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鄒振環(huán)著，中西書局2017年11月第一版，58.00元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或主動或被動地，或詳或略地研讀了大量新出版的中國翻譯史論著，進入21世紀，更多閱讀的是以中國翻譯史為研究論題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青年學者的勇氣和熱情讓我欣喜，但這些論著和學位論文中所顯露出對于前人研究成果有意無意的忽略和無視，特別是20世紀初以來翻譯史學者的勞作和貢獻，幾乎全然被漠視和遺忘。這一點尤讓我感到憂慮。即使一些專家學者討論中國翻譯演變的論著中，在介紹前人研究或引用文獻中竟然也會完全忽略中國臺灣和香港學者的成果。原本就尚未成熟的中國翻譯史學科，漸漸被看作是一塊喪失了歷史記憶而沒有進入“門檻”的“荒蕪”領地，似乎無需經(jīng)過歷史學“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基本訓練，誰都可以在這塊領地中隨意馳騁。

原舊學方能知新說，善回眸才能有前瞻。學者的使命無非就是“因”和“創(chuàng)”兩個方面，所謂“因”就是承繼，“創(chuàng)”自然是創(chuàng)新，但這種創(chuàng)新不僅僅是說新詞、創(chuàng)術語，而應該是在承繼基礎上的批判性創(chuàng)新，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和發(fā)展。初入門之學者不妨多考慮“因”，即如何繼承前人的成果，認真對傳統(tǒng)做正面的承繼；而有經(jīng)驗的學者宜多注意“創(chuàng)”，即盡可能大地突破自身研究的局限，使自己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更大的新創(chuàng)獲。批判性的創(chuàng)新首先得了解自己研究領域的前行者，這些年來，我們過多強調“創(chuàng)”，經(jīng)常把“因”給忽略掉了。“發(fā)前人之未發(fā)”，首先要知道前人“發(fā)”了什么，如果連前人所“發(fā)”之權威論述都不了解，又何來新“發(fā)”之說呢？這本《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的最初構想，就是嘗試將20世紀以來關于中國翻譯史所“發(fā)”之說，清理出來，將一些漸被遺忘的歷史記憶展示給學界同仁，特別是年輕的同行。

2013年12月21日至22日，我參加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主辦的“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發(fā)表了題為《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起承轉合》的論文，在討論環(huán)節(jié)中，與會者多有建議，認為可將之作為論著的綱要，或可將其中的內容多加擴充?！赌蠂鴮W術》（澳門大學）的主編田衛(wèi)平先生，在讀到該會議論文集后即來函約刊此稿。全文經(jīng)修訂增補，連載于田先生主編的《南國學術》2015年第5卷第1期（頁37—57）、第2期（頁67—80）。拓展為書稿的計劃時斷時續(xù)地在同步進行，在原論文初稿的基礎上，我將其中的部分章節(jié)，逐步擴寫為單篇論文。感謝天振先生的邀約，作為本書章節(jié)的若干篇：《20世紀早期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發(fā)軔和演進》（載第1期，頁41—47）、《潮起潮落：20世紀中期譯史研究的承勢與轉折》（載第2期，頁22—32）、《20世紀50至70年代香港翻譯史研究舉隅》（載第3期，頁28—35）、《20世紀80年代譯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載第4期，頁31—39）、《近五十年來臺灣的翻譯史研究》（載第6期，頁34—43、50），即在其主編的《東方翻譯》（2014年）上連載。2015年，我的研究生、目前任職于上海中西書局的畢曉燕君，在讀了部分發(fā)表的拙文后，建議我將手頭的這些關于20世紀翻譯史學史的文稿，整理成一部著作，交付中西書局出版。于是，原本大約只有10余萬字的原稿，又被大大拓展，上述所有作為單篇論文發(fā)表的作品，在作為本書章節(jié)后，全部經(jīng)過修訂增補。

這一持續(xù)了近五年的撰寫現(xiàn)當代中國翻譯史學專門史的工作，時時會讓自己產(chǎn)生一種強烈的新鮮感，當然其難度也非同小可，一方面仍有史料缺乏等客觀的因素，另一方面還因為撰寫當代翻譯專門學術史，勢必會涉及對不少還活躍在譯界的專家學者之專門論著的評估。按時下之風氣，當代中國的翻譯專科史學史很易編排成一部為當代翻譯史研究者評功擺好的功勞簿，而一味說好話卻不是我的風格，好在筆者不在譯界，亦無門戶派系，因此，自以為可以盡量做到對所有論及的翻譯史論著，先讀出其好處，明示各家之成就，但不作故意渲染；評論時賢之得失、是非直言不隱。即使對于自己成果之批評，也力爭做到褊窄處無所規(guī)避，不虛美、無隱惡。如果本書面世后，其中有開罪于當代譯界諸公者，還請多多包涵。希望拙著能讓馳騁在翻譯史園地的研究者可以下馬稍作小憩，讓即將進入翻譯史園地的研習者，在快馬揚鞭之前，能認識到自己的所知仍然有限，僅此一點，算是對推進中國的翻譯史研究，貢獻了自己的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