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穎而深入的現代性
就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樣式而言，散文較之小說、詩歌和戲劇，更多銜接著“國粹”基因和民族血緣，其內在精神與外在形貌也主要體現了傳統(tǒng)的特質與風范。然而，現代散文既然以“現代”為標識，和現代小說、詩歌、戲劇一樣，都是綻放于中國社會由傳統(tǒng)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文學之花，那么它就無論如何避不開“現代性”，這是一個寓意繁復、歧義頗多的概念，本文嘗試著將其通約為現代社會、文化和心理的一切特征的關聯與糾葛。因此，透過現代性視角，考察散文的特質與新變，是一個常議常新的話題。
現代性概念發(fā)軔于西方，鴉片戰(zhàn)爭以降開始進入中國。這決定了我們今天探討散文的現代性，必然要涉及“西學東漸”的大背景和“拿來主義”的大關節(jié)，也必然要聯系西方現代思潮和現代派文學對中國散文的影響與滲透，以及二者之間的會通與對話。正是在這一維度上，我們可以看到五四時期和此后的二三十年代，中國散文出現的嶄新景觀：一些散文家接受西方人本主義學說的影響，在創(chuàng)作中毅然擺脫相沿已久的單純“宗經”“載道”的慣性，開始追求從個體出發(fā)的獨立思考與自由言說，努力實踐“意在表現自己”的美學主張。正如郁達夫所說：“現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的個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在新的散文觀念的推助下，若干得風氣之先的散文家，相繼推出帶有異域營養(yǎng)的新穎之作，其中魯迅的《野草》迄今仍是現代散文難以逾越的高峰與經典，而徐志摩的《巴黎的麟爪》、何其芳的《畫夢錄》、梁遇春的《春醪集》《淚與笑》、錢鐘書的《寫在人生邊上》等，亦在時光的淘洗中，始終保持著自身的生命力。同散文的新觀念和新作品比肩而至的，還有其新技法與新樣式。就前者而言，傳統(tǒng)文章鮮見的象征、荒誕、反諷、幽默等屢屢現身；依后者而論，美文、絮語、小品、隨筆以及散文詩等競顯意趣。所有這些似可說明，就整體而言，現代性潮流帶給中國散文的，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正能量。
歷史抵達新時期，伴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涌動，現代性問題不僅無遠弗屆，無微弗存，越發(fā)顯示了強烈而充分的存在感，而且同近半個世紀崛起的后現代思潮纏結在一起，傳遞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矛盾性和不確定性。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正在現代化道路上闊步前行的當代中國，也自然而然地投射于作為民族心史的現代散文。于是，在一批優(yōu)秀散文家筆下，我們看到了更為新穎也越發(fā)深入的現代性言說：
現代性具有的多面性和悖論性引發(fā)高度關注。體現著社會發(fā)展與進步的現代化，構成人類的美好向往與前行動力，然而派生于這一過程的現代性，卻是一種多面向、多路徑、極復雜的存在，其中不乏馬泰·卡琳內斯庫所揭示的對抗、反撥、危機、斷裂（《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些敏銳的散文家明確意識到這一點，反映到創(chuàng)作中，便形成了對現代性的清醒審視與辯證解讀。譬如，趙鑫珊的《人類文明的功過》、魯樞元的《心中的曠野》、王開嶺的《古典之殤》、田松的《稻香園隨筆》、楊文豐的《病盆景》、詹克明的《空釣寒江》等一批作品，或發(fā)掘大自然的倫理，或針砭現代人的短視，或反思工業(yè)文明的缺失，或探討綠色發(fā)展的要義，均透過開闊的視野和豐足的事實，分析著因現代性而生的是非成敗，特別是內中的歧途與盲點，可謂真知閃耀的醒人與警世之言。而在這方面更見執(zhí)著堅韌也更顯睿智高蹈的當屬韓少功。出自其筆下的《夜行者夢語》《世界》《一個人本主義者的生態(tài)觀》《進步的回退》等篇章，抓住后現代潮流、漢語根性、生態(tài)保護、文明悖論、人工智能等重要問題，精辟解讀人類現代生存的奧妙與前景，其效果常常是振聾發(fā)聵或醍醐灌頂。
現代人特有的快節(jié)奏生活和復合性體驗進入作家視線。現代性是“從短暫中抽取永恒”。波特萊爾對現代性所作的預言性描述，已被當下生活所實證。如此光怪陸離、變幻不居的社會存在，讓精神在場的散文家每有所感與所悟，進而從身邊的復雜生態(tài)入手，展開對現代性密碼的破譯。這時，我們讀到樓肇明的《惶惑六重奏》、馮秋子的《我跳舞，因為我悲傷》、彭程的《急管繁弦》、張立勤的《痛苦的飄落》等若干頗具濃縮性和穿透力的精彩之作。而將這類書寫推向一個整體高度的則是南帆，從早期的《叩訪感覺》《讀數時代》到后來的《神秘的機器》《房價的豪賭》，再到晚近的《舌尖上的安慰》《出鏡》，作家對現代人性與物性的剖析與描述，總是靈思迭見，神采飛揚，盡顯思想者的智慧與風度。
打上現代印記的創(chuàng)作觀念與表達方式獲得積極嘗試與成功實踐。1963年，在臺灣的余光中率先倡導“現代散文”，并提出以語言表達的“彈性”“密度”“質料”為方式和路徑。這一倡導實際上銜接和呼應著20世紀西方“語言學轉向”的潮流，從而成為漢語散文新一輪變革的先聲。30年后，出現于大陸文壇的“新生代散文”和“新散文”群體，以開放的文體、實驗的手法、陌生的修辭，以及更切近生命本體的語言意識，重新開啟現代散文的實驗，推出了一批從內容到形式都讓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其中祝勇、張銳鋒、劉亮程、周曉楓、江子、蔣藍、格致、李娟等人的創(chuàng)作，更是憑借不斷總結、不斷揚棄、探索前行的狀態(tài)和實績，為散文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對于這些，今天的評論界理應給予認真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