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刊刻研究中的文學與圖像關系
僅僅將“文學與圖像關系”的既有理論簡單移植到版畫插圖研究中，無論如何苦心孤詣地搜集稀缺文獻，或者絞盡腦汁地炒冷飯，甚至百變花樣地重復前人、重復自己，這樣的學術不過是一個量化數(shù)字罷了。
近年來書籍刊刻問題頗受學界關注，這是我們對“物質詩學”的真切踐行。其中，涂秀虹的著作《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在小說刊刻這一具體領域中發(fā)現(xiàn)了很多有意義的問題，特別是對古代文學方面的“文學與圖像關系”研究，較具啟發(fā)性。
包括“導論”在內，《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全書共有十章。第一章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論述了明代建陽小說的語體、題材、編刻類型與版式特征，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別探討了“講史”、“神魔”、“公案”三種小說編刻的背景。最引人注目的是從第五章至第九章這五部分，圍繞《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文學經(jīng)典，涉及了小說與插圖的關系，需要逐一展開論說。
首先，作者認為“上圖下文版式既不是建陽書坊的獨創(chuàng)，也不專屬于建陽書坊，但是，我們注意到，其他地區(qū)使用此形式的也多為通俗類讀物，面對的同樣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讀者群”。誠然，萬歷以后的建陽書坊與江南書坊“互相借鑒、融合”，以至于像明末清初的《三國志演義》，“已經(jīng)很難以插圖版式、情節(jié)內容特點來判斷其刻書地點”。因為在我們的印象中，但凡提到明代的建陽小說，其標志性的特征便是“上圖下文”版式，進而成為了這一地域刊刻的“旗幟”與“名片”。事實上，建陽書坊早在宋元時期就已刊刻出優(yōu)秀的插圖本文學作品，例如至正年間的《新編連相搜神廣記》即“整版全幅插圖”。這就表明，單純從書坊（主）、刊刻類型和風格等方面研究插圖，并不能有力回應鄭振鐸對明代版畫“光芒萬丈”的定位。因為版畫插圖的“光芒萬丈”不僅僅體現(xiàn)在類型和風格的千姿百態(tài)，更體現(xiàn)在讀者們“眾口難調”的預期、定位與接受。
就這一問題而言，涂秀虹作出了精彩的評析，認為之所以建陽刊刻的小說多是“上圖下文”版式，原因在于“建陽書坊長期形成的普及性、大眾化的經(jīng)驗策略和讀者定位”。具體來說，建陽書坊面對的是“普通下層民眾”讀者群，他們“讀文的能力不如讀圖的能力”，而版畫插圖卻能夠幫助他們理解文意，并“替代和補充了一部分文字的表達”，這與海外著名小說理論家何谷理《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觀點不謀而合。
其次，建陽刊刻的小說插圖具有“連貫展示小說情節(jié)的發(fā)展”的重要作用。特別是“上圖下文”的版式，即“每頁插圖的形式”，就是為了“幫助文化水平不高的讀者理解文字，調節(jié)閱讀之乏”。以《水滸傳》為例，容與堂本插圖無意于通過每回兩幅“回目圖”復述一遍小說情節(jié)，因為此類版畫更重要的價值在于審美與清玩。較之容與堂本版畫，建陽版畫卻是實用性的，“它注重圖文對照，大體依據(jù)本葉故事”，進而以直觀的形象“演示故事”，“讀者翻閱插圖就能大體把握全書內容”。涂秀虹的這一觀點，極大地拓展了傳統(tǒng)的版畫插圖研究，因為后者往往會走向“地域風格”般的套路和死路，但是前者將問題引入到了“文學與圖像關系”這一全新的論域。進而言之，以建陽版畫為代表的“上圖下文”版式中的插圖，它的摹仿對象是當前頁的主要情節(jié)或者關鍵、核心情節(jié)，堪稱《水滸傳》敘事的“示意圖”；而以容與堂本版畫為代表的全幅版畫插圖，它的摹仿對象卻是直接的、反映在回目標題中的情節(jié)，以及間接的、烘托這些情節(jié)發(fā)生的背景，當屬《水滸傳》敘事的“詩意圖”。
再次，比較建陽雙峰堂的評林本《水滸傳》與經(jīng)金圣嘆評改的貫華堂本《水滸傳》，涂秀虹發(fā)現(xiàn)，評林本“只關注事件過程的交代”，至于那些“不影響情節(jié)進展的鋪敘”，往往在刊刻過程中被省略掉，但是，貫華堂本卻非常看重“對生活場景和環(huán)境的描寫”。換言之，建陽地區(qū)的讀者們似乎急于或者滿足于“聽故事”，貫華堂本的讀者們則非?？季俊吧顖鼍啊薄ⅰ碍h(huán)境描寫”等“圖像書寫”。以“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為例，貫華堂本以“門前挑出望竿，掛著酒旗，漾在空中飄蕩”等大量鮮活的“圖像書寫”，為我們呈現(xiàn)出一幅“宋明時代市井生活的畫卷”，但這些“圖像書寫”并不見于建陽的評林本。而缺少這些“圖像書寫”的評林本，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顯然不如貫華堂本。這就說明，后者在處理“敘述”與“描寫”這一對基本矛盾時更加得心應手，“有著追求小說敘事整體和諧的鑒賞水平和審美取向”，所起到的“經(jīng)典化”意義也就不言而喻。
眾所周知，現(xiàn)代學術意義的小說及其版畫插圖研究，始于魯迅、鄭振鐸那輩學人，百年來的著述成果可謂洋洋大觀。由于“圖像時代”所引發(fā)的“文學危機”，小說與插圖的關系才成為了近年來文學研究界的熱點話題。通過相關數(shù)據(jù)庫檢索主題關涉“插圖”的期刊論文，我們可以粗略發(fā)現(xiàn)，自2000年以來已發(fā)表了數(shù)千篇。其中，古代文學特別是古代小說研究界，主要從書籍史、文學文獻史等不同角度切入。令人稍感遺憾的是，堅持文學“文本”之本位、立足當前“文學危機”這一現(xiàn)實語境，由此深入挖掘小說與插圖二者關系的學術原創(chuàng)并不多見。由此看來，如果不能發(fā)現(xiàn)新問題，僅僅將“文學與圖像關系”的既有理論簡單移植到版畫插圖研究中，無論如何苦心孤詣地搜集稀缺文獻，或者絞盡腦汁地炒冷飯，甚至百變花樣地重復前人、重復自己，這樣的學術不過是一個量化數(shù)字罷了。
涂秀虹在古代小說刊刻研究領域深耕多年，同時又非常強調理論與文本細讀相結合的功力，因而往往能夠在平常文獻中收獲新得。恰如齊裕焜所言，《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是“迄今為止最全面論述建陽小說刊刻、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一部著作”，不僅一掃學界對明代建陽小說及其插圖“粗陋”的誤解，跳出了“地域風格”這種版畫研究的慣習，而且還啟發(fā)我們在小說刊刻層面進一步思考“文學與圖像關系”，非常值得借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水滸》圖像敘事研究”（17CZW066）階段性成果 ）
（作者單位：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