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已無年度作家，又何苦執(zhí)著年度主題
2018年7月24日消息，由香港貿(mào)易發(fā)展局主辦的第29屆香港書展，于7月18至24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東方ic/圖）
剛結(jié)束的香港書展為入場人士提供了一種典型的香港經(jīng)驗——與成千上萬、為同一目的而來的陌生人摩肩接踵的擁擠經(jīng)驗。
擁擠是香港生活與香港經(jīng)驗的主要元素：從上班下班的繁忙時間擠巴士和地下鐵，到在假日萬頭攢動的旺角、銅鑼灣和尖沙咀擠酒樓、商場和戲院。買樓、看病、注冊結(jié)婚、娛樂消費、為孩子找學校，通通要在“兵荒馬亂”、人頭涌涌的情況下進行。生活在香港，似乎走到哪里都是人，固然是因為香港地小人多，而人口的分布又極不平均；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fā)展的市民社會的特點和單向性。
將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變成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消費群，是資本主義的鬼斧神工。香港人喜歡隨大流、跟大隊，一窩蜂地做同一件事，跟資本主義內(nèi)在的支配性本質(zhì)有莫大關(guān)系。資本主義制度，擁有的是創(chuàng)造潮流與虛假需要，以及“召喚”群眾的能力。
翻開《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一書可發(fā)現(xiàn)，馬爾庫塞用“虛假需求”（false needs）這個概念，解釋企業(yè)界和資本家怎樣利用產(chǎn)品的供應和宣傳以及廣告和潮流，來支配大眾的消費、行為，甚至喜惡和愛恨。所謂虛假需求，就是那些被大企業(yè)和資本家有組織、有策略地釋放給民眾的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并慢慢扼殺了我們對社會現(xiàn)實的關(guān)注。
馬爾庫塞筆下的“單向度的人”，就是那些完全受廣告與潮流支配，以滿足虛假需求為生活目標的人。馬爾庫塞認為，虛假需求是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它帶動生產(chǎn)和消費，創(chuàng)造就業(yè)，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簡言之，虛假需求以及它的滿足，是驅(qū)動資本主義社會持續(xù)運作的基本能量。
商人透過無孔不入的廣告、宣傳和包裝，以及傳媒的推波助瀾，將虛假需求當成“非擁有不可之物”（must-haves）般推出市場。缺乏警覺性的大眾不但沒有覺得自己被剝削和被操縱，反而以為有關(guān)的產(chǎn)品和服務完全符合他們的需要和利益。法國哲學家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把這種大眾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內(nèi)化和不假思索的服從，稱為“召喚”（interpellation）。
以香港書展為例，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每年就像執(zhí)行嚴格指令一樣排隊入場，但他們有否想過，書展究竟?jié)M足了他們的什么需要，而這個他們“得到”的書展又是否他們“應得”的？
書展提供的經(jīng)驗，是否應該在本質(zhì)上與看電影、逛年宵市場或工展會有所不同？是不是香港人體驗盛事的能力，已經(jīng)狹窄和貧乏得無法跳出擁擠的范圍之外——就像香港傳媒，仿佛不知閱讀為何物，不拍攝場館水泄不通、不報道書商貨如輪轉(zhuǎn)、不談論女藝人寫真集在會場內(nèi)被搶購一空，就沒有關(guān)于書展的故事可講。
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姆（Harold Bloom）說過，閱讀最大的功用是幫助我們善用孤獨。閱讀不是要“殺死”時間，而是要學習怎樣跟時間做朋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抱著趁墟（編者注：即趕集）和看熱鬧的心理去書展，與所謂“理想的閱讀狀態(tài)”正好相反。當然，書展是一盤大生意，牽涉其中的不僅是入場人士的需要和興趣，還有參展書商的利益甚至生計。一個讓人“進入理想閱讀狀態(tài)”的書展又何來主辦商和參展商？其實我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至此，對書展我只有一個卑微的請求：在寬廣的場館留一寸之地，好讓我們這些愛書、惜書和讀書的人可以好整以暇地將書拿上手翻閱甚至細讀。這是不切實際的要求嗎？
誠然，辦了整整29年，香港書展由始至終都不是一個“愛書人為愛書人辦的書展”。一個愛書人——他可以是讀者、作者、出版商、零售商或者發(fā)行商——對書總有一份憐惜。他知道，一本書得以面世，從寫作、植字、排版、配圖、校對、印刷到發(fā)行，最終落在讀者的手里，所有的功夫和麻煩都是一種愛的辛勞（laborof love）。正因為心中有愛、心里明白，所以當愛書人將一本書拿上手翻閱，眼神總是溫柔的，心里總有一絲激動。這就是為什么互聯(lián)網(wǎng)、計算機下載和桌面出版永遠都取代不了傳統(tǒng)的書籍出版和印刷。
可是在香港書展，書籍卻變成了價廉物美的減價貨；而參觀書展的市民則是眼捷手快的“平貨（便宜貨）獵人”（bargain hunters），整個書展成為一個讓市民在雜貨堆中尋寶的跳蚤市場。書展在金碧輝煌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但里面賣的仍然是局促、廉價、難登大雅之堂的地攤文化。
這屆書展的年度主題是“愛情文學”，并設有年度主題專區(qū)，介紹包括張愛玲、林燕妮、深雪、林詠深和Middle (What a name!) 在內(nèi)十位“香港”愛情作家。
這樣的安排大有問題。首先，明明是“愛情小說”，卻說成是「愛情文學」。姑勿論這是做賊心虛還是好大喜功，那種以知識分子自居的勢利（intellectual snobbery）加上自信心不足的慌張，的確躍然紙上。
其次，只有將“我的朋友胡適之”掛在嘴邊的人，才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地說張愛玲是“香港作家”。更離譜的是，將連眼淚也不相信、更遑論愛情的祖師奶奶，跟“魔幻愛情小說女王”、“新一代愛情小說天后”和“大受新世代歡迎的本地暢銷作家”歸于一類。書展的文化活動顧問委員會應該不乏有識之士，他們對如此將死人氣活的做法，沒有異議嗎？
書展給出版業(yè)創(chuàng)造的經(jīng)濟效益，以及為市民與消費者提供的方便，無容置疑，香港貿(mào)發(fā)局居功至偉。然而，書展畢竟是文化活動，主辦單位至少要展示出一點文化素養(yǎng)。辦文化活動不是炮制“fusion food”（編者注：融合菜式），隨便打破高低雅俗的界限不會引入異國風味，而只會為識者笑。
問題的癥結(jié)在于“年度主題”。書展一年一年辦下去，年度主題變成年度難題。主辦者挖空心思、殫精竭慮，就是要想出一個既得體又有叫座力的主題。“愛情文學”和“張愛玲+小說女王和小說天后”正是這種心態(tài)和思維的產(chǎn)物。結(jié)果作繭自縛，機關(guān)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其實年度作家也好，年度主題也好，對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而言，都不是可“持續(xù)發(fā)展”（sustainable）和一年復一年辦下去的方向。既然書展已經(jīng)沒有年度作家，又何苦執(zhí)著于年度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