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幻之路
我出生在廣東經濟特區(qū)中發(fā)展比較差的一個城市——汕頭，可以說和特區(qū)同齡。相對開放的文化氛圍和通暢的信息渠道，以及父親在當地一家大型科研機構從事技術相關工作，都給我營造了相對多接觸科幻的機會，如各種書刊雜志、海外影視動漫以及周圍同好者的影響。
由于學校教室資源不足，我在小學四年級之前都是只上半天課，因此母親從一年級就帶我去市里圖書館辦理借書證，而正常門檻是三年級，由此養(yǎng)成了大量閱讀的習慣。當時廣東省主要還是側重素質教育，一直到高三基本都很少有補習班，再加上家庭屬于“放羊”式的教育模式，給我大量自由時間可以進行閱讀并嘗試寫作。后來我了解到一些走上類似創(chuàng)作道路的朋友，他們的家庭教育氛圍也都是偏于寬松和自由的。
為什么是科幻，而不是武俠、言情、童話或者推理——這些作品在童年閱讀中也絕不少見。除了機緣巧合之外，我只能歸結于某種審美認知結構上的共鳴，閱讀或者寫作科幻所給我?guī)淼纳窠浛旄凶顬閺娏?。我至今記得，兒時曾把凡爾納《神秘島》三部曲翻到書全部散頁了，只好讓母親用縫衣針重新加固再翻的舊事。
一年級那年，我在300格一頁的稿紙上寫下了一篇太空歌劇（足足有5頁?。?，那是對《星球大戰(zhàn)》的拙劣模仿，有機器人、有飛船、有激光槍以及被射中后在地板上化為一灘血水的外星生物。毫不夸張地說，那是我整個寫作生涯的起點。得到家人鼓勵之后，我便開始抽屜文學的創(chuàng)作。而1997年初次投稿《科幻世界》得到發(fā)表并獲獎的《誘餌》，便是一個更大的激勵。
毫無疑問，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卡夫卡這種完全自我激勵型的天才，但對于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創(chuàng)作的快感一部分來自于創(chuàng)作本身，更無法忽視的是來自外界的認可與反饋。因為被退稿而放棄的人恐怕不在少數。
一個有效的反饋機制對于作者的成長是必不可少的，大部分創(chuàng)作者的熱情都是因為缺乏反饋而被澆熄。所以有時候，天賦、勤奮和運氣，你很難說哪一個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
因此，我時常慶幸能夠在科幻寫作道路上遇到諸多良師益友，還認識了許多可愛而有趣的科幻迷們，他們對科幻的熱愛和執(zhí)著，常常使我慚愧自己未能寫出更好的作品作為回報。
其中最有趣的當屬我與美裔華人科幻作家、翻譯家劉宇昆的相識。
2008年12月，我從豆瓣上偶然看到一篇英文小說The Algorithms for Love（《愛的算法》），繼而搜索到作者網站，通過聯系方式發(fā)了一封郵件，告訴他我是來自中國的讀者，非常喜歡他的作品并希望能譯介到中國。他很快回復了郵件，通過這種交流方式，我們發(fā)現彼此相仿的文學品位和偏好，分享對許多事情的看法。他的作品被相繼翻譯成中文，發(fā)表在《科幻世界》等刊物上。而同時，我的作品也經他翻譯成英文發(fā)表在海外媒體上，這便成為他翻譯中文科幻小說的起點。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劉慈欣的《三體》和郝景芳的《北京折疊》經由他之手翻譯后奪得雨果獎，進而風靡全球。劉宇昆成為改變世界科幻格局的那個男人。明年，我的長篇小說《荒潮》也將在他的幫助下出版英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國語種版本。
最妙的是，當我在Facebook上加他為好友時，發(fā)現我們竟然是同一天生日，只是相差了6歲。
這或許就是科幻所帶來的宇宙間不同命運線的奇妙交織吧。
關于創(chuàng)作本身，我其實并不想越俎代庖，搶了評論家的話筒。正如邁克爾·夏邦最近所說的“文學真正的危機，在于自我類型設限”，誠以為然。從擔心自己不夠科幻，到擔心自己過于科幻，我深知自己的創(chuàng)作仍然處于不斷探索與變化之中，對于科技與人文之間動態(tài)平衡的游戲，還有許多的可能性值得探索。
借此良機，愿與諸多同好者共勉：來路艱辛，風景尤美，且行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