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長篇小說： 行動與命運
據(jù)說，奧爾巴赫在《摹仿論》里引用圣約翰·歐文在《莎士比亞全集》里的序說，“在這里我們要談談古希臘悲劇和伊麗莎白時代悲劇之間的巨大差別：古希臘悲劇是一種人為安排的悲劇，人物角色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它們的角色無非是按照為它們安排好的行動去死。然而，伊麗莎白時代的悲劇則是直接源于人的內(nèi)心。哈姆雷特就是哈姆雷特，并不是一個變幻莫測的神迫使他走向悲慘的結局，而是他內(nèi)在的氣質使得他別無選擇，只能走向這種悲慘的結局。”我理解這位批評家的意思是，古希臘悲劇的是行動，而對莎士比亞來說，重要的是人的內(nèi)心。之所以曲里拐彎引用這一番話，是因為坐困書齋的我欣喜地發(fā)現(xiàn)，2017年的長篇小說，被鏗鏘有力的行動所主宰。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這個時代，或許人人都仍然還是哈姆雷特，但是，至少在小說中，這些哈姆雷特們已經(jīng)行動起來了，他們的行動并非出于某個不靠譜的神靈的授意，而是完完全全來自于他們的內(nèi)心。行動富有激情，行動承載思想，行動決定命運。在長篇小說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行動的力量所打動，在文字中與行動共情。
行動即正義
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偵查處處長侯亮平面對陳海的死亡，天然就具有了行動的正義性與合法性：從政治秩序的角度看，侯亮平負有重新修補破損的政治秩序，令其重新回復堅固和清潔的職能；從個人情感角度看，作為陳海的同學、同事和好友，侯亮平有責任為其報仇，并完成他未竟的使命。事實上，行動并不是一個人的行動。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是一個政黨聲勢浩大的自我凈化的行動。侯亮平的行動，是這個政黨行動的戲劇化、文學性的表現(xiàn)方式，所謂“道成肉身”。而行動的依據(jù)，恰恰來自于小說的名字——“人民的名義”。讀者也好，觀眾也罷，絕不會將侯亮平的故事僅僅解讀為個人的故事，相反，這部小說和電視劇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是因為讀者看到了這是時代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書寫者和閱讀者共同完成了行動，并各自賦予這一行動以意義。
是的，在政治秩序中，每個人都要慎重考慮行動與行動帶來的后果?；蛘哒f，正是在政治秩序中，行動被放大，具有了沉甸甸的意味。在楊少衡的《風口浪尖》中，一開篇，張子清就面臨嚴峻考驗，是以身犯險，承擔起本不需要他承擔的責任還是閃躲過去？正如論者所指出的，“楊少衡始終把視線聚焦于試圖有所作為的基層官員在官場生態(tài)環(huán)境中所遭遇的兩難選擇以及由此導致的諸種發(fā)展與精神困境?！碑斘覀円徊讲阶哌M張子清等基層官員的心靈深處時，我們愈發(fā)理解了他，所以，當他選擇以人民的利益為重時，我們對他的敬意油然而生。這是極為艱難的一刻，行動向我們展現(xiàn)了它自身。
與楊少衡同為福建作家的須一瓜對臺風也有類似的敏感。她的故事發(fā)生在臺風肆虐的時刻，小說就叫《雙眼臺風》。傅里安是行動派，當他認定了當年辦理的案件存在諸多疑點時，他毫不猶豫地行動，必須要尋找遲到的正義。美女神探鮑雪飛也是行動派，她必得千方百計阻止案件大白于天下。于是，行動與行動撞擊成璀璨的火花，我們像看兩大高手對決一般，被行動搞得眼花繚亂。但無論如何，我們相信行動的正義終將到來。這給予了我們極大的安慰。
行動即自我
有的時候，我們說不清，我們的行動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或許是一個意外，一件事情發(fā)生了。那么，到底是行動之后的“我”是真實的“我”，還是行動之前的“我”是真實的呢？這真是一個無解的難題。魯敏的《奔月》就講述了“逃離”這一行動所改變的“自我”。那么，借車禍而來的逃離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呢？在一次研討會上，有人問出了這樣的問題。事實上，魯敏早就在小說中揭開了謎底：“出游是偶然的，更改路線是偶然的，車禍是偶然的，被拋到車子下方而非上方，那勾人魂魄的黑水，包括被黑水所吞咽的女人，皆是偶然的。還是說，這一切，只是披著偶然的外套，其實就是頑皮的必然性之本身？……事情后半部分的走向，并非像買一根棒棒糖那樣只是臨時起意，事實上，它們一直埋伏在她體內(nèi)。從小到大，她都能感覺到那份逃逸的欲望，跟她的身體一起發(fā)育成長，好比長期的生理儲備?！币簿褪钦f，看似偶然的逃離行動，其實還是必然。于是，我們看到小六從她原本的生活里滑落出去，在烏鵲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與之前的生活甚至別無二致。而她之前的生活秩序，仿佛有著慣性般自然而然地合上了，就像不曾有過小六這個人一樣。也就是說，是逃離讓小六成為了小六，也是逃離讓小六失去了小六。聽上去有些拗口，但這確實是魯敏在《奔月》中所揭示的生活真相。
如果說，小六的行動一度給她的親人們帶來種種困擾和不解，同樣為他人的行動所困擾的，還有梁光正的孩子們。在梁鴻的《梁光正的光》里，她刻畫了一個執(zhí)著于尋親的父親形象。這個父親熱衷于講述，更熱衷于行動本身。他發(fā)動他的兒女們與他一起行走在路上，尋找散落在原野的親人們，尋找關于過去的閃亮記憶，其實也就是尋找他自己。梁鴻在“后記”里動情地說，“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種麥冬種豆角種油菜，一起逃跑挨打做小偷，一起尋親報恩找故人。我揣摩他的心理。我想著他如何在荒涼中廝殺出熱鬧，在顛倒中高舉長矛堅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無限低的生活中，努力抓獲他終生渴望的情感?！保且豢?，我也被深深打動了。我們所有的行動，逃離也好，尋找也罷，其實都是在一筆一劃地描摹那個蒙昧的連我們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自我”。這個“在生活的暗處生出光來”的梁光正，其實是在以種種啼笑皆非的行為確證他自己。
石一楓的《心靈外史》名為“心靈”，其實也是一個關于“行動”的故事。大姨媽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幾十年，幾乎趕上了每一個關口的變化，親身體驗了在每個重要變化發(fā)生之時生活的混沌、無序，這么說吧，她應該算得上是變化所付出的“代價”。從北京到河南，從國企職工到分享艱難，從陷入傳銷的泥沼到轉信基督教，結婚，生不了孩子，離婚，這就是大姨媽一生的簡史。在許許多多人通過變而變得更好的時候，她被遠遠甩在后面。每一次，她都努力想跟這個時代同步前進，但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陷入絕望。大姨媽一直在行動著，但似乎她的每一個行動都無不讓人扼腕嘆息。她剛一出場就是氣功大師的忠實信徒，當還是孩子的楊麥都明明白白表示“不信這一套”時，大姨媽仍然執(zhí)迷不悟，楊麥的父母更是認為大姨媽腦子壞掉了。到傳銷階段，楊麥歷經(jīng)千難萬險，在傳銷團伙里臥底找到大姨媽，想要帶她逃離這一切的時候，大姨媽卻堅決不愿配合，甚至讓楊麥差點丟了性命。為什么對于顯而易見的事實，比如氣功、傳銷，大姨媽這么個好人卻執(zhí)迷不悟呢？小說中，石一楓不時讓大姨媽向楊麥，也向讀者傾訴，以期讓我們理解她——“我的腦子是滿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須得相信什么東西才能把心填滿。你說人跟人都一樣，但為什么別人可以什么都不信，我卻不能？我覺得心一空就會疼，就會孤單和害怕，我好像一分一秒也活不下去了，好像所有的日子全都白活了，好像自己壓根兒就不配活著……我就想，信什么都無所謂了，關鍵得是先找個東西信了，別讓心一直空著……”石一楓似乎在說，如果行動沒有充滿智慧的心靈作為向導，就會陷入一團混亂之中?；蛟S是吧，我們在大踏步地行動之時，或許應該先成為一個思想者。
行動即命運
與《人民的名義》一樣，嚴歌苓的小說《芳華》因為被搬上銀幕而成為人們熱烈討論的對象。小說和電影的名字都叫做“芳華”，仿佛指向一代人潔白的青春，或者更為遼遠，指向社會主義精神遺產(chǎn)，但如果我們記得這個小說曾經(jīng)叫做《你觸摸了我》，英文名還叫做“you touched me”，我們大概可以理解，這部小說其實是關于行動及其后果的——一次“觸摸”事件所帶來的不同的命運。這個叫“劉峰”的男兵在行動中不折不扣地沿著“雷鋒”的道路前進著，眼看著他也在收獲雷鋒的命運。然而，他遭遇到了愛情。這愛情主導著他，讓他發(fā)生了“觸摸”事件，轉眼之間，一切都不同了。嚴歌苓殘酷地認為，好人是不會得到愛情的。在感情的疆域，“好人”常常意味著乏味、無聊，無法喚起強烈的對等感情的人。說某人是好人，往往意味著你不想同這個人發(fā)生能量交換，不愿意回應他的感情。進一步，嚴歌苓將“我們”對好人的愛無能與“我們”對好人的認知聯(lián)系起來。于是，像劉峰這樣的好人在邏輯上陷入了兩難境地，要么，他一切都是虛偽的，都是在裝作像一個好人一樣生活，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偽君子。在我們的現(xiàn)實語境中，偽君子甚至比不上真小人。如果他一切都發(fā)自內(nèi)心，是真實的，那么，他就是神一樣的存在。而神是不會被認為是我們中的一員，更遑論與之產(chǎn)生感情。這就注定了，好人不會為劉峰的愛情帶來加持，助其成功，反而會令其一敗涂地。
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中的宋沒用終其一生都在為一件事而努力，那就是“活著”。宋沒用的生活穿越了動蕩不安的歷史，但并不開闊。相反，她的生活就是局限在她與身邊少數(shù)幾個人的交往之中。而這少數(shù)幾個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她的親人。對于她的親人，不管那些人怎么待她，宋沒用有一股子自虐般的犧牲精神，仿佛她活著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讓她的親人活下去且活得好。是啊，宋沒用的世界就那么大，周邊擠擠攘攘的都是她的親人，父親、母親、哥哥、兒子、女兒。她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他們，哪怕自己過得不好，也要盡自己所能讓他們過得好一些，盡管她的力量是那么微弱。這是宋沒用最樸素的人生哲學。而這人生哲學的基礎又是如此簡單——她和他們之間，血脈相連。她在他們身上，看到她自己。
或許，在歷史風云變幻的關口上，我們對行動之于命運的關系會看得更為清楚吧。葉兆言的《刻骨銘心》中，三個女人與他們的情感、婚姻的經(jīng)歷和歷史牽連在一起，也和南京城的文化性格和表情連在了一起。其中，麗君寫得最有聲有色。這是一個時代新女性，時代流行什么，她就沖在時代前沿。她接連嫁了三個男人，革命者亞聲、亞聲的刺殺對象、首都警官學校的校長馮煥庭，在汪偽、中統(tǒng)和共產(chǎn)黨之間不斷改換旗幟，見風使舵的何為，最后麗君在凄苦的境地下死去。麗君的表妹碧如，相比之下生活就平淡很多，碧如的丈夫希儼一直是生活的被動接受者，被時代的潮流沖到這兒或那兒。希儼的愛慕者秀蘭突然成為女明星，嫁給了戲劇家俞鴻之后又分手，嫁給了一個平民，過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動蕩不安的，對于他們而言都是刻骨銘心的。這是時代贈予他們的禮物。
在李亞的《花好月圓》中，對李娃來說，誤打誤撞來到上海灘或許是一個偶然，但這個懵里懵懂的行為改變了他的命運。對于大小姐的癡戀簡直就是李娃的信仰，這不是偶然，是必然，他必將在命運的點化下出生入死，馬革裹尸。他必將在歷史的書頁中獲得自己的名字，也獲得自己的命運。
這是屬于行動的2017年，我們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或悲壯或可笑或荒誕或無趣的行動。我們在行動中出發(fā)，也在行動中抵達。是行動讓我們成為我們，也是行動讓2017年長篇小說成為生動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