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文學批評應處理好幾種關系
這幾年,我時不時地就會想想怎樣才能激發(fā)文學批評活力的問題,收到這套“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之后,就想得更多、更集中了些。為什么會這樣呢?剛才各位領導、老師都提到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文學批評確實出了一些問題,其突出表現(xiàn)就是活力不彰。文學批評沒有活力,或者活力不旺,意義自然就打了折扣,存在感也不會強。因此,激發(fā)文學批評活力、釋放文學批評意義,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個人認為,要想激發(fā)批評的活力,需要處理好以下幾種關系。
一是批評與創(chuàng)作的關系問題,或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問題。剛剛有幾位老師提到批評與創(chuàng)作的良性互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F(xiàn)在作家與批評家之間,主要有這么兩種關系:一種是關系比較好,往來比較頻密。這種關系是否就是良性的?恐怕很難這么說。我有時覺得,中國是最不適合搞批評的國度。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什么事情都會跟人情掛上鉤,而什么事情一旦跟人情掛上鉤,就不好批評了,因為一批評破壞的就是“關系”,而“關系”一旦破壞了,就會產生無窮無盡的麻煩。這樣問題就來了,如果批評家跟作家關系很密切的話,你發(fā)現(xiàn)他的作品有問題,或者問題很多,你應該怎么辦?是違心說好話呢還是秉筆直言呢?這恐怕是一個兩難選擇。一般人肯定會說,這有什么可為難的,秉筆直言呀??梢坏┍P直言了,兩者間的良好“關系”就會一去不復返,甚至轉化成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第二種關系——敵對關系,不僅視若路人,有時候甚至視同仇寇。我自己就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幾年前,有一位關系不錯的作家朋友把他的小說發(fā)給我,在郵件中“真誠”地讓我提意見,我因為事情多,沒有及時回復,他就屢屢打電話讓我提意見,并且叮囑一定要提意見,不要多說好話。我推卻不過,就給他回了一封郵件,在充分肯定作品價值的基礎之上,也提了一些意見和建議。誰知道,我的郵件過去后沒幾天,就收到他的長篇郵件,對我的意見進行反駁,而且從此之后斷了聯(lián)系。當時我是有些難過,也有些不解。我也由此思考:做一位好批評家,或者說,做一位真誠的批評家,應該怎樣與作家相處?我個人以為,還是通過作品“相處”好,日常生活中,盡量處得自然、淡然些。當然,這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這里邊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既然容許批評家“批評”作家,那么就要容許作家“反批評”。就我上面舉的例子而言,我后來想,自己做的也不好,至少自己的心態(tài)不對,應該允許對方“反批評”。說來說去,我想說的是,要想激發(fā)批評的活力,首先需要理順作家與批評家、創(chuàng)作與批評間的關系,尤其需要雙方的“雅量”——作家要有“雅量”接受批評家的批評,批評家更要有“雅量”接納反批評。只有這樣,批評的空間才能越來越寬廣、豐富,創(chuàng)作的空間也一樣。
第二個是批評的數(shù)量與質量的關系問題。作為批評家,我們常常批評作家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多而質量低,但我們自己卻很少想想,我們的批評是不是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我為什么突然有了這樣的“覺悟”,是因為我最近在重讀80年代的一些評論文章,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有不少好批評文章,我覺得那些文章充滿了活力,充滿了可能性,就是現(xiàn)在拿出來看,也是非常好的批評文本,甚至對當下的創(chuàng)作仍有啟示意義。我們當下的批評文章,有多少能有這樣的質量呢?我個人是打問號的。之所以如此,我覺得是因為那時候的評論家是帶著熱情寫文章,拿出了全部的精神和情感去研讀作家作品、評論作家作品,或者說,這些評論文章中印刻著他們的生命印記,因而能長久地打動人。今天,這樣的批評文章越來越少了,雖然評論文章的數(shù)量很大。我也由此提醒自己,如果沒有熱情,就盡量不寫;如果有熱情,就一定好好寫。
第三個是評論作家作品與研究文學現(xiàn)象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個人覺得,現(xiàn)在的文學批評整體性越來越差,一個重要的表現(xiàn)就是評價單個作家作品的文章多,對作家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章相對少,對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進行研究的文章更少。這會導致批評的不均衡。單個作家作品研究當然必要,但整體研究也很必要。在某種意義上,整體研究是為作家作品研究清理戰(zhàn)場,是為文學發(fā)展建立坐標,因而整體研究不足,勢必會影響文學創(chuàng)作。比如,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命題,但這個文學命題提出來后,只有有限的幾個人在研究,導致研究深度、廣度都不夠。比如說,既然經典化的問題已經提出來了,那我們在哪些方面、哪些領域、哪些層次上達到了經典的高度,而在哪些方面、哪些領域、哪些層次上又沒有達到呢?不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回答,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命題就無法真正落實。打一個簡單的比方,就我個人的閱讀經驗而言,我覺得我們當下的中短篇小說完全達到了經典化的程度,我們當下的一些優(yōu)秀中短篇小說,即使在世界范圍內看,也是出類拔萃的,說是經典,毫不含糊,可我們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卻相對不景氣,量大質低,很難說達到了經典的高度。
第四個是研究文學和研究社會的關系。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者,除了要研究文學,還要研究社會和歷史。我們要求批評家要比作家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當下批評家之所以不招人待見,一個原因就是批評家不僅沒有比作家站得高、看得遠一些,甚至還不如作家站得高、看得遠,因而淪為作家、作品的“傳聲筒”。那么,問題是怎樣才能站得高、看得遠呢?我個人認為,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除了要潛心研究文學之外,還要研究社會,研究歷史。我最近把中國作家協(xié)會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作家出版社,2010年)細讀了一遍,發(fā)現(xiàn)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作家作品的評論往往要言不煩、一針見血。為什么會這樣呢?就是因為他們對社會、歷史研究得非常透徹,以這樣的透徹來看文學,自然高人一籌。
第五個是文學批評對于主流、非主流作家的傾向問題。一般而言,人們往往傾向于研究名家名作。這當然沒什么問題,因為沒有無緣無故的成功,這些名家之所以成功,其中肯定蘊含著更多的文學奧秘。把這些奧秘發(fā)掘出來,對中國文學當然大有裨益。但我個人更傾向于研究那些不那么有名的作家,因為我覺得他們更需要評論家的關注,或者說,我覺得這么多年來,我們的文學界搶收搶割的多,培養(yǎng)培育的少,長此以往,可能會導致文學土壤沙化,不利于文學長遠發(fā)展。當然,對這些人不單單是批評或表揚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把他們創(chuàng)作中有價值的東西,尤其是那些沒有被人注意的東西給提煉出來。我覺得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當然,這并不是說我不關注名家名作,恰恰相反,我也很關注那些名家,他們的作品我大多都讀。今后我可能也會寫點這方面的稿子,但我想我會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切入。
類似的關系還有幾種,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