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敘事下“講好中國故事”的理論意義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的要求。有學者曾將2012年至2016年期間國內學界對講好中國故事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認為目前仍然欠缺的是對目標受眾的細分、對特定地域受眾的心理訴求和行為習慣的研究。本文即對此缺憾進行回應，嘗試從修辭敘事學的路徑探討講好中國故事的理論內涵及其實踐意義。我們將從敘事的功能入手，厘清修辭敘事與其他敘事類型的區(qū)別，進而探討情境、受眾以及敘事的構成要素之于講好中國故事的理論意義。
敘事的三個功能
敘事的形態(tài)紛繁復雜，甚至可能滲透在各種并不以敘事為表征的文本中，比如歌曲、政治演說以及廣告等。這也回答了為什么敘事研究吸引著來自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興趣?；诳鐚W科視角，敘事學研究者盧凱奇（Lucaites）與肯迪特（Condit）在1985年的《傳播學學刊》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將敘事分為三種模式：詩意敘事、辯證敘事以及修辭敘事。這三種形態(tài)分別承載了不同的敘事功能。
詩意敘事的終點在于呈現美、表達美，是為審美；辯證敘事的根本目標在于發(fā)現真理、呈現真理，是為啟示；而傳統(tǒng)修辭敘事則以征服目標受眾為終極目標，是為說服。進一步區(qū)分這三種形態(tài)的敘事功能，審美功能最重要的評價標準是詩意的表達本身，因此敘事文本是否具有外部效度，并不能作為評判審美敘事的指標。此外，敘事的內容、情境甚至受眾的重要性也要讓位于形式的藝術感。比如某些科幻題材的影視劇并不以是否符合物理學原理為敘事的首要標準，而某些詩意和繪畫的表達也并不以受眾能否理解為首要目標。
與此相反，作為以發(fā)現真理為目標的辯證敘事則要求務必遵從客觀，因而將事實、科學邏輯和經驗證據作為敘事的內容，外部效度作為檢驗辯證敘事的標準。比如人們對新聞報道的評價，假新聞、藝術性過強的新聞都會遭到質疑、批評，甚至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修辭敘事理論則認為，敘事的形式、內容固然重要，但最為根本的是關系，即通過敘事與特定受眾建立的關系。怎么說和說什么都要為建立這種關系服務。那么，這種關系是什么？對此，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辭學理論將此關系等同于說服關系，說服特定目標受眾是修辭的根本意義。而以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為代表的新修辭學派則認為修辭的目標并非傾聽者被言說者征服，而是認同。
修辭敘事的意義在于關系的建立
無論說服還是認同，言說者與閱聽人的關系建設都是修辭敘事的核心，這與審美修辭和辯證修辭有著本質的區(qū)別。修辭敘事的根本在于贏得受眾，不只是真相和真理的呈現，也不只是完成言說者或創(chuàng)作者個人的藝術理想，更重要的是讓特定的目標受眾能夠聽懂、理解，進而認同。這與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的“四個講清楚”是一致的，強調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積淀、基本國情，講清楚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講清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從修辭敘事的視角，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四個講清楚”的理論內涵。
一是受眾適應。沒有差異就沒有認同的必要。敘事實踐包括“由誰說”和“對誰說”，而這兩個“誰”的問題都牽涉到身份的界定。正因為有言說者與傾聽者的身份差異，諸如種族差異、文化差異等，修辭敘事必須遵從的是基于特定受眾調整敘事文本，即為受眾適應。包括兩個原則：一致性與簡潔性。一致性強調的是敘事應該遵從目標受眾所能認同的法理與人情，即敘事的科學邏輯與社會邏輯均要在關切目標受眾的基礎上去建構。簡潔性則強調在多元意義空間，切中要害、聚焦核心議題的關鍵性。正因為身份的差異、認知的差異，模糊的表達會削弱敘事的傳播效果。因此，受眾適應的策略既包括表達上的言簡意賅，也包括內容上的議程設置，通過議程設置將受眾的注意力進行框架化引導。如學者崔玉英提出，議程設置是對外傳播的核心和關鍵，要通過前瞻性、主動性以及有針對性的議程設置實現講好中國故事的突破。
二是方向與目標的一致性。受眾適應不是受眾迎合。除了科學邏輯和社會邏輯的一致性之外，敘事者需要保證方向的一致性和目標的一致性。修辭敘事的目標是贏得受眾，讓受眾可以認同某種價值、觀念或者政策。那么保證敘事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就顯得格外重要，而前提是敘事者要明白自己要表達的是什么。正如有學者指出，光抱怨自己的話語別人聽不懂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關鍵是把自己的道路、制度、理論進行科學客觀的學理闡述，把中國故事背后的一系列自洽的概念體系、價值和邏輯支撐理清楚。
三是普適與特殊。敘事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或者爭議是，是否存在某種敘事結構或者元代碼，放之四海而皆準。修辭敘事理論認為，剝離情境的結構是不存在的，因為每一次敘事面對的受眾不同、環(huán)境不同，而修辭敘事的終極目標是贏得確定的“唯一的受眾”，修辭敘事一定是情境依賴的、不能獨立存在的文本。由此，修辭敘事強調，敘事的講述者、創(chuàng)作者以及演講者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汶川地震的親歷者會講述故事，而記者會將這些故事進行整理、創(chuàng)作，最終將可能通過他人的口播報道或者新聞發(fā)布場合演講出來。這三者都是敘事者，但是扮演的角色因為面對的情境、受眾的不同可能完全不同。然而，我們也看到修辭敘事在強調多元性與復雜性的同時，對結構的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比如，當我們對汶川地震中《紐約時報》和《人民日報》的報道進行內容分析后發(fā)現，結構的差異仍然是存在的，前者對地震的框架體現在“罹難者的故事”，而后者的框架則是“救援者的故事”。傳播學者程曼麗指出，講好中國故事，外宣媒體或媒體中專事對外傳播的部門承擔著更大的責任，如何將中國故事的特殊性與外部受眾普遍的心理訴求結合起來產生共振、引發(fā)共鳴是關鍵所在。
“講好中國故事”的敘事要素
博克認為，修辭敘事之所以能夠解決懸置爭議、抵消質疑，甚至實現認同，依托的是象征性的表意系統(tǒng)，這一系統(tǒng)包括以下元素：角色、道具、表演、場景、目的，即所謂的戲劇五要素理論。他將這五要素作為整體來解釋，五要素融合在社會戲劇中，產生沖突的地方恰恰是象征意義的棲息之所。以下我們從人物和情節(jié)兩個方面闡述其對講好中國故事的理論價值。
一是人物。除了認同之外，代入和移情也是敘事研究的關鍵變量。一些研究發(fā)現，敘事的人物和情節(jié)對于受眾的代入感、對主人公（或其他角色）的認同與移情具有顯著影響，認同、代入與移情正是敘事不同于非敘事而能夠在人們的態(tài)度乃至行為方面產生作用的重要中介變量。有學者直接將敘事界定為，由一系列相關事件和人物構成，在特定時間和空間發(fā)生，包括或隱或現的主題的文本。以此觀之，講好中國故事想要使目標受眾能夠發(fā)生強烈的代入感和移情，故事中人物的再現質量成為重中之重。當前學界在強調講故事的主體的同時，故事中主體的形象刻畫，主人公的成長、蛻變過程，仍然值得關注。正如前述修辭敘事學對敘事主體的差異性研究強調的，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可以是政府、企業(yè)、智庫、民眾、媒體，但是這與故事文本中的主人公有著本質的區(qū)別，不應將兩者混為一談。比如有研究發(fā)現，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社會經濟地位、文化背景等）與目標受眾的相似性會直接影響到代入效果。當故事主人公與受眾的一致性越強，在閱聽故事的同時，受眾就越容易進入故事情節(jié)，忘記自己與主人公的其他差別，而關注于相似之處，進而發(fā)生所謂的代入效果。
二是情節(jié)。從修辭敘事的視角來看，情節(jié)的沖突性也會影響敘事的效果。西方的修辭學邏輯是由分而合的邏輯，即因為身份的差異，沖突、矛盾乃至分裂的存在，才有了修辭、對話的必要性。修辭敘事往往因沖突而起，擔負著化解沖突的責任。修辭敘事強調的是故事發(fā)展的過程性，通過矛盾的出現與化解實現對受眾的卷入進而認同。這同強調論點預設與證據鋪陳的辯證敘事有著根本不同。由此，中國故事的建構仍然要強調情節(jié)性，而不應將其創(chuàng)作成政論文體甚至說明文體，為了證明觀點而損害了其敘事性。修辭敘事對情節(jié)和矛盾的強調，其實力圖復刻的是對話的原始情境，講好中國故事的目標是消解對立，化解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
綜上，我們探討了修辭敘事視角下“講好中國故事”的理論內涵，希望以此強調受眾調適、人物和情節(jié)的重要性，講好中國故事就是以認同為目標，通過修辭敘事的媒介，而在言說主體之間進行對話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