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田:看看作家的另一支筆
首屆中國作家書畫展、手稿、手札展近期在中華世紀壇藝術館與觀眾見面,特像一幕陌生的戲,突然拉開了幕布,突然有了情節(jié),突然有了沖突,最后,也有了觀眾期待的喜悅。
好字是文人寫的,好畫是文人畫的。如果在宋元明清這樣說,哪怕是民國年間這樣說,沒有人持異議。原因很簡單,那時候的書畫與文人關系密切。所謂的詩書畫,符合中國文化的美學傾向。今天這樣說,難免有一點酸,原因也簡單,新文化運動、科技手段、社會分工等,改變了中國文人的工作習慣,從西方文化的介入,到現(xiàn)代漢語的常態(tài)化;從教育體制的改變,到書寫工具的更替;從文人趣味的多元,到現(xiàn)代展覽、展示的形成,傳統(tǒng)文人與傳統(tǒng)書畫的結構歷史性調(diào)整了。結果是,好字是書法家寫的,好畫是專業(yè)畫家畫的。
畢竟有兩千年的傳統(tǒng),文人們的毛筆書寫和形象涂抹,頑固地留存在人們的記憶深處,甚至向經(jīng)典學習,所看到的依然是文人們的手札、文人們的畫。那種生命的律動,飄逸的神采,放達的情懷,一唱三嘆的情感,是割舍不掉的精神遺產(chǎn),對這份遺產(chǎn)的繼承,當然是我們對傳統(tǒng)的禮敬,對中國書畫的再認識。
向全國作家公開征集書畫作品,是一次大膽實踐。盡管這樣的舉動基于當代作家書畫創(chuàng)作熱情的高漲,還是有人懷疑,能行嗎?如此規(guī)?;I(yè)化的書畫征集與評選,究竟能走多遠?懷疑可以有,事實可以讓懷疑煙消云散。中國作家蟄伏已久的書畫創(chuàng)作沖動,是對我們極大的鼓舞。百歲老人馬識途、87歲的著名詩人梁上泉、81歲的著名詩人管用和等,紛紛寄來參評作品。中青年作家更為踴躍,有的投寄書法作品,有的投寄美術作品,有的既寄書作、也寄畫作,可謂各顯神通。
征集作品的過程中,一個現(xiàn)象讓我們驚喜不已——活躍在書畫創(chuàng)作領域的書畫家也寄來作品。不是只向作家征稿嗎?翻看他們的簡歷恍然大悟,這些書畫家也是詩人、作家,隨書畫作品,寄來的還有他們的詩集、隨筆集。作家寫字畫畫,被視為跨界,書畫家寫詩作文,是不是也是跨界呢?其實,對中國作家、書畫家來講,“詩書畫”沒有界別;對中國文人來講,“詩書畫”是一個精神整體。只是工業(yè)文明、信息社會,似乎部分消解了“詩書畫”對于中國人、中國文化的意義。
作家寫字畫畫,書畫家寫詩作文,是自發(fā)的文化跨界,也是重要的融通。100年的時光,我們懷疑、猶豫,我們批判、覺醒,我們尋找、突破,歸根結底,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可以誤讀,但不能遺忘、丟失。這一次的不期而遇,或者說這一次的精神邂逅,讓我們重新走到了一起。
與作家書畫頡頏的,是作家的手稿、手札。當手稿、手札成為當代展覽的載體,我們是不是記得手稿、手札的功能?是不是記得手稿、手札的世界意義、文化內(nèi)涵、視覺效果、文獻價值?
手稿、手札,是私人性的書寫。但關乎文章、世情的表述,熔鑄于一個人的手稿、手札。計算機文字處理系統(tǒng)出現(xiàn)之前,每一個人的書寫必須依靠紙和筆,寫在紙上的文章和書信,就被稱為手稿、手札。當鉛字印到紙上,裝訂成冊,手稿成書,流布廣泛,好與不好的名聲自然存在。從有好名聲的書,會想到手稿,不管字體凌亂,還是秀色可餐,那份手稿的分量就有了。因為社會化功能的存在,手稿的價值會從文獻價值,過渡到收藏價值、經(jīng)濟價值。手札更具有典型性。它的傳統(tǒng)堅硬,時間久長,復合型特點十分鮮明。手札的社會屬性忽略不計,從書法說起,手札更不同凡響。經(jīng)典書法作品,庶幾是士大夫的手札。與手稿相比,手札清晰而具體,它所言及的是彼時的現(xiàn)實生活、生命情感。為此,手札的神來之筆,是書法美、藝術美的表現(xiàn),它的語言邏輯,又能窺視歲月的真相。手札的歷史意義由此而來。
當代作家書畫是作家才情的展露,是作家另一支筆的探求與挖掘。同時,也是中國“詩書畫”傳統(tǒng)的回歸。手稿、手札日漸凋零了,我們努力把當代作家的手稿、手札集聚一堂,是重溫每一個人以筆書寫的美好歲月,從一撇一捺中,看到文章的原貌,看到寫作者留在字跡中的情感起伏、性格特征。也許,這就是首屆中國作家書畫展、手稿、手札展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