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古今”“中西”對立是文論建設應有的思想方式
梁啟超
王國維
中國文論不論是過去的形成，還是今天的建設，乃至未來的發(fā)展，“古今”“中西”都是繞不開的話題。中國文論中“古今”“中西”其內涵是變化的，近代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它們都是“二元”對立范疇，形成內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但今天，“古今”越來越成為一個時間概念，“中西”越來越成為一個空間概念，“古”與“今”、“中”與“西”已經不再是激烈地對立。仍然堅持把“古今”對立、“中西”對立，可以說是一種過時的思想方式。一旦從思想方式上破除“古今”“中西”的對立性，那么，中國文論建設就會是另外一種思路，很多長期糾結的問題就會變得簡單易解。
一
在中國古代，“古今”不是概念，“西”的基本含義是方位，在大的地理意義上，指西部。這些西部的地域在當時有些屬于中國，有些不屬于中國。明代有了“西洋”的稱謂，但這個“西洋”主要是指爪哇以南的印度洋，“西”其實是偏南，和《西游記》中“西天”的“西”是相同的意義，印度也屬于“西”?；浇虃魅胫袊?，耶穌會士最早使用“西洋”這個概念，主要指稱大西洋沿岸國家，這里的“西”和今天的“西”在地域上相近，主要是一個地域或者方位概念。在中國古代，“西”與“東”相對，而不是與“中”相對。
近代以后，“西”主要是指歐美，和“中（國）”相對，并稱“中西”；“西”又稱“夷”，和“夏”相對，并稱“夷夏”，在構詞上和“矛盾”、“是非”等具有同樣的性質。這時，過去屬于“西域”的國家反而不是“西”了，印度也不是“西”。由于中國和西方在社會性質、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倫理道德等等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西”這個詞就慢慢由方位概念變成了社會概念、思想概念、文化概念、科技概念、經濟概念等，“西”具有了先進、發(fā)達、民主、自由、科學等含義，也即西方當時所具有的特征就變成了“西”的內涵，相反，五四時期“中”則是封建、落后、專制、保守等的代名詞，被批判和否定，中國傳統社會和思想特征就變成了“中”的內涵。中西方自明中后期就開始接觸，一開始就有沖突，但只是到了近代才開始廣泛地接觸并且激烈地沖突，中國社會的任何一扇門打開就意味著沖突的打開，沖突的結果均是中國落敗。在失敗面前特別是軍事失敗面前，中國被迫承認失敗并且含淚地向西方學習。西方的學術包括政治、法律、哲學、歷史以及文學藝術等進入中國，并最終成為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的主導方式。在這個過程中，“中”的內涵逐漸發(fā)生變化，總體上是從最初的“古代”中國向“現代”中國轉變，從“純粹”的中國向“西化”的中國轉變，傳統中國沒有西方因素，現代中國則是西方因素從少到多，最后成為主導。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古”與“今”的矛盾與沖突慢慢突顯出來，“古”與“今”的內涵也慢慢發(fā)生變化，并最終形成“古今”概念?！肮拧碑斎贿€是從前那個“古”，但“今”已經不是從“古”中延伸而來，“今”與“古”越來越缺乏傳承性，“今”越來越具有西方性，所以，“今”與“西”有更多的親緣性，而不是與“古”有更多的親緣性，在這一意義上，“古今”與“中西”具有一定的重疊性。
學術界一般把在對立和沖突中我們對西方的接受稱之為“中西融合”。思想文化上的“中西融合”自近代開始，在上世紀80年代大致完成，之后，中國的西方因素使中國和西方不僅不沖突，反而具有親和性，接納西方反而成為“現代性”中國的一種機制或者品性，成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我們稱之為“現代性”的，本質上是西方性。中西方今天仍然有矛盾和沖突，但不再是激烈的對抗，而是一種內在運動和張力。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性”不只是接受了西方因素，同時還包括充分繼承的中國古代傳統因素，雖然這種繼承未必是有意識的，也不是以原形態(tài)存在。在這一意義上，“現代性”并不是和中國古代脫節(jié)的，它和中國古代同樣具有親和性，借鑒和吸納中國古代同樣是“現代性”的機制，是中國“現代性”的重要特性。所以，從根本上，“現代性”是一種由中國傳統因素、西方因素構成的既不同于中國古代，也不同于西方，同時又與中國古代和西方緊密聯系的第三種形態(tài)。在當今，“現代性”就是“中”和“今”的基本特性，因為“現代性”既有中國古代的因素，也有西方的因素，所以“中”和“西”就不再是對立的，“今”和“古”也不再是對立的。既然今天“古”“今”不具有內涵上的對立性，那么，“古今”就不再是一個性質概念，而是一個時間概念，即它的本義也即詞語意義。同樣，既然“中”“西”不具有內涵上的對立性，那么，“中西”就不再是性質概念，而是一個方位概念，即它的本義也即詞語意義。
中國現代文論的形成是和整個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發(fā)展變化一致的，或者說，是在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思想文化的發(fā)展變化背景中發(fā)生的，總體上保持著相同的進程。但同時，中國現代文論的發(fā)生、發(fā)展以及形成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遵循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律。
西方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論體系。外在形式上，西方文論是“論文”的形式，是整個西方理性結構在文學理論方面的延伸或者派生，其深層的基礎是“邏各斯”，表現為觀點、論據、論述等形式，具有嚴格的術語、概念、范疇、判斷、推理等。而中國則是“話”、“品”、“點評”、“序”等，是散文式的、文學化的，其深層的思維基礎是“道”，其特征是“道可道，非常道”。中國古代也有《文心雕龍》這樣的理論性很強的著作，但極為特殊和罕見，不具有代表性。其次是觀點上的巨大差異，比如中國古代講“詩言志”，而古希臘講文學是對現實的模仿。但更深層的差異則是話語上的，即術語、概念、范疇和言說方式的不同，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中國古代用的是“氣”“道”“韻”“趣”“味”“雅”“俗”等概念，其內涵都比較模糊，其義要根據具體的語境來確定，很多時候都是可以意會不可言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西方文論用的則是“悲劇”“喜劇”“審美”等，每個概念都有嚴格的意義限定，內涵和外延非常明確。在內涵上，中西文論概念當然有重疊的地方，比如“文學”、“詩”等，但絕大多數都很難進行簡單相加，簡單轉換，簡單并列，也很難深層次融合，因為中西方文論在話語體系上彼此都非常完備，少有互補的。很多人認為，西方文論有缺陷，可以用中國古代文論來彌補，或者中國古代文論有缺陷，可以用西方文論來彌補，這是典型的“機械論”，中西方文論在觀點上可以互補，在形態(tài)上也可以互補，但在話語上沒有互補性。中西方文論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各有其內在的有機性，各概念的意義是在和其他概念的相互關系中確定的，中西方文論的概念在意義上是嚴格分工的，交互使用便會造成概念意義的混亂。中西方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不具有對等性，絕大多數西方文論概念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找不到對應的概念，反過來也是這樣。主張通過中西方文論互融互補來建構中國現代文論，本質上是一種理論預設，是想象性的，是思維“形而上”方式，不具有可操作性。
中西方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便廣泛地交流，但近代中國對西方的學習主要是科學技術和社會治理，而對西方的思想文化學習相對比較少。文學理論上也是這樣，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近代有很多文論上有所建樹的學者如魏源、龔自珍、馮桂芬等，其中很多人主張向西方學習，包括學習西方的文學，但他們都沒有接受西方文學理論，他們談論文學的方式從根本上是傳統的，很少使用西方文論的術語、概念、范疇以及言說方式。梁啟超主張中西兩種文明“結婚”，他的文學觀念也受西方思想影響，但他真正談論文學問題比如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譯印政治小說序》等，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方式。
最早接受西方文論的是王國維，他用西方哲學特別是叔本華的哲學思想來研究和批評中國文學，代表作就是《〈紅樓夢〉評論》。魯迅也曾嘗試把西方的文學觀念和文論術語、概念引入中國文學批評，這主要體現在幾篇文言論文中，包括《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等。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前，對于西方文論的接受和批評實踐，王國維和魯迅可以說是走得最遠的，但他們基本上沒有超出古代文論范式或類型，只不過有了或多或少的西方因素而已。在這一意義上，近代時期中國對西方文論的學習和接受是非常有限的，這與語言體系有很大的關系。古代文論屬于古代漢語體系，而西方文論屬于西方語言體系，兩種語言體系差異很大。中國近代文論雖然有了一些新的因素，但總體上屬于中國古代文論類型。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是伴隨著文學、現代思想文化的轉型而轉型的，具體地說，是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形成的。中國文論從古代向現代轉型缺乏那種漸變的特征，也即缺少中間或者過渡形態(tài)。
中國現代文論的形成主要來自三方面的力量。
第一，新文學實踐以及對新文學的表述，以及新文學批評。新文學本質上是中國文學向西方文學學習的產物，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他們接受了西方的文學觀念，按照新的文學觀念進行創(chuàng)作，同時按照新的話語方式對他們的創(chuàng)作進行理性概括，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表述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他們所使用的術語、概念就是后來形成的中國現代文論的基本概念，其源頭就是西方文論和西方其他思想形態(tài)。與此相關的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還產生了一批文學批評家，比如陳獨秀、鄭振鐸、成仿吾等，他們在評論新文學作品和現象時，也是西方式的，不僅是西方的文學理論，也是西方的文論話語，只不過是翻譯形態(tài)的，這些術語、概念和范疇后來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論的重要術語、概念和范疇，在這一意義上，現代文學批評對于中國現代文論的建設作用也是巨大的。
第二，西方文論體系的引進和中國化表述與建構。中國現代文論體系的建立，僅依靠新文學創(chuàng)作和新文學批評是遠遠不夠的，五四時期直至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新文學都是“弱勢”文學。中國現代文論體系的建立，系統的西方“文學概論”引入則是更重要的因素，這主要是通過“文學理論”學科確立，并且進入大學教育課程設置來完成的。如果說五四時期新文學作家創(chuàng)作談、新文學批評還只是零散引進西方文論的術語、概念和范疇的話，那么，這些“文學概論”著作則是全面、系統、完整地引進西方文論體系，這對于確定西方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作為中國現代文論話語方式起了決定作用。
第三，用西方的話語方式來言說中國古代文學，包括言說中國古代文論本身。中國古代沒有文學史，也沒有文論史或者文學批評史，“文學史”本質上是知識譜系從傳統的“四部”到西方性的現代“七部”轉變的產物，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產生了西方意義上的學科劃分，“中國文學史”本質上是用西方的“文學”概念或觀念對中國古代相應或相似的文學現象進行敘述，進行歷史性的梳理。同樣，“中國文學批評史”本質上是用西方的“文論”或“批評”概念對中國古代關于文學的言說進行整理。 “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大量采用西方的文學理論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來言說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也可以說把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批評納入西方的知識框架之中，并且把它變成知識化的形態(tài)，通過教育的途徑把它固定下來，延傳下去，并反過來應用于新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中國現代文論不僅完成了理論上的建構，而且完全占領實踐應用，這樣，中國古代文論本身就淪陷了，換句話說，中國文論就整體性地發(fā)生了現代轉型。
所以，中國現代文論體系是一種和中國古代文論體系相距甚遠的文論體系。我們今天的文論可以說是“失語”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褊狹地理解“異質性”和“失語癥”，中國現代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就完全沒有關系。中國經驗決定了中國現代文論對西方文論的接受是有限度的，也即中國對西方文論的選擇、理解、闡釋、翻譯等都受制于本土經驗，這就決定了中國現代文論只要是漢語形態(tài)的，是中國的，那它就永遠不可能是西方原生態(tài)的。中國現代文論的很多術語、概念和范疇雖然是從西方移植而來，但內涵上卻與原術語、概念有很大的差異，它實際上融匯了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容，在指稱上是中西合成的。
二
從思想方式上來說，應該摒棄中國文論大一統的思路，而實行文論多元化，追求多樣性，在“復雜”的意義上繁榮?！岸嘣痹谝欢顩r下其實是一種機制“健全”的表現。
就文論來說，首先，“古”與“今”、“中”與“西”不再是激烈的矛盾與沖突，是一種“和而不同”的狀態(tài)。其次，今天“古”與“今”、“中”與“西”具有差異性，我們可以把這種差異性稱作矛盾和沖突，但這種矛盾和沖突恰恰是一種“張力”，不需要我們“解決”，我們不需要將“差異性”變成“同一性”。
“激活”中國古代文論是可行的，只是難度比較大，需要使用者有比較高的古文功底?？捎霉糯恼摰脑捳Z方式、文體方式、語言方式來言說中國古代文學，就像中國古人一樣，也可以用它來言說西方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
從話語上說，文論體系之間有些是不兼容的，但這不是用一種文論排斥一種文化論的理由，它們之間不能“匯融”、“貫通”，但可以并存。文論雖然屬于“科學”，但它是“人文科學”，非“自然科學”，它本質是對文學現象的解釋、言說，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沒有絕對的“正確”與“錯誤”之分。
有一段時間，文論界熱衷于討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性轉化”，這當然是源于中國古代文論知識化的現實以及突圍的嘗試，本質上是利用中國傳統優(yōu)質的文論資源，也可能是受儒學的“現代性轉化”的影響。但現在看，古代文論就是古代文論，沒有“轉化”的必要，也沒有“轉化”的可能。從運用的角度來說，中國古代文論重要的是“激活”，而不是“轉化”。
中國古代文論是完備的文論體系，它建立在充分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績的基礎之上，它以強大、繁榮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話語作為基礎支撐。中國古代文學具有悠久的傳統，有2000多年綿延不斷而輝煌的歷史，不僅作品數量驚人，而且種類繁多，文類齊備，在大的類別上基本上可以涵蓋世界文學的各種文體，不論是在敘事、抒情，還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中國古代文學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中國古代文論就是在對這些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及文學現象的言說中建立起來的，反過來又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良好的作用。中國古代文論在話語上也非常完備，構成完整的體系，有豐富的術語、概念和范疇，這些專業(yè)的術語、概念和范疇的背后是更為復雜而豐富的倫理、教育、政治、哲學等術語、概念和范疇，它們和文論話語構成一體，有機地配合，能夠對非常精微的中國古代文學從思想、主題到文學表現、藝術技巧等進行有效的表達和言說。而且，因為中國文學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學有共同性，所以它也可以很好地言說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學，也可以很好地言說中國現當代文學。所以，中國古代文論是優(yōu)質文論話語體系，在整個世界文論中具有獨特的價值，既具有理論價值，又具有實踐價值，是經過2000多年中國文學實踐檢驗的正確而有效的文論體系，為什么要“轉化”呢？把中國古代文論強行“轉化”成現代文論，那古代文論就不再是古代文論了，只能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東西，是一種等而下之的東西，是一種沒有價值和意義的東西。
對于中國古代文論，我們今天真正要做的是如何把它從知識形態(tài)變成應用形態(tài)，除了學術層面的研究和發(fā)掘以外，更重要的是運行它從而激活它。用它來言說和表達中國古代文學，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孿生的，具有“互文性”。當然也可以用它來言說中國現當代文學，那將是別一番滋味、別一樣風格，也許能夠說出很多現代文論說不出的東西，也即會有許多新的發(fā)現。中國古代文論只有在應用的過程中才能發(fā)展、拓展、新生，它的價值才能夠體現出來。中國古代文論的地位和價值主要是通過應用來達到的，而不是通過提倡、呼吁來達到的。中國古代文論的“復活”不是詞語意義上的，而是體系上的、話語方式上的，它需要文言“語體”，也即需要和其他古代思想話語配合使用。中國古代文論是一個有機整體，又是整個中國古代思想話語體系的一部分，中國古代文論話語不能拆開零散使用，不是用了古代文論的某些術語、概念、范疇，那就是古代文論的“應用”了，那只是“因素”存在。同時，中國古代話語只有和其他中國古代思想話語一起復活時才是真正的“復活”。當今，中國古代文論主要停留在學術研究的層面，這種研究本質上是用現代文論的標準來解釋、評價古代文論，古代文論主要是一種文論思想資源，雖然這種研究非常廣泛，是主流，但這并不重要。中國現代文論只有近百年的歷史，而中國古代文論有2000多年的歷史，所以中國古代文論更應該是中國“本位”性的文論，我們應該復活它，而不僅僅只是作為一種思想文化資源。
未來，西方文論還會不斷地引入中國，但它更多地是作為西方形態(tài)文論的引進，而不是為了建構中國現代文論的目的，也就是說，它不必融進現代文論體系之中。和“古”“今”兩條腿走路一樣，“中”“西”兩種文論也可以兩條腿走路?？茖W是同一的，沒有“西方科學”與“中國科學”之分，但文論卻可以有西方的文論和中國的文論。中西方文論在精神上可以是相通的，但在話語體系上則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這恰恰是思想文化的本義。
繁榮中國當代文論，不否認、不排斥任何一種文論，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中國現代文論等，它們的價值不是由其性質決定的，也不是由理論本身決定的，而是由其批評實踐決定的，由其實用性決定的。所以，中國當代文論建設，重要的不是主張，而是理論運用于實踐，包括文學研究、文學批評，中國文論只能在實踐中延伸、發(fā)展和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