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史里的“超連”史 ——“5·18”國際博物館日專輯
將近20年前的世紀之交，網絡技術已經露出崢嶸之角，這一新技術可能給信息交流乃至社會文化帶來的變化既令人憧憬，又夾雜著不確定性。術語“超連”就這樣應運而生。今年的國際博物館日借用“超連”作為主題詞，提出新方法和新公眾議題。但這實際上是博物館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
從真正意義的博物館出現以來，通過各種手段和渠道，尋找公眾、聯(lián)系公眾和代言公眾就是博物館的首要職責。在長達三個世紀的進程中，近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的種種改進和變革，幾乎無一不是圍繞這個主題；未來的博物館還將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也就是說，這并非簡單的技術帶來變化的問題，博物館人的回答自然也不應被花哨的技術表面迷惑，而是一如既往地深究博物館對于公眾的意義。
如果站在宏觀歷史的高度，我們會發(fā)現，博物館史就是“超連”史。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中期，牛津阿什摩林博物館和倫敦大英博物館的相繼開放揭開了真正意義上的博物館事業(yè)的帷幕。博物館誕生之前，不同的偉大文明傳統(tǒng)中不乏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和歷史收藏，但無一不是服務于一家一姓的私寶，而博物館則擁有此前從未有過的角色和任務。作為社會文化機制，博物館的誕生沒法簡化到一條昨非今是的時間界限，相反，它是一個漫長的進程，哪怕是看起來最細枝末節(jié)、波瀾不驚的改進，都有可能是博物館邁向更多“連接”的努力。三個世紀以來的博物館史就是博物館不斷地打破自身禁錮，拆除門檻，“連接”更多人群的歷史。最早的大英博物館僅僅面向舉止得體的紳士開放，數道門禁幾次三番地盤問，確定訪客的“得體”身份后才能準予入內。19世紀初，普蘭塔執(zhí)掌大英博物館后，才逐步取消身份檢查。其他的人群——年輕的學生、勞工、女性，也是更晚才次第獲得進入博物館的平等權利。免費政策拆除了公共博物館在可接觸性上的最后一道障礙。
與拆除森嚴壁壘相映成趣的是，三個世紀以來，博物館也通過添加和擴展的手段，主動實現更多“連接”。添加無障礙通道，是為了更好地“連接”行動不便者。開放時間的延長，甚至很多博物館已經定期實施的博物館之夜，是為了更好地“連接”朝九晚五的全職工作者。機場博物館、車站博物館和移動博物館的設置，是為了更好地“連接”受到地理限制的潛在受眾。
“超連”時代的博物館也許會帶來令人炫目甚至始料不及的變化，但本質上卻是博物館公共傳統(tǒng)的延續(xù)?！俺B”術語創(chuàng)造之時，博物館人意識到網絡和數字技術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限制，造就無遠弗屆和永不落幕的博物館。將近一個世紀前，當梅原末治和陳夢家搜尋流散海外的中國青銅器時，即使在獲得古董商和收藏家不可或缺的支持下，仍然不得不舟車勞頓地挨家挨戶登門拜訪。而現在，這一切都可以端坐家中點擊鼠標實現。3D掃描技術不僅解決了諸如敦煌、龐貝、查科等遺址博物館在保護和開放之間的兩難問題，也使觀眾可以清晰地放大、旋轉展陳品，享受身處展廳之中的游客無法享受的便利?！俺B”術語創(chuàng)造之時，即使是最具前瞻性的技術人士，也無法清晰預見到移動端應用如何改變今天的社會。正是通過移動應用，博物館極大地拓展了自身的受眾范疇。尤其是在中國，博物館公眾號的流行，大量年輕面孔涌現在博物館就是明證。
然而，如果將博物館的“超連”僅僅理解成新技術帶來的新場域和新公眾，則未免低估了博物館人的連接觀。博物館的“超連”并不是技術的結果，相反，是技術的推手。尤其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新博物館運動中，如果沒有心系更多公眾，就不會出現全新的“連接”技術。這樣，面對每一次技術性“超連”機會時，博物館人就會本能地注意到“超連”背后的“不連”。技術層面上，“超連”越有力，就越強烈地抑制了無法連接的群體。因此，“超連”的價值是提醒我們不僅要關注聚光燈下，更要關注照射不到的暗角。博物館里設置了供行動不便的觀眾出入的坡道，那么，其他不便的觀眾該如何連接起來？博物館是否考慮過視障甚至色弱者？盲人是否就應該預置性地排除在博物館之外？這成為多家博物館近期嘗試努力的方向。在移動端應用大行其道的今天，該如何連接那些不會使用和無法使用的人們？數年前，有愛心組織對那些不會網上購票，甚至沒有電腦和智能手機的返鄉(xiāng)民工施以援手，成為寒冬臘月里最溫暖的亮色?！俺B”時代，同樣的問題也在考問博物館人的心智和公允。
對于博物館人而言，“連接”問題是“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因勢利導，更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于承擔。
（作者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