開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劉小水都是在哭,她以哭來表達自己的各種情緒,哭成了她基本的生存狀態(tài)!皩W習微笑”對于劉小水是無比艱難的,原因就在于工廠的破產與官員的貪腐,使她難以撫平不斷加深的心理創(chuàng)傷,難以擺脫“小人物”的悲哀!安粫⑿Α敝谒,既與她個人的性格有關,更與她的家庭生計有關。真正使她由哭泣轉為微笑的,既有人生哲學的自我信守,更有生活環(huán)境的切實改變。笑在這里,不僅密切聯系著生活的現實,而且內在勾連著生存的現狀。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笑,這緣故,就是人們所置身的現實生活。不僅是笑這種行為離不開生活,所有的作家也都脫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生活?此剖菃螛屍ヱR的文學創(chuàng)作,看似是藝術虛構的文學作品,其實都毫無例外地基于一定的個人生活,源于一定的社會生活。因而,對于文學所面對的常青常新的生活世界,還是老生常談的一句話:深入生活,認識生活,用思想的亮光去燭照生活,用生活的活水去滋養(yǎng)文學。
智慧地笑并且笑悟智慧
張江:人為什么會笑,這是一個重要的美學問題,歷代美學家都有很多論述。我們當前的文藝作品,并不缺乏笑聲。綜觀時下流行的各種文藝樣式,笑成了最基本、最不可或缺的元素。甚至在有些作品中,博取觀眾和讀者的笑聲,成了作者的終極目的,笑聲的多寡,成了衡量作品成敗的標準。至于用什么方式讓人發(fā)笑,笑聲中包含了多少況味,笑得低俗還是高雅,統(tǒng)統(tǒng)棄之不顧。
周憲:一個充滿歡樂天性的民族,任何時候都不缺乏笑聲。走進斑斕的中華民族文化史,各式各樣的笑聲不絕于耳。許許多多的笑聲發(fā)自內心,充滿智慧,讓人嘆服!
曾幾何時,告別了一本正經的嚴肅文化,推銷笑聲的喜劇文化在今天演變?yōu)榫薮蟮漠a業(yè)。脫口秀、模仿秀、綜藝晚會、相聲、清口、段子、喜劇片、動畫……林林總總,蔚為大觀。找樂子不僅是一種行為方式,更是一種文化,搞笑既逗樂又賺錢。于是乎,一大批笑聲制造者應運而生,他們是笑聲的供應商、快感的經營者,而喜劇文化則成了拉動經濟的寶貴能源。
笑是生命能量的釋放,但它不僅是一個生理反應,更是蘊含了復雜意義的認知過程。同是笑,卻有不同的意趣和境界。當下走紅于手機、舞臺、熒屏、網絡和印刷物中的不少所謂幽默笑料,說實話,并不那么有品位和格調。有一些是拿農民兄弟開涮,另一些以取笑殘疾人為樂,太多的“惡搞”和“戲仿”在媒體上流行,笑聲中常常充溢著低俗的趣味。必須指出,當下中國并不缺笑聲,缺的是讓人感悟智慧的笑聲;當下中國也不缺笑聲的制造者,缺的是創(chuàng)造智慧笑聲的藝術高手。當格調不高的笑充斥媒體時,當笑聲不再給人以智慧的啟迪時,這樣的文化生態(tài)難免使人憂患。人們不禁要問,我們的文化是不是出現了什么“病兆”?
讓人們智慧地笑并笑悟智慧,需要對笑的文化意涵做深度開掘,提升笑聲所蘊含的正能量,在笑聲里寄寓積極的人生經驗,在笑聲里探究豐富的生活哲理,在笑聲里展現向上的人格情懷。今天,中國社會面臨著深刻轉型與變遷,各種蓬勃向上的新事物、新觀念、新體驗層出不窮,這些無疑是當代中國喜劇產業(yè)的富礦。笑的文化史發(fā)展一再表明,幽默缺乏智慧便降格為庸趣,喜劇沒了智慧就會變?yōu)榱魉,笑聲缺了智慧則成為傻笑。一個偉大的時代需要的是智慧的笑。
我以為,智慧的笑給人以啟迪,智慧的笑會觸動心靈,智慧的笑讓人的精神得到升華。雖然笑不是萬能的,沒有笑卻是萬萬不能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創(chuàng)造智慧的笑聲。我們有理由相信,提升和豐富笑的意蘊,在朗朗笑聲中發(fā)現智慧,這正是建構當代喜劇文化所亟須的。
笑的藝術蘊含價值判斷
張江:從本質上講,笑是一種姿態(tài)。它代表人們對歷史或現實的一種態(tài)度,或贊賞,或批判,或嘲弄。這其中蘊含著深刻的價值評判。沒有這種承載,只是通過插科打諢的語言賣弄,故作滑稽的肢體表演,甚至不惜違背倫理道德、世俗風尚,生硬制造笑聲,其結果,只能是讓笑聲滑向低俗。
陳眾議:笑或者來自生活的真實內容,或者消解虛假的生活內容。魯迅先生說,喜劇是把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人們對莊重的、嚴肅的、重大的事情不會笑,但如果這種重大的內在意義淪為徒有外表、徒有形式時,對這種形式的揭露就產生了笑。
由此,我想起了一個美學上的歷史“輪回”。1958年,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fā)表文章《照相館里出美學》,用極“左”的語言號召來一場美學的革命,建立共產主義的美學。這時,人們還沒有識破這種語言的虛假空洞性,也沒有笑。這種“照相館里的美學”在21年后的1979年,卻在一部相聲所引發(fā)的笑聲中被消解了。這個相聲就是姜昆、李文華的《如此照相》。離開生活的美學,在口號的裝飾下,一開始似乎給人以莊嚴感,但由于形式主義必然會被人們厭倦,莊嚴的外殼遮不住空洞的內容,因而這種美學最終以笑來收場。國外也是如此,許多喜劇性的名著,如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果戈理的《欽差大臣》,都表現了一種時空錯位。前者揭示出時代風尚的變化使騎士文學變得可笑,后者揭示出沙皇統(tǒng)治下官僚制度的腐朽。在笑聲中都有著真實的時代和生活內容。
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在研究滑稽的意義時說,笑的對象是生命的機械化。形式主義就是一種機械化,把生機勃勃的真實內容變成徒有虛假外表的東西。時空錯位也是如此,換一個場景,虛假可笑的一切都暴露了出來。作家藝術家將人物引領到一個特定的角度,為事實投下一束奇特的光,于是,一切腐朽的東西,都以一種神奇的面貌出現了。
笑的對象,是天下可笑之人,可笑之事。如果喪失了這個對象,就只好為笑而笑。一些喜劇性作品,沒有生活內容,只是盲目地制造笑點,沒有笑硬要搞笑,就會滑向惡俗。搞笑很容易,無非就那幾個套路:笑人傻,或裝傻逗人笑;男扮女,女扮男,或不男不女;笑殘疾人,笑弱勢群體;再就是一些現實指涉、性暗示。本來,喜劇要撕破人生無價值的東西,讓人們發(fā)自內心地去笑,而今這種搞笑行為本身就是無價值、無意義的,讓人們笑得無可奈何,或者根本笑不起來。
笑要直面時代的問題
張江:笑是有重量的。生活中的瑣碎片段、偶然事件,個人的際遇遭逢、情感波瀾,當然蘊含著引人發(fā)笑的元素,但是,我們更需要那些與時代貫通的笑,通過笑聲折射時代的進步或存留的問題。這種笑聲即便輕靈舒暢,也蘊含著歷史的深沉,讓人在笑聲中獲得沉甸甸的收獲。這就是有重量的笑。
趙炎秋:如果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那么,世上也沒有無緣無故的笑和哭。文學的笑,或因幽默而起,或因諷刺而來。前者如狄更斯,他的《匹克威克外傳》通過匹克威克先生及匹社成員一系列的事與愿違、好心辦錯事,在幽默、滑稽的外表下弘揚了人間的真善美,引起讀者歡快、肯定的笑;后者如果戈理,他的《欽差大臣》通過紈绔子弟赫列斯達可夫被一群外省小官吏誤以為是微服私訪的欽差大臣的經歷,盡情諷刺了舊俄官場的貪污腐化、道德敗壞,引發(fā)觀眾鄙夷、否定的笑。但是,我們也能看出,兩位作家的幽默與諷刺,針對的都不是個人瑣碎的欲望與行為,而是時代的問題與要求。
生活中的一些瑣屑欲望與事件如果以搞笑的方式表現出來,固然也能引起人們的笑,但這種笑是輕飄的、短暫的,有的甚至是無聊的、無意義的。這種形式的笑多了,人們難免感到乏味甚至空虛,因此它們不是文學的笑的主流。文學的笑,應該是有意義的、引人思考和回味的,對人對社會有益的。這樣的笑,只有與時代的問題緊密結合才能達到。
時代的問題來自時代的現實,往往是時代的矛盾紐結所在。它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它的解決與否,往往關系到民眾的幸福、社會的正義與發(fā)展。也正因為它是各種矛盾的紐結,關系到民眾與社會的福祉,才引起大家的關注。矛盾意味著笑的可能。笑的內部機制是矛盾,沒有矛盾便沒有笑,至少,沒有意味深長、引人思考和回味的笑。文學直面時代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面對著一座笑的富礦。將文學的笑與時代的問題聯系起來,通過笑肯定、弘揚其積極的一面,諷刺、批判其消極的一面,推動、促進這些問題的暴露、轉化與解決。這樣的笑,才是厚重的、有價值的,才能引起讀者的關注與思考,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fā)展。
笑應直面時代的問題,還意味著笑要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發(fā)展。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活,生活變了,文學自然也要跟著發(fā)生變化,文學變了,文學的笑自然也要跟著發(fā)生變化。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以喜劇的形式批判戰(zhàn)爭,提倡和平,反映了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現實和人民的愿望;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以喜劇的形式反映了在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之后,舊的高利貸制度的過時與落后;1962年,李凖的小說《李雙雙》通過婦女中的先進分子李雙雙與膽小怕事、愛面子、大男子主義的丈夫孫喜旺之間的矛盾,反映了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現實與問題,使人們在笑聲中告別過去,告別落后的思想與習慣;1978年,宗福先的話劇《于無聲處》通過對何是非背信棄義、口是心非以及最后眾叛親離的諷刺與批判,讓觀眾在笑聲中認識到“文革”中一些是非顛倒和政治投機者的丑惡嘴臉。這些作品都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只能產生在它們所處的時代,原因就在于它們反映了時代的現實,抓住了時代的問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學,是由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活與問題。問題來自生活,是生活矛盾的集中表現。直面了問題,文學以及文學中的笑也就抓住了生活,具有了無可替代的時代性。
張江:中華民族是一個歷經苦難的民族。這種特殊的歷史,造就了中國文藝作品沉重的底色和基調。時過境遷,民族的崛起和國家的振興,讓中國文藝具備了表達笑意的現實土壤。但是,這種笑,必須具備思想和藝術的含量,禁得起審美的考量。不能為了搞笑而搞笑,更不能讓笑聲滑落到低俗、惡俗的泥淖中去。作為一種藝術的表達,如何笑,笑什么,不僅是個技巧問題,更是個取向問題、品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