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實求知”中尋找中國經(jīng)驗 ——費孝通“文化自覺”思想的再解讀
1997年，費孝通先生（前排中）生日時與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師生們的合影，照片中的許多學者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方李莉供圖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重大的歷史拐點上。在世界許多國家開始出現(xiàn)民粹主義，關起門來掃自家雪的時候，中國卻正在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快速地邁向全球化；其次，在中國的土地上正在呈現(xiàn)一股文藝復興的趨勢。100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對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感到由衷的認同。在民間，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復興，以及傳統(tǒng)審美的認同已成燎原之勢；生態(tài)文明、綠色革命正在喚醒中國農(nóng)業(yè)文明中的諸種智慧，包括“二十四節(jié)氣”這樣的農(nóng)業(yè)知識也開始受到關注。
這樣的現(xiàn)象讓我們感受到了一股中國式文藝復興的浪潮，歷史經(jīng)驗告訴我們，所有的文藝復興最終帶來的都是一場新的變革，預示著整個人類又在經(jīng)歷一場新的社會轉(zhuǎn)折。這一轉(zhuǎn)折的高潮有可能將人類帶入一個完全不同于工業(yè)文明的生態(tài)文明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人類需要對自己過往的文化進行反思，如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如何與其他文明相處，才能做到與其他的文明“共存共榮”？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觀，如何做到在充分的“文化自覺”中走向“文化自信”？今天，我們重新解讀費孝通先生在20年前提出的“文化自覺”理念，可以為今天的文化實踐提供有益的啟迪。
“文化自覺”思想的提出
20年前，費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學術思想，那是在1997年的北京大學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的會議上。當時，費先生說，“文化自覺”4個字表達了當前思想界對經(jīng)濟全球化的反應。人們希望了解，為什么在多種文化接觸中，會引起人類心態(tài)的變化？但費先生說，他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看到的，而是在中國的人口較少民族發(fā)展的過程中看到的。
當時，費先生正在主持一個人口較少民族的調(diào)研活動，他發(fā)現(xiàn)了一個問題：在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下，這些人口較少民族怎樣才能獲得自己的生存權？是讓他們放棄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完全融入到漢族文化里來，從而放棄自己祖祖輩輩的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嗎？
沿著以上的思路，費先生開始考慮中國文化應該如何融入世界的問題。為此，他對中國近百年來面對中西方文明碰撞所帶來的糾結作了一個梳理。他說，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是圍繞著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開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xiàn)的有關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根結底就是一個問題，即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下，現(xiàn)代中國人究竟能不能繼續(xù)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
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費先生有一個較長的論述。他認為，中國最早面臨全球化，應該是從歐洲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開始，那是中西方文化碰頭的最初階段。那時，中國人非常自信，認為中國是泱泱大國，所有的外國人都是蠻夷之人。當時，英國人為了開辟中國市場，來找乾隆皇帝談判時，乾隆皇帝不但自信，還很自大，要來者下跪，不愿跟對方平起平坐。
到清末，情況就完全改變了。當時清政府上層看到中國的物質(zhì)技術遠遠落后于西方，在強悍的西方物質(zhì)文化面前，中國人投降了。但即便這樣，中國人仍然認為，我們落后的并不是文化，而只是技術。所以當時中國人提出“中體西用”的思想，即保持我們自己的文化，學習西方的技術。
到五四運動時，中國碰到的問題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學”就可以解決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現(xiàn)代化來代替中國的舊文化，于是出現(xiàn)一個新名詞叫“全盤西化”，所以“五四運動”又叫“新文化運動”。
歸結起來看，無論是戊戌變法、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把“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化”對立了起來，把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當作了“現(xiàn)代化”的敵人。
費先生對中西方文化碰撞歷史的梳理，讓我們看到了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從不屑到認真對付，再到全盤西方化；而對中國自身的文化態(tài)度，則從自信到半信半疑，再到全面拋棄。
中國文化的“歸屬”
費先生梳理這一過程的目的，是為了反思和進一步思考中國文化的未來出路。所以，他提出來：能不能在傳統(tǒng)文化里找點好的東西，在今天的社會，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作用是什么？這是他晚年一直在思考和糾結的問題。
費先生曾對筆者說：“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規(guī)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種子，就像生物學里面要研究種子，要研究遺傳因子，那么，文化里面也要研究這個種子，怎樣才能讓這個種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種子是生命的基礎，沒有了這種能延續(xù)下去的種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樣，如果要是脫離了基礎，脫離了歷史和傳統(tǒng)，也就發(fā)展不起來了。因此，歷史和傳統(tǒng)就是我們文化延續(xù)下去的根和種子?！?/p>
在晚年，費先生經(jīng)常閱讀錢穆、梁漱溟、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等前輩學者的著作，并說，“我到老了以后想到了兩個字：‘歸屬’”。在一次和臺灣著名學者李亦園先生對話時，費先生談到，“文化人要找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在找‘歸屬’。我從年輕的時候就一直學西學，都沒上過私塾，我是從人口手足開始啟蒙的，上的是教會學校，最后到英國留學，我的國學底子是不夠的”。
李亦園先生認為，費孝通先生一開始就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想法，這是從舊學出來的學者很難提出來的。他提出的理論是一個有國外經(jīng)歷和西學訓練的中國學者提出的對自己民族的看法和理論，這個理論架構是有長久生命力的。費先生并不滿足于西學的訓練，而是能從西學的功底中去重新理解并學習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學貫中西，因此他對問題的看法才能比其他人站得高。
在筆者看來，費先生晚年談到的“歸屬”，有雙重含義：一重含義是費先生自己的文化“歸屬”，另一重含義則包括了中國文化的“歸屬”。中國人經(jīng)歷了一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之爭，也走了一百年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道路，現(xiàn)在是該回到自己文化根本的時候了。但這一百年向西方文明學習的路并沒有錯。正如李亦園先生講費先生一樣，如果我們中國沒有經(jīng)歷過向西方現(xiàn)代文化學習的經(jīng)驗，我們今天對于中國文化歷史的理解也許不如現(xiàn)在這么深刻。只有經(jīng)歷過西方文明的洗禮，我們才能浴火重生。因此，費先生的個人命運也是整個中華文明命運的投射。
“戰(zhàn)國時期”與中國“孔子”
“世界大同”是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如果說，在古代這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在全球化的今天，這樣的理想有可能會成為現(xiàn)實。費先生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骨子里始終有這樣一種憧憬與理想。但他認為，在“世界大同”到來之前，必然有一個分化時期，就像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之前有一個戰(zhàn)國時期一樣。但這個“戰(zhàn)國時期”有一個方向，就是多元一體的世界文化的出現(xiàn)。我們要看清楚這個方向，向這個方向努力，為它準備條件。
費先生提出這一問題時，中國正處于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階段，許多爭論都被擱置了，矛盾并未凸顯。但今天，有關中國的前途、人類的前途引發(fā)了很多爭議。是進一步全球化，還是關起門來自掃門前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道路應該如何區(qū)分，如何去走？不同的文明如何相處？伊斯蘭文明、非洲文明如何融入當代文明？……從世界到中國，我們到處面臨著這樣的爭辯。在這樣的爭辯中，中國能為世界作哪些貢獻？
費先生認為，我們首先要把中國自己的文化講清楚，這就是“文化自覺”意義的一部分。他說，西方學者可以把西方文化講清楚，如涂爾干把資本主義的制度和基本結構講清楚了；馬克思·韋伯把資本主義精神和資本主義產(chǎn)生的背景講清楚了；我們中國學者能不能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我們連這個問題都講不清楚，我們將無法在世界文化中立足。
費先生還認為，21世紀是一個危險的世紀。地球上，我們不能再關門自掃門前雪，要為人類找出一條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要找到這樣的道路，我們必須要處理好文明與文明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人和人的關系。中國奠定人和人之間關系的學術思想是孔子的儒家哲學，而儒家哲學正是戰(zhàn)國以后統(tǒng)一中國的思想基礎。所以，費先生說，“現(xiàn)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全球性的‘戰(zhàn)國時代’，是一個更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國時代。這個時代在呼喚著新的孔子，一個比孔子心懷更開闊的大手筆”。
費先生講的“新時代的孔子”，是關心這一時代發(fā)展、并能找出一條能供人類共同生存下去的道路的代表性人物。他講的這些話，和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從這一點來看，費先生是一個孔子式的人物，而目前習近平總書記也是在帶領中國踐行著孔子式的道路。
李亦園認為，相對于亨廷頓講的“文化沖突論”，費先生所說的“美人之美”道出了人類學家對人類文化存在的真諦的理解。當代社會里，全人類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容納多元文化的共存。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就是要“美人之美”，能欣賞別人，以至相互欣賞，人類的世界才能永續(xù)發(fā)展。
事實上，要理解費先生的“文化自覺”，一定要跟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聯(lián)系起來，這4句話是費先生提出“文化自覺”的基礎?！案髅榔涿馈贝淼氖菄c國之間的交流并不頻繁、各國可以關起門來謀發(fā)展的舊時代；而在今天的地球村時代，各國不但要“各美其美”，還要學會欣賞別人的美，這就進入了一個“美人之美”的時代。
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每個國家都不能以民族優(yōu)越感而去獨霸天下，要講究王道，而不是霸道。費先生說，“王道才能使天下歸心，進入大同。維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會導致原子戰(zhàn)爭，大家同歸于盡。我希望避免同歸于盡，實現(xiàn)天下大同”。他認為，文化接觸要得到一個積極的結果，必須要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平等相處，相互理解，取長補短，最后走向相互融合，用我們的說法講，就是天下大同。
“從實求知”與中國經(jīng)驗
在人類謀求和平的時代進程中，費先生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有所期待的。他說，現(xiàn)在人類世界希望有一個“天下大同”的前景，需要我們這樣一些研究文化的人出點力量，把各個文化中積聚起來的有利于人類和平共處的東西提煉出來。中國的人類學家有責任先把中國文化里邊的“推己及人”這一套理念提煉出來、表達出來，聯(lián)系當前的實際講清楚。
講清楚的辦法，第一就是“從實求知”。費先生說，“中國文化天天在現(xiàn)實生活里邊發(fā)生作用，實際得很，我們要‘從實求知’，從實際生活里邊學，再把學到的東西講出來，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責任，尤其是研究文化問題的知識分子的責任”。他強調(diào)，在實際生活中觀察和理解中國文化，從實際中得到知識，然后再把這種理解和研究得來的知識回饋到中國社會，幫助中國社會發(fā)展。
第二，就是回到歷史。費先生認為，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在出發(fā)點上和西方文化就有分歧。所以，我們要真正懂得中國文化的特點，并能與西方文化作比較，必須回到歷史研究里邊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學者已有的成就繼承下來，切實把中國文化的精髓提煉出來，應用到現(xiàn)實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把中華文化中的精髓講清楚，使其變成世界性的東西。
費先生認為，歷史上，中華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貫之的，但這種包容性并非在任何時代都能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事實上，它的充分體現(xiàn)總是與某些歷史時期相聯(lián)系的。所以，中國文化特色的發(fā)揚離不開強盛的國力。如果我們認為，中華民族在新世紀中又將進入一個強盛時期，我們就應該意識到，生活在新世紀的中國人正面臨著一個充分發(fā)揚中華文化特色的歷史機遇的到來。
在這樣的時代，中國學者的歷史使命是什么？這也是費孝通先生在晚年反復思考的問題。他說，我感到，目前正在興起的“文化自覺”這股風已經(jīng)在許多國家中醞釀和展開。我們中國要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參與和推動這股新風氣。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西方出現(xiàn)過“人的自覺”，寫下了人類文化發(fā)展的重要篇章。21世紀，我們將開始出現(xiàn)“人類文化的自覺”了，在新一頁人類文化發(fā)展史上，應該有中華民族實現(xiàn)文化自覺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個帶頭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一帶一路”建設時，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ōu)越”。這正是實踐人類社會“共存共榮”的一種重要途徑。在這一希望呼之欲出的背景下，我們再重新研讀當年費先生的“文化自覺”理論，是有著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的。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本文是作者在“文化自信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暨費孝通學術思想研討會”上的發(fā)言整理稿，經(jīng)作者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