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之約(薛憶溈)

　　1987年8月，一位從沒有發(fā)表過作品的作者名字出現在《作家》雜志的頭條位置。這貿然的出現后來被評論家當成是“薛憶溈”跨入中國當代文學版圖的標志。

　　充滿青春期反叛情緒的中篇小說《睡星》于1986年1月在北京航空學院的一間教室里完成。它也是我在母校完成的最后的作品。我于1981年8月底在北京航空學院電子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注冊，1985年7月初以全班最差的成績畢業(yè)。我是一個不合格的“工科男”。大學4年時間里，閱讀、寫作、戀愛和失戀占用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我開始著迷的是詩歌創(chuàng)作，后來又嘗試過寫作風格詭異的短篇小說。

　　1986年1月，強烈的創(chuàng)作沖動將我這個在故鄉(xiāng)一家國營企業(yè)里惶惶不可終日的“技術員”重新帶回到了母校的教室。已經遠去的大學時代從我狂躁的筆尖下重新浮現出來，完成了我與文學的“處女”之約。《睡星》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輕的藝術家，他用詩歌來接近內心，他用沉睡來逃避世界。小說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有點凄涼的汽笛聲。那是列車從離我們宿舍區(qū)不遠的清華園車站經過的時候發(fā)出的嘆息。那是陪伴我大學時代所有失眠之夜的嘆息。

　　《睡星》經歷了一年半的時間，周游了4家編輯部之后才得以出版。它讓我經受了文學道路上第一次全面的心理和體能測驗。我說過“文學是最艱難的人生冒險”。與文學定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與貧窮、寂寞、絕望、羞辱和瘋狂定約。“處女作”的命運就揭示了這嚴酷的真理，這無疑是寫作者的大幸。

　　《睡星》發(fā)表一周年之際，創(chuàng)作的沖動再一次激勵了我。我冒著“火爐”的酷熱，連續(xù)作戰(zhàn)，在故鄉(xiāng)完成了長篇小說《遺棄》的初稿。這部試圖在荒誕的歷史中尋找個體生命價值的作品將我的寫作帶進了新的境界。它的“完成”對我隨后的文學道路發(fā)生了神奇影響。不過，它首先向我發(fā)出的卻是一道“紅色”警報：畫上最后一個句號的瞬間，我的腹部突然出現了一陣劇痛。我迅速沖進洗手間，迅速蹲了下去：短暫的暈眩之后，我看到出現在便池里的是紅色的液體。我沒有驚慌。但是，我對文學之約有了更深的認識，也有了更深的敬畏。我知道文學之約對寫作者有最苛刻的要求，它不僅要求寫作者全神貫注，還要求寫作者以“身”相許。

　　到1991年年中，我的作品已經開始在《收獲》《花城》以及臺灣的《聯合文學》等刊物上出現，一篇很短的作品還獲得了《聯合報》的文學獎。這本來是極為理想的起點，不料變成了注定的終點。我的文學道路因此出現了第一次中斷。這是長達5年的中斷。

　　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像慘敗于“風車”之后的堂吉訶德一樣，還會第二次出發(fā)。我“重返”文學的征程始于1996年。我最初完全是從零開始，甚至都不放棄在企業(yè)和區(qū)一級的報刊上發(fā)表的機會。想起來，我真是非常幸運：不僅很快收復了《收獲》和《花城》等失地，還贏得了更為廣闊的表現空間。這時候，喧囂開始向我逼近，虛榮也開始向我逼近。我又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我決定“背井離鄉(xiāng)”，走向異域的迷宮。我開始并不清楚這個決定與文學之約有什么關系，直到8年之后，直到我有一天突然意識到自己對漢語的感覺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我才恍然大悟。

　　對漢語最新的感覺和對自己一貫的懷疑讓我啟動了自己寫作道路上最瘋狂的工程：對自己的作品發(fā)動“重寫的革命”。從2010年到2015年，我用5年的時間“重寫”了自己幾乎全部的文學作品。這應該算是瘋狂的文學舉動。

　　在重寫的同時，新作也絡繹不絕。最近這4年，我用有點不可理喻的創(chuàng)造力見證了自己與文學之約。2012年，我同時出版了6部作品。接著是2013年出版了包括“深圳人”系列小說《出租車司機》在內的三部和2014年包括長篇小說《空巢》在內的兩部。而今年，我馬上又將有6部作品要同時上市。

　　我曾經戲稱“孤陋寡聞”是自己這些年在創(chuàng)作上高潮迭起的原因。嚴肅地說，應該是“專注”。我現在居住的這座城市里，整天都有清鮮的空氣，終年都有藍天和白云。我在這里過著最簡單的生活：沒有手機、沒有微信，沒有應酬、沒有飯局，沒有熊市、沒有牛市……我很清楚是神圣的文學之約將我?guī)У搅私裉�。我很清楚是神圣的文學之約將我?guī)У搅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