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進：無限彌散與增益的文學史空間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重寫文學史”蔚為風潮，一方面呼應了極左年代終結后“撥亂反正”的思想趨向，另一方面亦彰顯“文學史”寫作在文學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哈佛版”即有“1988年7月1日，新時期思想解放語境中的‘重寫文學史’”條目）。近三十年間，大陸學界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重寫”所投注的熱情有目共睹，其所生產的數(shù)以千計的文學史著作亦令人側目。在此過程中，海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經驗和影響，特別是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對大陸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重寫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在過去的研究中，我曾嘗試梳理從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到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耿德華（Edward M.Gunn）、奚密等人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書寫譜系，評估其所帶來的種種價值觀念，以及對于“復雜多元、眾聲喧嘩”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認知與建構，以與來自本土的學術能量彼此激蕩，互為闡發(fā)。這些海外的現(xiàn)代文學史書寫與我們所熟悉的中規(guī)中矩的文學史，并不相符，卻從各個方面形塑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景觀，呈現(xiàn)出一個復數(shù)的、多面的文學史，而非均質的文學史。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即使經歷了這么長時間的“重寫”，大陸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書寫依然存在諸多瓶頸，其雖不必與政教觀念或國家意志亦步亦趨，卻往往受困于自身寫作范式的僵化和價值標的的固著，或投入千篇一律的重復勞動，或淪為生財有道的商業(yè)復制，學界甚至有悲觀論者認為“重寫文學史”已經中道而輟，積重難返。在此背景下，深入文學史研究的內在機杼，重探文學史資源的多元維度，尋求文學史書寫的“理論爆點”，自然成為“重寫文學史”的題中之義。這種重寫，是要以全新的理論與觀念，重新組織與構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話語空間，消解文學史的確定性，質疑文學史的權威性，以更靈活生動的方式重新講述文學史的故事。
近年來，英語學界再度投入討論，新一輪的“重寫文學史”風潮雖然姍姍來遲，卻勢頭迅猛。鄧騰克（Kirk Denton）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現(xiàn)代文學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簡稱“哥倫比亞版”）、張英進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ey-Blackwell，2016，簡稱“指南版”），羅鵬（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編的《牛津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簡稱“牛津版”），以及王德威主編的哈佛版《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簡稱“哈佛版”），四種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在兩年內相繼問世，成為一道亮麗的學術風景線。令人興奮的是，這幾種著作雖然并不都冠以“文學史”之名，但都具“文學史”之實，它們刻意跳脫現(xiàn)有的文學史書寫典范，本身即帶有元史學的意味，所采用的組織模式、所涉及的文學議題都包含著對文學史書寫范式的自覺反思和挑戰(zhàn)，這無疑對大陸學界“重寫文學史”的實踐具有積極的警醒與借鑒意義。當然，大陸學界未必真的能或可能拷貝這種文學史書寫模式，但這些文學史所傳達的關于文學史編纂、書寫、呈現(xiàn)以及閱讀的看法，所展望的文學史書寫的存在方式和發(fā)展趨向，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學習。以下先簡略介紹一下幾種文學史的基本構成，然后再著重討論“哈佛版”的文本形態(tài)及其背后的理論立場。
鄧騰克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也是美國最重要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刊物《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主編，出版過《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中的個人問題：胡風和路翎》（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Hu Feng and Lu Ling）等著作。這本《哥倫比亞中國現(xiàn)代文學指南》其實脫胎自2003年Joshua S.Mostow、鄧騰克等主編的《哥倫比亞現(xiàn)代東亞文學指南》（The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只不過新的這本內容更為集中、線索也更為清晰?！案鐐惐葋啺妗狈譃閮蓚€部分，共五十七個章節(jié)，篇幅近五百頁。第一部分“專題論文”由八篇文章構成，包括《作為體制的現(xiàn)代華語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文學社群與文學生產》《華語語系文學》等，第二部分“作家、作品、流派”由四十九篇文章構成，包括《晚清詩歌革命：梁啟超、黃遵憲與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重審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起源》《“狂人”阿Q，魯迅小說中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傷痕文學與創(chuàng)傷記憶》《來自邊緣的聲音：閻連科》等。鄧騰克在開篇的《歷史概述》中，把中國現(xiàn)代文學分成晚清文學（1895—1911）、五四文學（1915—1925）、1920年代與1930年代文學、戰(zhàn)時文學（1937—1945）、早期后革命時期文學（1949—1966）、“文革”文學（1966—1976）、后毛澤東時代文學（1977—1989）、消費文學崛起的文學（1989—）等幾個時期，同時再加上港臺文學和“華語語系與全球化”兩個部分。顯然，這樣的劃分與傳統(tǒng)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線性框架若合符契，后面若干關于文學思潮、作家作品、文類風格、文學制度、媒介文化和社會轉變等議題的選擇與論述，與此構成了線性與橫向的互文關系。在四種文學史中，這本是與大陸通行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最為接近，也是最具教材形態(tài)的一本。
相比較而言，“哥倫比亞版”的理論色彩明顯加強，視野也更為宏闊。張英進是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教授，研究范圍包括了文學、電影、都市文化、文化史等領域，出版過《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空間、時間與性別構形》《影像中國》等大量著作。他主編的“哥倫比亞版”由“歷史與地理”、“文類與類型”、“文化與媒體”、“議題與論爭”四個部分構成，篇幅近六百頁。“歷史與地理”部分從時間與空間的維度呈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基本面貌，屬于相當宏觀的描述；“文類與類型”則側重于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等傳統(tǒng)文學類型，以及翻譯文學、女性文學、通俗文學和少數(shù)民族文學等新興的文學類型；“文化與媒體”包括了《無用之大用：西方美學如何使中國文學更為政治化》《語言學轉向與20世紀中國的文學場域》《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視覺文化中的分裂統(tǒng)一體》等，特別是最后兩篇探討媒體技術對文學的影響，既討論印刷媒體的發(fā)展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興起之關系，也探究網絡技術與新媒體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正在產生的巨大影響；“議題與論爭”選擇了一些重要的話題，比如文學形式與民族文學運動的關系、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中的摩登女郎形象、作為現(xiàn)象的身體、政治記憶、歷史創(chuàng)傷等，最后兩章概覽漢語學界和英語學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發(fā)展譜系，由前面的總論，到分論，再回到總論，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結構。張英進坦承，這本“指南”“不是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所有可想到的方面——包括對運動、流派、文類、作者、文本、風格以及主題——的綜合性概觀”，也“不是一個敘述性的文學通史”或“對于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導讀”①，但確實以學術性、批評性的立場為我們多層次地描繪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豐富性與獨特性。
羅鵬和白安卓是近年來脫穎而出的青年學者，羅鵬現(xiàn)任杜克大學教授，出版過《離鄉(xiāng)?。寒敶袊奈幕⒓膊∨c國家改革》（Homesickness：Culture，Contagion，and National Reform in Modern China）、《裸觀》（The Naked Gaze）等多部著作，還翻譯過《兄弟》《受活》《四書》等多部小說，成果豐碩，是目前相當活躍的青年漢學家。白安卓是康奈爾大學的副教授，也出版過《超越漢學》（Beyond Sinology：Chinese Writing and the Scripts of Culture）等著作。他們主編的“牛津版”，篇幅近千頁，體例上與“指南版”頗為相近，分成結構、分類、方法三個部分。羅鵬在《導論：“文”的界限》中，以《說文解字》中對于“文”的解釋為線索，介紹了“牛津版”諸章節(jié)的內在思路。羅鵬指出，文學史的第一部分對應“文”字解釋的第一句話：“錯畫也”，即“文”字產生的“結構性條件”，這一部分的選文涉及文學寫作的空間、心理、物質或語言因素，并將之視為文本的直接延伸，推動讀者和研究者對于文學文本的重新理解。第二部分對應“文”字解釋的第二句話：“象交文”，羅鵬將之引申為一種依據“象形”的分類法原則。這一部分的選文涉及對于文學分類的不同標準，特別考察了一系列歷史的、族群的、區(qū)域的和形式的因素以及與其相對應的文學概念，反思了這些分類原則的洞見與不察。第三部分對應“文”字解釋的第三句話：“凡文之屬皆從文”，即一種理解字義的“方法論”。這一部分的選文嘗試處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種種不同方法與試點，包括歷史的、心理和政治的、社會的、族群的等等，重估這些方法的預設、局限和可能。如其所言，這一部分追求的是一種“元方法論”：“能在研究文學現(xiàn)象的同時思考這一解讀范式本身”②。在論文的開頭和結尾，羅鵬都引用了馬來西亞華人作家黃錦樹的小說《刻背》，其中對于文字、語言之于文化認同、身份建構的吊詭敘述顯然對本文的討論影響頗大，對于羅鵬而言，“牛津版”通過一系列堪稱“邊緣性”的觀察，所要處理的是對于“現(xiàn)代華文文學”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與其老師王德威一樣，他將文學史書寫視為一個開放的、動態(tài)的生產過程，以散點輻射的編纂結構呼應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的種種幽暗意識。甚至更進一步，他取消了另外三種文學史或多或少的編年傳統(tǒng)，代之以一個非線性的論述宇宙，以不斷彰顯中國現(xiàn)代文學話語自我建構過程中的時間縱深，并試探其包容的界限。
四種文學史中，最特別、最豐富、最有趣的當屬王德威主編的“哈佛版”《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全書“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楊廷筠、耶穌會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學”新詮，止于當代作家韓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國’”，“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構成一部體例獨特，長達千頁的敘述。全書采取編年順序，個別篇章則聚焦特定歷史時刻、事件、人物及命題，由此衍生、串聯(lián)出現(xiàn)代文學的復雜面貌”，以此“呈現(xiàn)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之一端，同時反思目前文學史書寫、閱讀、教學的局限與可能”③。王德威的長篇導論，開宗明義，將“哈佛版”歸入文學史的異類：它不是“完整”的文學史，不僅缺少諸多主流作家、作品，而且各個章節(jié)之間完全自說自話，甚而風馬牛不相及；它涉及的媒介或體裁過于寬泛，遠遠超出了“文學”的意涵；它借用“華語語系文學”的比較視野，忽視了主流的家國脈絡。但也正是從此一明顯“缺陷”出發(fā)，王德威闡明自己的文學史觀：“文學史不再強求一家之言的定論，而在于投射一種繼長增成的對話過程?！痹谒磥?，中國的“文”與“史”包含著西方的再現(xiàn)模式所不能囊括的辯證和對話關系，這一關系由古典的文學傳統(tǒng)中來，卻在強調顛覆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中國縈繞不去。由此，王德威提出“哈佛版”的核心關切：“如何將中國傳統(tǒng)中‘文’和‘史’——或狹義的‘詩史’——的對話關系重新呈現(xiàn)?！背齾s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等語匯進行一系列的考古，王德威還借用海德格爾的“世界中”概念，以呼應其對于上述關系的理解，“‘文’不是一套封閉的意義體系而已，而是主體與種種意念、器物、符號、事件相互應照，在時間之流中所彰顯的經驗集合?！痹凇肮鸢妗敝?，“世界中”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通過四個主要的議題切入：時空的“互緣共構”（Architectonics of Space and Time）；文化的“穿流交錯”（Dynamics of Travel and Transculturation）；“文”與媒介衍生（Contestation of Wen and Mediality）；文學與地理版圖想象。在詳細討論這四個相互關聯(lián)的主題中的種種面向時，王德威其實亦是對于開頭處自陳的種種“缺陷”作進一步的解釋和回應。草蛇灰線，自有相與對話的可能，鴻爪雪泥，恰能捕捉變動不居的軌跡。文學史書寫不必限于居高臨下、登臺點將的傳統(tǒng)，更可以通過彰顯其種種關聯(lián)與涌動的過程，反思“文學何為”的根本問題。
過去的文學史往往以一種權威的姿態(tài)，傳達給讀者一個簡單的文學演進的脈絡，對文學現(xiàn)象、作家作品作出不容置疑的判斷，殊不知，文學演進本身就是千般風光，變幻無常的，任何一種文學史某種程度上都只是想象的結果。文學史寫作也是一種歷史想象的方式，是文學、社會、時代、讀者期待、文學生產等諸多因素斡旋的結果。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學史》一文中，明確提出了重新思考文學史必須注意的三個層次：“首先確認在當前的文學研究實踐中有哪些研究方法和信仰是司空見慣的，然后問一問這些研究習慣是否都是有效的工具，……其次我們應該把物質，文化和社會歷史的想象加諸我們習以為常、決信不疑的事物?！詈笪覀円皆兡切┪膶W史寫作所圍繞的‘重要的’作家，他們是何時，又是被什么樣的人視為‘重要作家’的，依據的又是什么樣的標準?！雹苓@四本文學史的大膽創(chuàng)新與實踐，正體現(xiàn)了宇文所安的三個層次，與其說是“意在取代目前的文學史典范，不如說就是一次方法實驗，對‘何為文學史’、‘文學史何為’的創(chuàng)造性思考”。尤其是“哈佛版”完全放棄了那種面面俱到，以歷史背景、作品作家、思潮運動為主導的線性發(fā)展的文學史模式，而著力于捕捉歷史時空中那些生動細節(jié)，“以小觀大，做出散點、輻射性陳述”，“全書各個時間點所形成的脈絡——及縫隙——促使我們想象文學史千頭萬緒，與時俱變，總有待增刪填補。細心讀者其實可以看出書中草蛇灰線的布置，進而觸類旁通，把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故事接著說下去?！边@樣的文學史書寫，無論是廣度、深度或性質上，都實現(xiàn)了巨大的突破。
我很高興地看到，王德威自陳，這種全新的文學史書寫形態(tài)的理論靈感來自中西兩個方面，而不僅僅是西方現(xiàn)代理論的演練。一方面，它來自錢鐘書《管錐編》《談藝錄》所倡導的“片斷化”思維，主張打破人文學科的樊籬，解構各種理論話語，讓各個不同的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等話語交互映發(fā)，立體對話。隨著邏輯結構的消解，無數(shù)貫通古今，跨越學科的話語現(xiàn)象，交集紛來，相生相發(fā)，形成了某種可以無限彌散與增益的空間。錢鐘書的“片斷化”思維與文本特征，一直以來頗多詬病，甚至有人以為錢鐘書沒有理論，沒有體系，現(xiàn)在卻成為“哈佛版”文學史的靈感源泉，這再次提醒我們，中國現(xiàn)代學術，尤其是現(xiàn)代文論，完全可以與西方現(xiàn)代理論展開對話，這些真正的“世界中”的中國理論，值得我們重加闡釋和發(fā)揚，也應該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它的理論靈感當然來自西方理論，比如本雅明的“星座圖”、“拱廊計劃”，巴赫金的“眾聲喧嘩”，福柯的“譜系學”，或德勒茲的“組合”論、“皺褶”論等等，特別是后現(xiàn)代史學理論。相當長時間以來，經由主流話語、精英敘事所建構出來的清晰的歷史敘事，制約和形塑了我們對事實與現(xiàn)象的理解、解釋與認識，可是，后現(xiàn)代史學卻告訴我們，各種非主流的、底層的、日常的歷史細節(jié)，卻一再挑戰(zhàn)著權威歷史的敘述。張英進曾經引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一句話，“當代史學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堅信歷史是一系列的斷裂，而非一個連續(xù)的整體”，指出“北美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范式的變遷強化了一種對整體性消失的共識，這種共識激勵了以異質性和片段化為標志的解構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研究的發(fā)展，并且讓人們逐漸傾向于尋求他者性和非連續(xù)性”，于是重寫文學史，某種意義上就成了“重新想象同時聯(lián)系中國文學傳統(tǒng)和西方現(xiàn)代性的一種新的整體性”⑤。與《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同屬哈佛大學出版社文學史系列《新編法國文學史》《新編德國文學史》《新編美國文學史》，都以“片段化和斷裂性”為文學史書寫的結構原則，不去追求建構線性、因果的文學發(fā)展史，而是著力捕捉和梳理作為文學史癥候的片斷，一部作品的出版，一個團體的創(chuàng)立，一個主題的初現(xiàn)，一次論爭的辯難，一樁社會事件，一段感情等等，都成為切入“文學與歷史”的有效角度，構成散點輻射式的網狀脈絡?！懊纫痪w而千變，兆片機而萬觸”（《文心雕龍·神思》）。“書中的每一個時間點都可以看作是一個歷史引爆點。從中我們見證‘過去’所埋藏或遺忘的意義因為此時此刻的閱讀書寫，再一次顯現(xiàn)‘始料/史料未及’的時間縱深和物質性”，文學史成為可以無限彌散與增益又無比迷人的書寫空間。
王德威化用海德格爾的概念，提出了“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的觀念，“近世中國文學‘遭遇’世界后所顯現(xiàn)的常與變，促使我們思考古典‘文’的現(xiàn)代性問題，而這一思考可以從海德格爾‘世界中’概念得到微妙靈感?！澜缰小枋鍪挛铩嬖谟诖恕臈l件，凸顯其兀自彰顯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與其說可由語言、書寫和思考形式所捕捉、規(guī)范，不如說經過這些形式而中轉、綻露。海德格爾認為，詩以其借此喻彼、靈光一現(xiàn)的形式，仿佛泄露天機般的召喚出那世界和事物‘一種簡單的共在’”?！笆澜缰小弊鳛橐粋€批判性的觀念，引導讀者聯(lián)想一個意義廣泛的“文”的觀念，“不僅觀察中國如何遭遇世界，也將‘世界帶入中國’”，令人信服地呈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其實是“不同文化、文明的‘交錯互動’，即各大洲、國家、社會、機構和社群之間，語言、文化和思想的相互交流、傳譯和衍生的結果”。這樣的視角與立場給“哈佛版”帶來了全新的面目。雖然我們都清楚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總是與外國文學的影響如影隨形，相伴相生，但是，上千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卻對此或視而不見，或語焉不詳，讓讀者以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只是孤懸東方、完全內發(fā)型的文學。失去了世界維度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只能是一部殘缺的文學史。比較文學界在討論現(xiàn)代中外文學關系時，最新的做法往往是運用王德威的哈佛同事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提出的“世界文學”理論，把世界文學視為在全球范圍內翻譯、傳播、閱讀的過程，以此重估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價值。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理論，確實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解釋的理論框架，而王德威的“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卻是從中國文學出發(fā)，關注不同文化的“交錯互動”，直接發(fā)掘了大量的中外互動的個案，讓那些曾經有意無意被忽略的中外文學交往互動的事實紛紛呈現(xiàn)，傾蓋如故，天涯比鄰，原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從來就在“世界中”，而非在世界之外，更非世界與中國的二元對立。這種二元對立模式，總是不斷地要證明中國文學如何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中國文學又如何傳播到世界，所謂的“中國文化走出去”，也不脫這個思維模式。而“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則完全解構了這種單向的二元對立模式，重新讓我們正視全球文化的互動交錯，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現(xiàn)代化所產生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表現(xiàn)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空前復雜的面貌。
在討論了《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文本形態(tài)及其理論立場后，我們還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角度討論對“文”的重新理解，從跨學科的立場辯證“詩”與“史”的對話，從時空的角度重估古典與現(xiàn)代的對話、現(xiàn)代性的中國面孔、旅行與現(xiàn)代性的關聯(lián)，從“宅茲中國”的觀念來重審華語語系論述等等，這些都是王德威在其導讀和文學史中不斷提出和思考的理論問題，相信也是我們文學史重寫所必須面臨的問題。但限于篇幅，無法繼續(xù)展開，只能留下一筆，以為異日之券。總之，《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把文學與歷史、文化、思想、理論，熔于一爐，形式新穎，新見迭出，蔚為大觀，雖然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也可能會引發(fā)一些論爭，但無可否認，它應該是三十年來海內外文學史重寫的最重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這樣一部充滿主觀性、創(chuàng)新性的文學史，與其說是一部權威信史，不如說它如斧破竹，打開了重返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無限可能，也生動體現(xiàn)了王德威對中國文學的深厚情懷與自覺承擔，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妨也可以視之為王德威的又一部抒情之作。
【注釋】
①Yingjin Zhang，“General Introduction”，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ey-Blackwell，2016），pp21-22.
②羅鵬：《導論：“文”的界限》，載《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③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載《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以下引文若非特別注明，均引自該文。
④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學史》，見《他山的石頭記》，田曉菲譯，7-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⑤張英進：《歷史整體性的消失與重構——中西方文學史的編撰與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載《文藝爭鳴》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