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選刊》將在2019年下半年舉辦“新中國·新經典”大討論,邀請中國文壇卓有影響的文學評論家、學者、作家共同探討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長篇小說經典化的理念、路徑、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對新中國七十年來的優(yōu)秀長篇小說作品進行富有新意的重新解讀與闡釋。稿件將于《長篇小說選刊》2019年第五、六期刊發(fā),并于即日起在《長篇小說選刊》微信公眾號陸續(xù)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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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中國的獨特性,因為我們置身于中國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很難清晰地加以把握,但是相對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中國的確是特殊的。中國的獨特性在于中國是一個綿延五千年的文明體,也在于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五千年的文明史既是中國的巨大負擔……[詳細]
海外傳播及其研究其實和當代文學的批評與研究沒什么本質區(qū)別,只是把同一研究對象擴大到更大觀察范圍,對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它從當代文學批評、史料、文學史寫作、問題意識、學科邊界等各方面對傳統當代文學研究進行了補充和拓展……[詳細]
不獨賈平凹、陳彥作品與古典傳統內里相通,汪曾祺、孫犁、阿城、張煒、阿來、格非、余華、蘇童等作家作品,亦或多或少或隱或顯關聯到古典思想和審美傳統。凡此均說明雖有古今“分裂”的文學史敘述的限制,古典傳統仍以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深度參與著當代文學的創(chuàng)化生成。而推進此類作品的經典化,融通中國古典傳統和現當代傳統為先決條件……[詳細]
從對這一過程的簡要梳理中不難發(fā)現,除卻“一切強有力的文學原創(chuàng)性都具有經典性”之外,文學批評、海外傳播、市場、與其他藝術形式的聯姻、評獎、排行榜等因素的合力共同推動著這部作品的經典化。趙毅衡早在《兩種經典更新與符號雙軸位移》這篇文章中,就注意到了1990年代以來經典化的操作由傳統依靠作品比較的縱聚合軸(批評家通過歷史的比較重估作品)向依靠連接遴選的橫聚合軸(群選方式)擺蕩,這也影響了批評家的判斷方式……[詳細]
當下,極豐富的信息碎片有賴于文學表述作為一種坐標概念提供整體性的理解,長篇小說因其體量優(yōu)勢成為其中重要的體裁。作家是否采用科技、新聞等其他要素進行聯合創(chuàng)造并非關鍵所在,這一方面要求作家在認識層面肯定包含科技、媒體要素在內的社會發(fā)展現實為文學提供的方法論契機……[詳細]
如何處理個人經驗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如何認識歷史?這是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問題。客觀地說,生于七十年代的這一批作家在歷史感上與上一代作家是有距離的。在寫作的格局上,稍稍顯得小了。在中短篇這個領域,僅就藝術才華而言,70后包括80后、90后作家表現已足夠體面,長篇上的不足,與歷史感淡薄還是有一定的關系。隨著年歲的增長,不少青年作家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徐則臣的《北上》《耶路撒冷》,葛亮的《北鳶》流露出來的跡象讓人期待……[詳細]
記憶的一種特例構成了歷史,而文學經典正是記憶的最佳方式之一。閱讀經典作品往往給人以在個體記憶與歷史知識之間的遐思,科林伍德將歷史學視為一種過去經驗的重演,他說:“現在和過去之間的間隙之被鏈接,并不只是由于現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過去,而且也由于過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現在之中重新喚醒它自己。”……[詳細]
還有一類小說雖以自然風物為題,指向性卻是模糊的,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當我們很難一眼辨識出作者在這些自然風物后埋伏的意念,反而會在作品中獲得一種更寬闊的生命感。而這類小說,近年來越來越呈現出滋長蔓生的狀態(tài)。比如新近問世的陳應松的《森林沉默》以及阿來的《云中記》……[詳細]
某種程度上,長篇小說自身的特質決定了它所遭遇的挑戰(zhàn)。這么說并不是要將長篇小說的定義作為討論的起點,給長篇小說一個如磐石般千年不移的定論。關于“小說”定義的梳理已經足夠說明,它的歷時性演變過程中不斷遭到共時性因素的影響,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文化、經濟、教育、傳播等因素都參與了“小說”定義的歷史塑形。具體到“長篇小說”的討論顯然會更瑣細,例如究竟是十萬字還是二十萬字以上才算“長篇小說”?依據是什么……[詳細]
當我們談起十七年文學的時候,或許還會有人對此不屑一顧。多年來,十七年文學難以歸類經典的論調影響廣泛。但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不抱任何成見地仔細閱讀諸如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這樣的劃時代之作,就會贊嘆在那個時代還是有不少作家寫出了經典之作的。雖然那一代作家很少有我們現在所說的“國際視野”和“現代手法”…… ^[詳細]
當代長篇小說的經典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我對于這一體裁的史詩性、時代性、民族性的強調,并不是對于它的抒情性、個體性和世界性的忽略,而是為了論述的必要突出某一方面罷了……[詳細]
盡管這期間也不乏現實書寫,但和以往卻是已然不同,出現“新寫實小說”的潮流。而“新寫實小說”之“新”就在于將關注的視野,投向小人物、普通人的日常凡俗生活,不加修飾地呈現現實人生的本來相貌。但這種對于現實生活近乎原生態(tài)的呈現,卻缺少了對于現實問題的批判向度,是對現實問題的另一種回避,是“匍匐在地的現實主義”……[詳細]
將未來性維度納入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問題視域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必要性。首先,與已經充分經典化的中國古典文學、半經典化的中國現代文學不同,中國當代文學是一個開放的、未完成的歷史過程。過去七十年的文學發(fā)展積累了大量的創(chuàng)新力量與表現領域……[詳細]
但是,與“純文學”意義上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已經經典化不同的是,網絡文學至今還沒有產生藝術視角上的經典作品,就是公認的精品力作也堪比鳳毛麟角,語言粗疏鄙陋、情節(jié)粗制濫造、故事粗枝大葉等問題是海量作品中的普遍現象 ;同時,套路化、模式化,抄襲模仿、情節(jié)雷同,格調低俗、主題晦暗,刺激感官、誘導消費等更成為創(chuàng)作中難以克服的弊端……[詳細]
其實在“紅色經典”產生之前,已有一部分中長篇小說搶先問世,但是它們并沒有構建出一個軍旅文學繁榮的百花園。以“紅色經典”為代表戰(zhàn)爭題材長篇小說何以集中出現在1950年代中后期及至1960年代初?一是文學,尤其是長篇巨制,其文學性自律要求與所描寫的生活本身拉開一定的距離……[詳細]
這就是余華,以簡樸的方式完成先鋒的作品。不必在意余華何時從先鋒向現實主義轉型,也不必在意《許三觀賣血記》是先鋒文學作品還是現實主義作品。許三觀的身上既有很強的現實性,又有難以言說的先鋒性,這印證了尤奈斯庫的那句話:“所謂先鋒,就是自由?!薄?a href='/n1/2019/0923/c429811-31367269.html' target=_blank>[詳細]
批評家們認為,《玫瑰門》中,鐵凝在審視和拷問司猗紋們。但也許作家還有更復雜的創(chuàng)作意圖。某種意義上,小說呈現了我們不忍直視的真相,呈現了我們眼睛未曾看到的、司猗紋冰冷平庸性格的生成過程。她用尖刀刻畫下這個女人的面容骨骼以及牙齒,使之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新人”……[詳細]
讀得足夠仔細的話,我們會記得高加林與巧珍故事的起承轉合都發(fā)生在大馬河橋邊:巧珍幫失意的高加林去“賣”饃饃,戀愛開始;高加林再次有了工作,巧珍將他送到河邊;分手還是約在大馬河橋邊;最后,一無所有的高加林經過大馬河橋再回到鄉(xiāng)村,此刻他體驗到深入骨髓的孤獨……[詳細]
廣泛閱讀可以給創(chuàng)作帶來兩個方面的好處:一是閱讀文學經典可以培養(yǎng)作家在藝術上的綜合能力、同化能力,將他人經歷轉化為自己的文學經驗,從而使創(chuàng)作在內容上獲得“源頭活水”;二是在廣泛涉獵中獲取直接材料,填補自身經驗的不足。這一點對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尤其重要……[詳細]
“十七年”文學是在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文學背景下生長和發(fā)展起來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把它當作政治的一部分看待、管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它的指導綱領,表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工農兵人物是它的核心任務,創(chuàng)造一種具有民族特色和風格的國家文學是它的宏大理想。那時文學的創(chuàng)作資源有三個方面……[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