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有康熙
康熙帝，大家對他并不陌生。因為他是清代入關(guān)以來開辟“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歷史功績直可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相比。關(guān)于他的小說、電視劇也很多，如《康熙微服私訪記》《康熙大帝》《鹿鼎記》等等，可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但真實的康熙，功績絕不僅只是一位“文治武功”的帝王那么簡單。
筆者認為，康熙帝之所以能夠被歷史銘記，主要在于他有兩點歷史貢獻：一是對待漢族文化的積極態(tài)度；二是對待列強的不妥協(xié)。僅憑這兩點，康熙帝的功績就遠大于文學(xué)作品中為他塑造的那些“文治武功”。
首先是對漢族文化的積極態(tài)度。不要說康熙帝之前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皇帝做不到，即使康熙帝之后的清代諸帝，也無出其右，正可謂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康熙帝善用文化官員，例如重用漢官曹寅，開拓了江南文化的新局面，這當然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盡管不排除曹寅有“為康熙爺打統(tǒng)戰(zhàn)”（胡適先生語）的目的，但是長遠來看，康熙帝不愧知人善任，因為曹寅確實是一位懂文化的官員，如果沒有康熙帝的信任，曹寅也不會有青史留名的可能。
曹寅在任期間，曾在揚州刻印“揚州使院刻本”，將古往今來的重要文學(xué)、歷史文獻全部重新再版——當中包括存世的皇皇巨著《全唐詩》。因為曹寅號“楝亭”，因此史稱“楝亭藏書”。這些卷軼浩繁的藏書，可謂是清代在“四庫全書”之前另外一個相當重要的官方出版工程。
這項工作不但保存了唐宋以降形成的江南文脈，而且在技術(shù)上鞏固了揚州作為中國出版業(yè)中心的地位，將揚州的坊刻地位提升到了官刻的層面，使其在工藝技術(shù)上更加日臻成熟。今日的揚州雕版已經(jīng)與昆曲一道，成為中國的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曹寅功不可沒。
其次是對列強的不妥協(xié)。這當然是指康熙帝主導(dǎo)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與外國劃定邊界的第一個近代主權(quán)國家間的條約，對于近代以來的世界格局尤其是中國外交史、邊界史有著重要的影響。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向來缺乏平等的外交關(guān)系，多半是以“朝貢外交”為主，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奉為世界觀。但當時世界外交格局已經(jīng)基本確立，我們認為的“天朝上國”，在其他國家看來，就是一個與他們別無二致的“中國”。
因此，《中俄尼布楚條約》中，簽約方是“中國”而不是“大清王朝”，而且簽約方彼此擺出了平等的姿態(tài)，條約以滿文、俄文與拉丁文三種文字寫成，界碑上同時以漢文、滿文、俄文和拉丁文標識。尤其在勘界等問題上，無論是中方還是俄方，都表示出了締約的誠意。更重要在于，在中方代表團中，還有一位叫徐日升（Thomas Pereira）的葡萄牙人，他擔任拉丁文翻譯，同時也為中國代表團提供必要的國際法顧問，這在之前的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這與康熙帝本身愿意“睜眼看世界”的世界觀密不可分。在皇宮大內(nèi)中，被封為“光祿大夫”的傳教士湯若望、擔任工部侍郎的比利時人南懷仁與圓明園設(shè)計師、意大利人郎世寧等等，都是康熙帝的近臣好友。被這樣的“朋友圈”包圍，康熙帝在處理國際問題時，自然比清朝諸帝要高明許多。
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千古一帝”的并不多，筆者以為康熙帝理應(yīng)算一個，而且應(yīng)當算最重要的那一位。因為他留下的政治遺產(chǎn)，在今日來看，亦不過時，而且頗有現(xiàn)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