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摘要：晚清域外游記作為生成于中西文明交匯點上的散文書寫，最早因域外經(jīng)驗的進入，突破了古文的義理藩籬，西學新知替換了儒道性理，形成了中國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世界；語言層面，一種單義性的、明確指向現(xiàn)代事物的、多音節(jié)的新詞紛紛登場，帶來了漢語書面語體系的新變；文體層面，“不師古人”的破體之作成為游記書寫的普遍情勢，并呈現(xiàn)了與現(xiàn)代文體之間的親緣關系，這一系列的變化堪為五四散文的發(fā)生作了重要準備。

主題詞： 晚清域外游記 中國散文 現(xiàn)代性 嬗變

有關現(xiàn)代散文的興起，學界大致循照兩種路徑來進行解釋，一種從梁啟超的“文界革命”開始清理，認為梁啟超所倡的新文體開始了散文的現(xiàn)代改良，成為現(xiàn)代散文的萌生標記 ；一種則認為于白話文運動中誕生的五四散文實現(xiàn)了散文從古代形態(tài)到現(xiàn)代形態(tài)的轉變 ，這類指認都視標記性的文學事件為界線，忽略了散文作為文本自身的現(xiàn)代性嬗變，這無疑掩蓋了晚清散文內(nèi)部生動潛隱的精神變化與語體裂變，讓諸多“過渡散文”被籠統(tǒng)歸于近代前期散文抑或古典散文的范疇，由此蛻化為歷史的遺留物；這一現(xiàn)象也引起一些學者的警惕，郭延禮發(fā)現(xiàn)王韜的域外游記就因域外經(jīng)驗的進入而產(chǎn)生了新變現(xiàn)象：“由于多是寫外國題材的，因此在形式上較之傳統(tǒng)的中國游記也有所變化。一般說，篇幅較長，內(nèi)容充實，與古典散文中空靈飄逸的山水小品有明顯不同；另一方面，作品描寫成分顯著增多，語言趨向通俗化與自由化，并雜有許多新名詞，都表現(xiàn)出了散文新變的跡象。” 郭預衡也于《中國散文史》指出薛福成出使遠游的體驗導致了其古文的丕變“福成之文，尤其是出使四國以后諸作，其內(nèi)容與風格，都有異于桐城諸家者?！?，他于史論中三次提及薛福成的域外游記“具有新的時代氣息”，這“新的”的識見顯然告訴我們這么一種事實：包括薛福成游記在內(nèi)的晚清域外游記所呈現(xiàn)的散文變革趨勢表征了一種應和時代潮流的新散文正在形成。

晚清域外游記，指的是自鴉片戰(zhàn)爭至民國成立前這一時段，國人遠蹈海外，基于生存實感，以散文體式所書寫的記游文本，如志剛的《初使泰西記》、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王韜的《漫游隨錄》、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及其他》等。有關它的興起，梁啟超所追溯的域外地理學之興起可作一參見“海禁大開，交涉多故，漸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談瀛之客，頗出于士大夫間矣。蓋道光中葉以后，地理學之趨向一變，其重心蓋由古而趨今，由內(nèi)而趨外?！?顯然，隨著道光年間鴉片戰(zhàn)爭一役，超越歷史經(jīng)驗范疇的西方文明叩關入國，固有的抵御經(jīng)驗已然失效，晚清上下懷揣“知己知彼”之意，乘槎遠行者絡繹不絕，于地理、文化的越界中，追尋西方文明的秘密，并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游記書寫。清人王錫祺曾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錄晚清域外游記84種；20世紀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書社陸續(xù)推出了鐘叔河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鉤沉晚清域外游記數(shù)十部，近500萬字；除此之外，全國圖書館文獻中心編印的《歷代日記叢鈔》、沈云龍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呂長順的《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等也輯錄了大量的域外游記文本。

這批洋溢著不安力量的游記書寫與古代游記不再一樣，內(nèi)外交困之下，它最早因域外經(jīng)驗的進入而成為古文的變風變雅之作，不僅徹底偏離了傳統(tǒng)游記吟山詠水的閑情逸致，而且偏離了古文的義理舊軌，以西洋新知取代了儒道性理，引發(fā)了主體精神結構的一系列變遷，如現(xiàn)代空間觀的形成、科學世界觀的興起、文化比較意識的萌生等，它們?yōu)橹袊F(xiàn)代散文的發(fā)生奠定了全新的精神品格；文體乃精神之肉身，晚清域外游記昭示晚清士人精神嬗變的同時，其體式也發(fā)生了相應變化，西方外來語的引入與自造詞的大量使用，不自覺地打開了文言文封閉的空間，游記文旨在探其利弊的消息化、宣傳化的書寫方式，也破古文之體并開啟了現(xiàn)代報告文學等文學新體式的發(fā)生，可見，無論是精神結構還是文體樣式，晚清域外游記都足以成為中國散文史上一類富于包孕性的“過渡”文本，有效呈現(xiàn)了古文向五四散文轉化之間瞻前顧后的復雜流變。

一 域外體驗與散文精神結構的現(xiàn)代性轉型

自給自足的農(nóng)業(yè)文明的生產(chǎn)方式，使得國人世代粘著于泱泱土地之上，崇尚安土重遷，就如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所言：“以農(nóng)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tài)，遷移是變態(tài)?！?封閉的生存方式衍生了追求超穩(wěn)定狀態(tài)的心理結構，生成于此文化語境下的古典散文，其精神結構不出傳統(tǒng)的載道言志，劉勰論文“若征圣立言，則文其庶矣”（《文心雕龍.征圣》），以立圣賢言為作文合格的標桿；清一代古文以桐城文為正宗，以維護周公、孔、孟、程、朱之道統(tǒng)、承續(xù)唐宋八大家之文統(tǒng)為己任，方苞有“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茍作”之說，這十分清楚地表達了桐城文人對于古文書寫的精神訴求，即傳統(tǒng)士人作文必須關乎人倫道統(tǒng)，為儒學規(guī)范添磚加瓦；然而，晚清游者一旦進入異質的西方世界，乍然被納入到一個聲光電化、求新求變的文明維度之中，西方文明所體現(xiàn)的本質與生成的意義已遠非傳統(tǒng)義理所能解釋了，更何況，域外經(jīng)驗與自我意識相激蕩，不僅動搖了現(xiàn)實體驗的表層結構，更會動搖背后搖搖欲墜的儒道傳統(tǒng)，站在西方這么一個巨大的異己性的他者之鏡前，晚清游者的主體精神被空前地激活，他們或者言論無忌地進行中西文化的比較，或者大談昔日被傳統(tǒng)士人所不齒的商務與機器，甚至借助西學概念重新解釋被倫常性理所遮蔽的現(xiàn)實世界，總之，歧變的理念與傳統(tǒng)義理均拉開了相當距離，而發(fā)生了知識結構、文化意識以及世界觀等層面的現(xiàn)代性嬗變，為古文僵化的精神世界注入了現(xiàn)代活力，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來把握游記散文所凸顯的精神結構的現(xiàn)代轉型。

首先是西洋科技體驗下科學精神的興起與科學世界觀的形成?？茖W在五四被奉行，不僅是科學知識的普及、科學救國的信奉，也是科學世界觀的逐步形成，如汪暉所言：“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一個科學話語共同體的運動，即一個將科學的信念、方法和知識建構為公理世界觀的努力?！?從晚清域外游者的科技信奉、西學評述以及借助科學概念來解釋外部世界的運思方式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將科學的信念、方法和知識建構為公理世界觀的努力”， 堪為五四賽先生的登場作了重要的思想鋪墊。

當晚清游者從一個運行恒常的古典帝國進入了另一個聲光電氣、機械縱橫的近代西方，科技器物作為物化的科學，不僅以迥異于傳統(tǒng)器物的物質形式震驚了晚清游者，而且以挾帶了科技知識與科學精神的內(nèi)在力量沖擊著晚清士人固有的理念圖式，晚清士人普遍以求知圖強的姿態(tài)對科技器物進行客觀、精確的描述，并逐漸構成一種實事求是、客觀理性的科學精神；與此同時，科技背后具有源動力性質的科學知識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也迅速成為晚清士人著力介紹與探究的對象，他們在介紹、闡釋西學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即借助系統(tǒng)化的科學知識來論述天地萬物，有效地將之從道德遮蔽與義理陰影中解放出來，使得外在世界成為一個可被科學闡釋、理性探究的對象，從而建構了人與世界的新型關系，逐步形成了一種頗具現(xiàn)代意義的科學世界觀。

初入西方，晚清游者就遭遇了王韜所慨嘆的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所建構的行旅方式，“嗚呼！余于此日東西之行，非火琯風輪，即飆車電駑，郵程無滯，水陸無驚，亦云快矣?！?與古典時代的竹杖芒鞋、輕舟瘦馬迥然不同，令人震驚的科技力量率先席卷了最初的旅程，火車、鐵路、輪船等現(xiàn)代交通器物不約而同成為晚清游者集體關注的焦點，譬如張德彝、志剛、郭嵩韜的游記就多次列專章來描述火車、輪船諸類交通工具，并動輒上千字；丙寅三月，張德彝從法國馬賽至里昂，他以近乎工筆的方式刻畫了火車的形狀：

第一車系蓄火機，形如炮車，通身鐵制，共六輪，四大兩小。上臥圓鐵筒，長約八九尺，高五尺馀，內(nèi)藏水火輪機，外樹煙筒，長約八九尺，高五尺余，內(nèi)藏水火輪機，外樹煙筒，長約四尺，…………

在堪千字的描述中，張德彝從長度、寬度、高度各個方面將火車的細節(jié)逐一呈現(xiàn)，個體柔情與想象在這里被冷靜地擠掉了，被取而代之的是對具體器物的頗具“科學”精神的觀察與還原，并以精確的描摹表達了其信息記錄的可靠與客觀，這類科技說明書式、巨細無靡的綿密書寫最終抵達的不是審美的彼岸而是現(xiàn)實的客觀所在，這并非是個體化的描述方式，隨意翻翻晚清的域外游記，此類非人格化的、多挪用數(shù)字來勾勒西方器物的方式似乎成為晚清游者的書寫慣例，李圭在描述鐵甲船時，連船的厚度、容量乃至動力都記錄的清清楚楚“船身木厚一尺八寸，鐵甲厚一尺二寸，容四千六百五十噸，機器力抵馬一千匹。” 其記述以冰冷的數(shù)字作為描述核心，說明對物體構造的理性關注遠遠超越了對它的審美凝視。儼然，傳統(tǒng)游記所崇尚的及身的、表情的書寫在域外游記中嚴重流失了，著意擠掉了情感的域外游記，已然成為不及身的客觀化書寫，其理性的、客觀而條縷分明的話語運作方式脫離了擅長載道、言情的古文模型，從道德、審美領域走向知識領域，晚清域外游記中大量類科學話語的出現(xiàn)，不僅表征了一種新的話語方式的形成，更展示了一種實事求是、客觀理性的科學精神。

對于普遍晚清士人而言，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西對決下的自我挫敗主要糾結于器物與技術的落后，這不僅導致了晚清游者對火車等科技器物連篇累牘的書寫，也敦促了部分敏銳的游者追根溯源西方技術發(fā)達背后的原因，如薛福成所言：“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農(nóng)、漁、牧、礦諸物，實無不精；而皆導其源于汽學、光學、電學、化學，以得御水御電之法?！?在此邏輯下，科技背后具有源動力性質的科學知識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紛紛被晚清士人視為挽回世運的利器，它們在域外游記中集體登場并被悉心介紹，在亦步亦趨轉述西學的同時，一種擺脫了天道、名教理念而借助科學概念來解釋世界的世界觀逐漸萌生。面對天地萬物，晚清游者嘗試運用化學分析、物理運動、天文地理知識對之進行重構，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重新闡釋被傳統(tǒng)文化賦予的意義世界，消解與重構中，一種依據(jù)西方科學譜系而建構的意義世界正在形成，譬如對于自古被賦予祥瑞災變之征兆與諸多情感寄托的天象，黎庶昌只以平實的語言對之進行科學描述，“月繞地球而行，為附地之行星，徑長二千英里。所行之軌為白道，每二十七小時四十三分而繞地一周，亦自轉一周。其向地一面，有常不變。” 承載天道之理的天象意義系統(tǒng)在黎庶昌類似科普說明的描述下被解構了，被去魅的月亮成為宇宙中一顆可被丈量的、毫無特色的星球；這一認知圖式也完整地體現(xiàn)在薛福成對電的論述中，他指出“細察物理，大抵空中之電，因太陽蒸海水化為濕氣，遇空中之風，彼此互相摩擦，即能生電，但其力量大于人工所作之電耳?！?薛以客觀知識代替了古人有關閃電的諸種傳說想象，通過對自然現(xiàn)象的學理性展示，描繪了一幅新的認知圖景。

晚清域外游者從科學知識譜系出發(fā)對世界進行系統(tǒng)化的解釋，不期然擺脫了天人合一、客觀外在與性理道德相糾纏的認知泥淖，逐步瓦解了個體與外在世界的傳統(tǒng)聯(lián)系，由此，自然萬物不再是道德化的象征體，更不是包孕諸多傳說與想象的人文符號，而成為一種可被客觀認識乃至人為操控的他者，這毋寧是一種新的世界觀的興起，如汪暉所言：“我們所了解的世界圖景很大程度上以來于我們用以觀察世界的概念體系，而這些概念體系最終能夠提供看待我們自身及其與環(huán)境的關系的依據(jù)。時間、空間、元素、電氣、汽、能量、地史統(tǒng)系等等概念不僅擴展了人們對宇宙自然的看法，而且也根本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想象圖景?！?/p>

其次是異域與本土的二元對比視野下文化比較意識的形成。有學者指出：“文化比較意識的產(chǎn)生則是中國人精神發(fā)展歷程中的一件大事。” 此言不虛，自古華夷之辨的意識屏障，遮蔽了域外文明作為獨立文化體的意義，對于晚清之前的中國而言，如梁啟超所論：“吾國夙巍然屹立于大東，環(huán)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嘗一交通，故我民族常視其國為天下?！?天下意識的裝置下，文化比較意識天然匱乏，就算內(nèi)部曾出現(xiàn)一系列的思想動蕩，如東漢士人的不治而議、東林黨人的針砭時政，他們也只是居于內(nèi)部而反對內(nèi)部，在他們的古典世界里并沒有一個有效的參照物，缺乏一個異質而發(fā)達的異質文明作比較，其抗爭仍是企圖在固有的文化體系中尋求新生，“為讓偏離了的‘勢’再次回到‘理’的軌道而奮斗”。 而晚清士人于變局之際，進入異質文明空間，得以站在傳統(tǒng)之外，跳出“廬山”，置身于一個同級的甚至客觀上更為強大的文明體系下回眸中土文化，獲得了重新觀看自我、反思傳統(tǒng)的文化條件，這是意在譏評朝政、甚至泣血抗爭的古代士人所無法遭逢的時代語境，這可謂特定的時代賦予。正因具備這種超越“自我”的比較視野，書寫者才有可能形成前所未有的精神世界，我們才會從薛福成的游記里讀到了從未有之的中西比較之論：

中國用人以富者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為賢，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壟斷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謂之“賤丈夫”，中國數(shù)千年來，無愚智皆知賤之…………貶之曰銅臭，斥之曰守財奴，中國之習俗然也。泰西各國最重議紳。議紳之被推選者，必在殷富之家。

只有立足于“中國”之外，于異域他者的參照下，薛福成才能明確中國之賤富的弊端，由彼及此的議論展開，不僅引發(fā)了他對“以富者為嫌”這一傳統(tǒng)迷思的檢討，而且從中帶來現(xiàn)代崇富、重商思想的發(fā)展，從這個意義而言，游者在注視西方的同時，西方也折射出觀看者的影子并返照于觀看者，引發(fā)對自我的重新審視。這類他者映照下的自我反思也屢次出現(xiàn)在郭嵩燾“自愧”、“所愧”的感慨中，他見英國船艦彬彬有禮，返觀“中國之不能及，遠矣?！庇^西方井然有序的學校體制，深覺“中國師儒之失教，有愧多矣，” 西方的比照下，中國的“不能”、“有愧”等負面陰影凸顯出來, 自我文化被納入到否定性的批判體系中，從而賦予自身文化、體制的巨大反省性與亟待救贖的需要；儼然，西方的呈現(xiàn)，已成為晚清游者將西方啟示帶回中國現(xiàn)場并重現(xiàn)自我匱乏的一面鏡子。

自慚形穢之下，晚清游者積極展開的二元文化比較下的自我批判性清理更是一種認知的調整與深化，曾不下數(shù)十次參觀議院、旁聽議會的郭嵩燾，通過中西政體的對比，對中國傳統(tǒng)所崇尚的“圣人之治”展開了尖銳的批評：

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治亂。德者，專于己者也，故其責天下常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繩之諸國，其責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國之受患亦日棘，殆將有窮于自立之勢矣。

郭嵩燾以“圣人之治”與“西洋治民以法”作比較，指出依賴君王的個體人格來治國并不可靠，因為“德有盛衰”，與此相對，西洋“治民以法”的民主制度，避免了因君王個體人格差異而帶來的政局動蕩，郭嵩燾的這一立論無疑對傳統(tǒng)的政體模式起了強大的離心作用。顯然，在域外這個充滿西方符號的意義世界里，晚清游者更在乎的是如何將此符號拉入對自我文化體系的有效反思之中，如何在對他者文化的認同敘事中有效展開對傳統(tǒng)文化的檢討與甄別。

晚清域外游者行旅甫始無不被卷入本土/西方、古典/現(xiàn)代的對比關系中，竹內(nèi)好曾言：“所有的事物只要是處于近代這個框架之內(nèi)，就無法逃脫歐洲式的視野?！?正是在這樣無法逃脫的對比境遇中，域外書寫在記錄、想象現(xiàn)代西方的同時，也憑借西方之鏡重新反思自我，這種想象他者與質疑自我的過程一旦全面展開，并以返回之態(tài)作用于書寫者以及閱讀者，固有的古典性精神內(nèi)涵勢必發(fā)生變化，新的現(xiàn)代性意識則開始萌生，正如五四文人郁達夫總結異域體驗對于自我精神結構的巨大沖擊：“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里所處的地位；是在日本，我開始明白了近代科學---不問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偉大與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后中國的運命，與四萬五千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歷程。” 由彼及此的文化比較意識的萌生無疑對近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結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新詞的命名活動與漢語的現(xiàn)代性衍變

作為文學的外殼，語言是最易發(fā)生動蕩的表層，而語言中的詞語變遷則最能彰顯語言的變化維度，梁啟超曾從新名詞的變遷現(xiàn)象來歸納晚清時期的語言變化“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xiàn)象、新名詞必日出，…………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新名詞的突現(xiàn)往往與語體的流變相激蕩，最終在“新新相引”中生成新語言。這類帶來文體日日新的新詞在晚清域外游記中可謂層出不窮，當晚清游者進入別有洞天的西方世界，面對紛繁復雜的西方“異”物，固有的文言文已捉襟見肘、無力描述，而不得不窘迫地制造新名詞來為它們命名，于是，一批新詞應運而生，它們有自造詞有外來音譯詞，到處出現(xiàn)照相機、顯微鏡、巴力門（議院）、自行屋（電梯）、飛橋（索道）等新詞的身影，它們有的在歷史流轉中被保存、延伸下來，成為我們?nèi)缃穸炷茉數(shù)膽T用名稱，如博物院、自行車的命名；有些則蛻變?yōu)闅v史的遺骸，成為我們恍然回首時的記憶片段，如木馬（自行車）、道德（博士）、神鏡（照相機）、腎衣（避孕套）等富于想象性與個性化的命名，它們內(nèi)部充滿動蕩的詞語運動讓我們發(fā)現(xiàn)，隨著旨在考察西方這一目標的日趨堅定與清晰，那些具有想象性色彩的詞語命名逐漸轉化為相對客觀的、平實的詞語，并且英譯外來詞成為不少書寫者的挪用方法；命名的變化不僅以其遷流的名詞形態(tài)凸顯了詞語形構日趨明確與單義性的運動方向，而且，其音譯詞內(nèi)部所呈現(xiàn)的漢語雙音節(jié)、多音節(jié)的轉化也有力地沖擊了傳統(tǒng)古文，帶來了漢語書面語體系的新變，無疑，晚清域外游記中由命名活動所衍生的新詞，正以其形態(tài)變化與異質思維成為五四白話文生成前的重要準備。

名與物，命名與被命名，當作為“名”的詞語成為“物”固定的、被普遍認可的、并具有歷史性的符號時，名與物似乎合二為一了，但是當“物”以一種溢出歷史認知框架以外的方式出現(xiàn)、并亟待命名時，如何去命名它們，在還不可靠的命名過程中，作為“名”的詞語又發(fā)生了怎樣的變遷？這種考古式的追問或許能夠讓我們思考晚清域外游者有關異“物”的命名活動，到底展現(xiàn)了語言主體什么樣的力量？又呈現(xiàn)了作為“名”的新詞的何種運動趨勢？以照相機的命名活動為例，林鍼在紀游詩草中以詩兼文的形式講述了他所命名的“神鏡”：

山川人物，鏡中指日留形（有神鏡，煉藥能借日光以照花鳥人物，頃刻留模，余詳其法）

照相機是中土前所未有的事物，缺乏一個賦予它的強制性的語言符號，所以，林鍼肆意地行使他的主權，表達他的感受與想象，它們集中體現(xiàn)在對“神”的表述上，“神”指涉的是一種超越現(xiàn)實生活的力量，林鍼初見照相機，驚羨于它能“指日留形”而呼為神鏡，充沛地表達了他對這一現(xiàn)代器物的神異想象，這種命名顯然與實物有所悖離。

這種出乎想象的、夸張的命名方式很快隨著志剛的命名而消失，被神秘化的神鏡被志剛賦予了一個相當樸實的命名“照像機”，并指出“照像之法，乃以化學之藥為體，光學之法為用。所謂化學之藥者，西人率以硫磺、焰硝、鹽堿等物煎煉成水，以之化五金，為強水?！?有關照像法的追本究源的化學分析，以客觀的、務實的現(xiàn)實力量顛倒了林鍼筆下的神話，照相機在此通過硫磺、鹽堿等毫無感情色彩的詞語說明被還原成為一種普通的、可以被認知的事物，它似乎在歷史的隧道中嘲笑林鍼的的空疏和想象。此后，郭嵩燾等游者均沿襲了這一名稱，這是命名演變并逐漸被固定的過程，它的發(fā)生與固定方式與索緒爾分析的人造語一樣“人造語只要還沒有流行開，創(chuàng)制者還能把它控制在手里；但是一旦它要完成它的使命，成為每個人都東西，那就沒法控制了。” ，自從“照像機”的命名在志剛手里開始固化后，如今我們對照相機這一“物”的稱呼就無法進行控制了，它成為再也拉不回來的符號。

與照相機的命名歷程類似，從想象性命名趨向精確命名的詞語活動，還可從“木馬”到“自行車”的命名變化上一窺全豹。斌椿初見自行車，以類比的方式將它命名為“木馬”：

“有木馬，形長三尺許，兩耳有轉軸。人跨馬，手轉其耳，機關自動，即馳行不已。殆亦木牛流馬之遺意歟？”

張德彝第一次隨斌椿出洋，也不約而同地以“木馬”來命名兒童自行車這一新興的西方器物：

“又見一鋪，出售一種木馬，身長二尺許，高亦二尺，耳有轉軸，蹄有小輪。小兒跨之，以手轉其機關，自然急走，曲直隨意。想武鄉(xiāng)侯木牛流馬之法殆傳西土耶？”

兩位游者對自行車不約而同的命名，均源于他們對木馬固有的文化經(jīng)驗與認知圖式，木馬最早的稱呼出現(xiàn)王充的《論衡》中，三國時期諸葛亮發(fā)明的木牛流馬，更被視為古代智慧的顛峰展示，這都是歷史流轉中所遺留下的經(jīng)驗認知。面臨異質的西方自行車時，斌椿與張德彝起句便是“有木馬”和“出售一種木馬”，在命名前，沒有遲疑更無預設，破空起筆就將“木馬”推入讀者眼簾，顯然他們天然地以歸化的方式將西方“異”物自行車納入固有的關于“木馬”的文化認知圖式中，以由此及彼的聯(lián)想方式對“異”者進行同化和歸納，在文化原型力量的吞噬下，“異”物消失了，成為光滑的、能夠被順暢接納的充滿豐富含義的名稱。

但是，這類借助文化典故進行聯(lián)想類比、并蘊含多重意味的命名方式在隨后的游記描述中卻發(fā)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張德彝在隨志剛再出使的《再述奇》（即《歐美環(huán)游記》）中，“木馬”變成了傾向客觀描述的“自行車”：“又有自行車，前后各一輪，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小者寸半，上坐一人?！|亦系馬口鐵?！?此后，“自行車”替代了“木馬”成為晚清游記中的固定命名。

這是發(fā)生諸多晚清旅行者身上的命名故事，時光流轉中，基于想象并蘊含多種可能性的命名行為似乎消遁了，域外游記中的“異”物命名，漸趨客觀化與精確化，如“照相機”“織布機”、“縫紉器”、 “自行車”等都是基于實際功能的單義性的命名，它們身上不再負載古典文學中約定俗成的意義元素，也收攏了富于個體想象與文化象征意味的羽翼，而成為指向單一、含義明確的語言，這一變化固然部分地與非語言因素相關，如社會總體意識的變遷、人文精神的嬗變等，但同時，我們絕不可忽視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及命名方式的遷徙首先是狹義層面的詞語制作方式的遷徙，即從多義的、模糊的構詞集體遷向單義的、明確的構詞，這是呈現(xiàn)于晚清域外游記中一類普遍的詞語運動，頗具一致性的、日趨精確性和真實性的新詞的大量出現(xiàn)，顯然表征了一種現(xiàn)代漢語的形構方式正在集體形成，也有力證明了汪暉有關現(xiàn)代漢語形態(tài)及其形成的論述，“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而言，評價現(xiàn)代語言、進而現(xiàn)代文學的尺度顯然是：恰當、精確和真實。”“宇宙、自然和人自身在這種精確的語言中只有一種展現(xiàn)方式，從而古代語言所展現(xiàn)的宇宙存在的多種可能性日漸地消失了?！?從“神鏡”到“照相機”、從“木馬”到“自行車”諸如此類命名的人為轉換，不正意味著存在大量模糊空間、足以展示事物多種可能性的文言文開始被擯棄，一種單義性的、明確指向現(xiàn)代事物的新詞逐漸成為普遍的詞語形態(tài)嗎？

命名活動不僅以上述趨向單義方向的意譯方式制造新詞，還大量采納了音譯詞來命名西方的“異”物，如果說意譯詞語的運動流變帶來了詞語構造方式的現(xiàn)代轉型，那么這些意譯詞、音譯詞語內(nèi)部新的組合方式如雙音詞、多音詞的大量出現(xiàn)，則深刻影響了文言文書面體系的流變，昭示了一種新的、現(xiàn)代形態(tài)的語言的形成。桐城文人黎庶昌描述熱氣球時所采納的大量的音譯新詞，便鮮明地標識了語言的遷流形態(tài)：

球皮用布縫成，…………其大徑三十五買特爾，圍圓一百五買特爾，容輕氣二萬六千建方買特爾，空中壓力每建方買特爾重一百吉羅。司球者云，若無繩可升至四五千買特爾，再上則人不能呼吸。

短短的引文便嵌入了買特爾、輕氣、吉羅等新詞，這些新詞并未經(jīng)過作者的特意解釋，成為直接侵入文言文的語言成分，這對崇尚文字峻潔的桐城古文而言可謂大忌。與黎庶昌類似，作為“曾門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為了講清楚他認為“神乎技矣，真令人不可思議矣”的電報，其間自造的新名詞、英譯詞也屢見不鮮：

至今電報所用之氣，由意大里人嘎剌法尼暨佛爾塔二人究得一法，系以強屬與金屬相感而生，謂之濕電?！幸噪妭髀暈榈侣娠L者。而傳信均用號碼以審厥字，尤為明顯而畫一?！婷钪链?，神乎技矣，真令人不可思議矣。”

上述兩段引文中有關“買特爾”、“吉羅”、“德律風”等西方名詞的引入，不僅對固有語言層面造成了觸動，而且作為“能指”的符號，它的這種詞匯內(nèi)部的組合方式出現(xiàn)了從文言文向現(xiàn)代漢語的轉型。王力曾指出“中國語向來被稱為單音語，就是因為大多數(shù)詞都是單音詞，現(xiàn)在復音詞大量地增加了，中國語也就不能再稱為單音詞了。這是最大的一種影響?！?文言文多為單音詞，幾乎每個字都是一個涵具意義的自足體，這就使得古人津津樂道于“煉字”，可以為了“吟安一個字，拈斷數(shù)莖須”，文人騷客中的“一字師”也因此被稱為佳話，上述種種均佐證了文言系統(tǒng)內(nèi)部對單音詞的習用與倚重。而通過半音譯、音譯等方式被納入書寫的“異”物的命名則多為復音詞，必須在字與字的整體勾連中才能表達一個獨立的意義，如果將字分開，則成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比如“買特爾”，連在一起，它表達了對西方測量尺度的一種描述，相當于現(xiàn)在所指的“米”，但是分開來，組成詞的三個字基本上失去了語境中的意義，成為無指涉的、無根的字的漂浮，同樣，“德律風”（電話）如果分開，更成為各奔東西的字符，這種必須連在一起方能體現(xiàn)意義的復音詞的出現(xiàn)不僅引起了文言文體系的變革，也是漢語語言與思想現(xiàn)代化轉變的一個重要趨勢。黎庶昌、薛福成等域外游者于游記中大量引入這類音譯詞，并且將之作為語言的重要構成成分，顯然沖破了文言文雅順的固有面目，在文言向現(xiàn)代語言的轉變上起到了開化的作用，而背后引入的西方的度量理念、科技文化則可謂隨著新語言進入而潛入的西方事物，讀者只有在接納了上述描寫手法并理解其意義的情況下才能進行順利的閱讀，這類語言上的裂變何嘗不同于梁啟超所謂的“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的新文體書寫？

三、文體裂變與新文體的發(fā)生

古典散文對文體相當重視，古人為了使文章合乎規(guī)范，強調作文首先須辨體：“凡文章體制，不解清濁規(guī)矩，造次不得制作。制作不依此法，縱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 ，明清時期，徐師曾作《文體明辨》、姚鼐作《古文辭類纂》，無不孜孜強調“辨體”的重要性；然而，當法度森嚴的古文體式面對廣大而陌生的西方世界、面臨內(nèi)憂外患的多事之秋，它就顯得力不從心了，顯然，對于晚清域外游者來說，尚潔尚雅的古文體制已無法承載他們所要表達的域外經(jīng)驗與裂變的情感世界，一如薛福成所感慨：“方今西洋諸國情狀，賈、陸、蘇三公與文正所不及睹也。福成即睹四賢所未睹之事矣，則凡所當言者，皆四賢所未及言，………………遂謂奮筆纂辭，可不師古人也?！?當陌生而異質的“未睹之事”成為行文的核心，固有的行文法度與審美訴求已經(jīng)無法對之進行描述，這就意味著薛福成“可不師古人”，摒棄嚴謹?shù)墓盼囊?guī)則，而為現(xiàn)實需求尋找新的言說形式。

這類“不師古人”的破體之作已然成為晚清域外游記書寫的普遍情勢，黎庶昌的《西洋雜志》滿文充斥著內(nèi)容雜糅、體例多樣的文字，有外交接見的描述，有婚姻、子嗣的風俗考證，有歷史事件的敘述，有鋼鐵、玻璃等器物說明，還有書信、條例的摘錄等，內(nèi)容的復雜、主題的蔓延使得作者在取材、立意、結構、布局上難循桐城章法，為方便起見，不同文體往往交相出沒，使得整本游記成為各類文體紛然登場的大雜燴。稍后出國的薛福成顯然就這種文體的裂變有著相當自覺，特意為自己不守法度的寫作加以解釋“據(jù)所親歷，筆之于書，或采新聞，或稽舊牘，或抒胸臆之議，或備掌故之遺…………于日記中自備一格” 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中，薛福成既有史料的引錄、也有地理考察的摘要，大量資料的引征與事物描述中，還夾雜諸多薛福成的自我見解，整本游記布局隨意，體例更是散漫流衍，篇幅短則一兩句話，長則數(shù)千字，薛所謂的“自備一格”的游記書寫顯然逃逸了傳統(tǒng)的山水紀游，更突破了古文辨體的法則，而成為諸體雜糅、破古文之格的散文創(chuàng)作。

文體的裂變除了部分地與內(nèi)容及思想意識的變化有關，近代印刷業(yè)發(fā)展所帶來的文本制作與傳播方式的更新，也為文體變革提供了物質條件。隨著報刊、雜志等新興傳播媒介的興起，晚清域外游記多與報章雜志相結合，在沖破古文桎梏的同時，其新型的書寫形態(tài)還昭示了與報告文學等現(xiàn)代文體之間的親緣關系，大致可體現(xiàn)為三個方面：其一，晚清域外游記多以消息類文字刊登于報章雜志，不再是搜奇攬異、吟風弄月等構筑審美空間的傳統(tǒng)游記，而是旨在考察社會、描繪世相的實錄文字；其二，中西文明比較視野下的游記書寫，多著眼于文化比較、政治議論，具有強烈的批判鋒芒；其三，旨在覺世的域外游記，多具強烈的情感鼓動性，以達到啟迪新知的目的；上述三種特質與現(xiàn)代報告文學所呈現(xiàn)的文本特征如新聞性、批判性、鼓動性可謂一脈相通。

晚清域外游記發(fā)生于神州瀕臨陸沉的變局之際，在這個由挫敗、思變、圖強所構成的特殊的生存場域里，民族危亡所促發(fā)的使命感使得晚清游者無法承續(xù)古人“傳世”的迷夢，而有著即書即版的強烈的傳播沖動，如康有為于《歐洲十一國游記.自序》所言：“今歐洲十一國游既畢，不敢自私，先疏記其略，以請同胞分嘗一臠焉?！?羅森于1854年寫就的《日本日記》當年即刊發(fā)于香港英華書院主辦的中文月刊《遐邇貫珍》上；李圭的出游日記《環(huán)游地球新錄》于1878年9月至1879年4月連載于《萬國公報》 ，隨之，《東行日記》刊發(fā)于當時流傳最廣的《申報》；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于1903年發(fā)表于《新民叢報》的臨時增刊；與之相呼應，本局囿于朝廷士大夫階層的出使游記，也著意求“聞達”于墻外，以報刊連載、結集出版的方式廣為流傳，光緒年間，駐外使臣及隨員的日記、旅行記被刊印數(shù)十種之多。

這批通過現(xiàn)代傳媒出版發(fā)行并意在覺世的域外游記，可視為川口浩所指的類報告文學的近代工業(yè)的產(chǎn)物， 它們積極進入公共領域并有著明確的現(xiàn)實訴求，異域消息的收集與報告成為游記的書寫之。羅森于《日本日記》前作一段按語：“《遐邇貫珍》數(shù)號，每記花旗國與日本相立和約之事?！澨刂凇敦炚洹分?，以廣讀者之聞記，庶幾耳目為之一新。”， 羅森所著的游記重在“廣讀者之聞記”，成為國人了解美、日和約的信息來源；梁啟超作《新大陸游記》有兩個目的：“一以調查我黃族在海外者之情狀，二以實察新大陸之政俗”?？梢姡砬逵握呔杂X抽離了古代游記的情景交融與抒情言志，而將其改造成旨在傳遞消息、調查世相的類似報告文學的文體書寫。報告文學的理論開拓者基希曾以實例的方式闡釋了游記和報告文學的區(qū)別 ，在基希的區(qū)分范疇下，游記多為風景的展示、文化的體味，有著強烈的異國情調，而報告文學追求紀實、客觀，以社會世相為主，循此辨別，郭嵩燾與李圭的游記，儼然與報告文學客觀紀實的書寫方式如出一轍：

倫敦縱廣二十馀里，橫長三十馀里（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三十一分）。毗連四部，…………代模斯江橫貫其中（宮殿苑囿皆在江北，作坊棧店多在江以南），東距?？诙倮铩Ｖ谐莾砂吨涟踪嚳巳A爾，船塢及各阜頭為多。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

美國卡厘方利亞省之三藩謝司戈城，華人以其地產(chǎn)金，稱為金山。嗣南洋澳大利亞島亦產(chǎn)金稱金山，而以新舊別之。稱此為舊金山，美國海濱一大都會也。計華人在美，男女共約十六萬名口，居三藩城者約四萬人，居卡省別城者，約十萬人，馀皆散處腹地各屬。

---------------李圭：《環(huán)游地球新錄》

上述有關異域的記游文字，顯然擯棄了游記文學慣常的風景書寫與情感抒發(fā)，觸目的是冷靜平實的都市概況與人口統(tǒng)計，它們客觀紀實的行文方式顯然更符合現(xiàn)代報告文學重訊息與實錄的論述方式，契合基希所甄別的報告文學的書寫模式。在資訊尚欠發(fā)達的近代中國，這類登載于報刊雜志之上的域外游記因其消息的靈通與書寫的紀實，使得普通大眾得以窺見因條件所限而無法抵達的西方世界，往往替代了新聞報告而成為國人了解異域的第一手材料。

無論個體出游還是受遣遠行，域外游者均處于一種與中西文明保持距離的懸置情境下，這種漂浮于中西文明罅隙之間而得以比較眼光觀看自我與他者的狀態(tài)，讓諸多游者面臨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始終保持了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印之于書寫，則與傳統(tǒng)記游拉開了距離，行文之間具有了報告文學所持的社會批判態(tài)度。西游途中，康有為對君主專制的憤懣指責、郭嵩燾針對詩儒之學而作的尖銳批評，無不處處持社會批判之眼光；梁啟超作《新大陸游記》，更是懷揣批評的意圖，紐約成為梁啟超指摘美國資本經(jīng)濟之弊的范本，華盛頓成為梁啟超凝視共和政治之殤的聚焦點，舊金山則成為梁啟超批判華人劣根性的有效版圖，游記中每一個自然的地理版圖都成為充滿意義與啟示的所在，它們被主動地編織進梁啟超有關“告別共和”的政體變革理念中，成為社會批評的有力文字。川口浩的《報告文學論》曾指出近代旅行記與報告文學在社會批判層面的血親關系：“譬如在德國，一般認為德國近代散文之濫觴的海涅的《旅行記》曾以辛辣的筆鋒，批判了旅行所及的東方的人物和制度等等?！F(xiàn)在，以這種被近代散文遺失了的精神而再生的，就是所謂報告文學！” 從晚清域外游記的字里行間，我們不難看到這種辛辣的社會批判精神。

諸多刊行于報刊雜志的晚清域外游記，不再追求藏諸名山、詩文酬唱，其擬想讀者已從文人同儔擴至普羅大眾，行文方式上，不僅破古文之體，更須調動比擬夸張、情感渲染等文學性手法，以達到煽動讀者情緒、傳播西洋新知的目的，這一行文鼓動性的追求與報告文學的行文方式也不謀而合，《基希及其報告文學》的作者T?巴克指出：“在小說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識上。在報告文學里，人生卻反映在報告者的意識上.” 這段話表明，較之通過塑造人物來曲折表達作者情感的小說而言，報告文學是作者情感意識的直接表達，的確，報告文學甫出便有著宣傳鼓動的內(nèi)在追求，面向普遍民眾的新聞書寫就如同面向普羅大眾進行一場無聲的公共演講，要求以充沛的情感來打動讀者，與之類似，晚清游者于啟蒙新知的同時，不乏以傾向性強的激越情感來進行思想鼓動，最典型的莫過于康有為、梁啟超的游記書寫?？涤袨樵哂畏?、九至德，八游英，作《歐洲十一國游記》，不惜以“廣長之舌“宣揚“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的政治理念，游記中處處可見排比、對比、反問、設問、感嘆等各類文學修辭，情感激烈的鏗鏘語句如“地使然也”、“ 妄也”、“天道后起勝也”等屢見不鮮，游記書寫的每一個片斷的呈現(xiàn)，都步步為營地配合著他的宣傳訴求與情緒渲染；這類充滿鼓動性與煽情性的言語方式，在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中也隨處可見，書寫策略上，梁氏多擇用感嘆詞與下定義的方式，以淺近之文抒激切之意，具有強烈的情感傾向性，譬如，他給紐約下定義道：“紐約者，全世界第一大市場，商業(yè)家最可用武之地也。”，對于美國城市波士頓的介紹，他采用的也是“…………者，…………也”的判斷語式，“波士頓者，美國歷史上最有關系之地，而共和政治之發(fā)光點也。” 下定義式的語句具有不容置辯的權威性，強烈地凸顯了作者的思想意識，“第一”、“最”等言辭激烈的修飾詞的運用，也充分暴露了書寫者的個人情感；談及紐約工場之黑暗，梁啟超行文更是激情澎湃：

“嗚呼！何其與平等之理想太遠耶！此固由天才之使然，然亦人事有以制之。準是以談，則教育普及之一語，猶空言耳。嗚呼！天下之大勢，竟滔滔日返于專制。吾觀紐約諸工場，而感慨不能自禁也?！?/p>

“嗚呼”作為感嘆詞兩次加以重復，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讓行文日趨激烈，有效地調動了讀者情感，“感慨不能自禁也”的慨嘆更讓梁的情緒緊緊攫住了讀者，使之同悲喜同憤慨，這種以情感席卷一切的書寫方式極富煽動力，鮮明地傳遞了作者的喜怒哀樂，充分凸顯了“報告者的意識”。

晚清域外游記傳播異域消息、重在社會批評、同時不乏鼓動煽情的語言構建，一旦與近代傳媒相結合，最終衍變?yōu)楝F(xiàn)代報告文學發(fā)生前的幽深潛流，正如有學者所說“晚清新聞通訊中，除紀事一類外，還有新式的游記。這類游記作品不同于一般模山范水、吟風弄月的散文小品，而是一種關注社會大端兼及自然人文背景的旅行通訊，如《申報》從1876年6月7日起連載環(huán)游地球客的《東行日記》和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等即事這樣的旅行通訊。從國際報告文學發(fā)生史看，早期的報告文學中許多就是游記體散文。”

結 語

晚清域外游記的數(shù)目可謂浩繁、內(nèi)容可謂蕪雜，如果說鐘叔河等學者以史料鉤沉的方式來與之對話，那么，筆者則試圖從現(xiàn)代詩學的角度對它進行一番文學的曲線勾勒，將之視為一個散文的有機整體，闡釋它所隱藏的精神變化與呈現(xiàn)的形式變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論晚清域外游記的諸種歧變，有時候會相當明顯，鮮明地昭示了與五四文學之間的親緣關系，有時則相當隱晦，甚至書寫者會以激烈的抵抗姿態(tài)來掩飾這一切，倡揚西方文明往往與捍衛(wèi)綱常禮教奇怪地扭結在一起，新名詞往往以一種扭曲的姿態(tài)被納入支離破碎的文言文記敘，它們的糅雜混淆最終成為一種不純潔的、充滿了裂縫的書寫，然而，正是這些在精神結構、內(nèi)容書寫上所呈現(xiàn)的不可掩目的裂縫，卻代表了一種變化的開始，意味著新事物的誕生，“風起于青萍之末”，晚清域外游記逾半個世紀的連續(xù)性書寫生動地反映了中國散文因域外體驗的進入而不斷自我突破、自我發(fā)展的過程，成為我們觸摸中國散文現(xiàn)代性嬗變的一條清晰的線索。

作者簡介： 楊湯琛，女，華南師范大學學士，北京師范大學碩士，中山大學博士，現(xiàn)為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文藝爭鳴》等發(fā)表學術論文數(shù)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