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繪20世紀中國戲劇圖譜
讓史料成為思想的利器,而不是僅僅讓思想如空中樓閣,這是戲曲理論家傅謹多年治學(xué)的一個總體目標。繼2010年《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和《續(xù)編》、2016年《梅蘭芳全集》(八卷本)相繼出版后,《20世紀中國戲劇史》又由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推出。正是對戲曲史料的重視,讓傅謹在戲曲理論研究方面如虎添翼。
研究20世紀中國戲劇史,因為涉及史料相對薄弱的民國時期,更涉及史料有局限性的當代,搜集新鮮而全面的史料,或者給出史料新的方向就可以讓研究具有新價值,而從這些史料中,撥開歷史的迷霧,重新審視20世紀中國戲劇的復(fù)雜環(huán)境、豐富變化、新的探求,讓逝去并不久遠的歷史照進當下,意義就更大了。
本書由全新的史料支撐,竟然會讓人對原以為熟知的中國戲劇史產(chǎn)生陌生感,讓人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100年的中國戲劇版圖竟然是這般海闊天空。這100年既活躍著京劇這一舞臺上的王者,也有從民間歌舞、說唱一躍成為新興劇種的諸多小戲,從而使得中國戲劇的格局為之一變;這100年,從20世紀初主張變革圖新的戲曲改良運動到20世紀80年代對戲劇從內(nèi)容到形式上的探索,人們通過更新觀念讓戲劇更適應(yīng)時代的潮流,這一點似乎沒有本質(zhì)的變化;這100年,還是新興的話劇與本土的戲曲齊頭并進的百年,但是作為“闖入者”的話劇,也經(jīng)歷了新劇、文明戲、話劇等不同界定,遠非一個“現(xiàn)代性”能夠涵蓋;在這100年有難以回避的戰(zhàn)時戲劇,紛繁復(fù)雜的背景決定了它們有著與想象完全不同的表現(xiàn);在這100年中,還有另一支重要的戲劇力量在崛起,那就是蘇區(qū)、延安等地的“紅色戲劇”,這支戲劇的發(fā)展樣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1949年之后中國戲劇發(fā)展的大體走向。
可以說,就如20世紀的中國在一百年中復(fù)雜的動蕩變遷一樣,中國戲劇在這100年的復(fù)雜維度被傅謹先生收至眼底,洋洋灑灑,疏密有致,大致勾勒出一個20世紀中國戲劇總體的圖譜。
看得出,傅謹?shù)臍v史書寫,并非對現(xiàn)象、人物與作品的簡單羅列,而是把戲劇現(xiàn)象以及戲劇人物放在歷史環(huán)境和社會文化土壤中去審視、分析,所以處處可見思想的火花。
中國戲劇理論界歷來有將話劇與戲曲研究涇渭分明的傾向,而且似乎還彌漫著一種氣息:話劇天生比戲曲高級。話劇被認為是現(xiàn)代性的、思想性的、人道主義的,而戲曲則被認為是落后的、臉譜化的、反人性的,是屬于舊時代的。不可否認,從20世紀初期的“五四”時期直至今天,中國戲曲與所謂“洋派”的話劇在很多戲劇專業(yè)人士心中都是相互排斥的,而傅謹先生的戲劇譜系則是打破戲曲與話劇的壁壘,從“新劇種”的觀念切入,將這一西方舶來品首先作為20世紀新興劇種之一來談起,隨著它的發(fā)展壯大,文學(xué)的深入,影響力的擴大,才將它納入到與中國戲曲可一分為二的戲劇版圖之中。這無疑是一種全新的、顛覆性的觀點。傅謹先生顯然認為中國戲曲才是最豐富蘊含中國人文化心理的藝術(shù)載體,但他沒有因此厚此薄彼,走上歧視話劇的另一個極端,而是在歷史書寫中讓話劇和戲曲兩條線索齊頭并進相互觀照。
另外,對待戲劇采用平民立場,而非精英立場是該著作一個突出特點。最難得的是他讓小戲獨立成章,專門論述這些20世紀初期形成、生長、蔓延并漸成氣候的民間小戲,述說它們的成長歷程,以及城市、文人,以及大劇種對它們最終真正壯大所起的關(guān)鍵作用。傅謹先生將勃興于20世紀初期的一些新興小劇種與京劇等大劇種并列成章,寫入20世紀中國戲劇的通史,是一次對地方小劇種藝術(shù)價值的確認,也是對戲劇藝術(shù)娛樂價值的正視。
20世紀的中國是復(fù)雜的,是新與舊的膠結(jié);是思想、認知上與情感、心理上的碰撞;是啟蒙、救亡與娛樂、享受的共棲;是革命、改造與英雄、傳奇的狂想,而20世紀中國戲劇就是這些時代印記的真實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