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常寶華先生：他是新舊社會之間的相聲藝人
驚悉常寶華先生在2018年9月7日上午去世，倍感傷懷，不由得回想起我在幾年前和他的一段交往。那是2010年，我剛把博士論文的題目定在做五六十年代的相聲上，通過另一位先生的輾轉(zhuǎn)介紹，來到常寶華先生在豐臺的家里，前后做了六七次的訪談，訪談的重點是他在建國后從民間進入體制的那段經(jīng)歷。我一直很想知道的是，這一批生在舊社會的老藝人，在面對新中國時，內(nèi)心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就像現(xiàn)在的某些相聲史寫的一樣，是毫無保留地擁抱了新社會？
安度晚年的常寶華 祝鵬程 攝
常先生很好客，無私地接待了我。一杯清茶，兩人對坐，侃侃而談，聊到忘情處，就拋開提綱，經(jīng)常是想到什么就聊什么。老爺子善解人意、落落大方。在訪談過程里，我提了很多刁鉆的問題，有的他回答了，有的則三言兩語輕輕撥開，但總是笑臉相迎，表現(xiàn)得很寬容。后來，我把訪談資料整理出來，看著這些文字，一個完整的常寶華呈現(xiàn)在我面前。
一
常先生是滿族正白旗人，生于1930年，是標標準準的民國人。他父親常連安是京劇科班藝人出身，后來又靠變戲法、說相聲，在張家口、天津一帶謀生。民國時期的曲藝界還是一個被人瞧不起的社會邊緣群體，有著強烈的排外性與封閉性。為了維系行業(yè)傳承，藝人群體在內(nèi)部執(zhí)行一套嚴格的傳承制度。藝人如果沒有以拜師，便是沒有傳承的“海清”，無法賣藝掙錢，也沒有資格收徒傳藝。1931年，常連安讓自己的兒子常寶堃拜在名藝人張壽臣名下，兩年后，他自己又作為張壽臣的“代拉師弟”，拜在已故藝人焦德海的名下，正式進入相聲界。
《新華月報》上刊登的《光榮犧牲的藝人常寶堃》，作者蕭風
常連安是一位相當有成就的實業(yè)家，1939年，他在北京創(chuàng)立了時期著名的相聲演出場所——啟明茶社。啟明茶社薈萃了當時北京相聲界的骨干藝人，最為奪目的就是常家這一窩“蘑菇”。常連安藝名“老蘑菇”，他的四個兒子依次叫“小蘑菇”“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四蘑菇”就是常寶華。
啟明茶社廣告，選自《游藝畫刊》
“四蘑菇”小時候也被送到學校，但他只讀了很短時間的書，就被父親拉回去學藝演出了。直到晚年，常寶華回憶起這一段，還不無傷感，“我說：我不說相聲，我想讀書！我父親到廚房拿出空了的面口袋給我看：老四，咱們得吃飯！”
帶著遺憾的常寶華又回到了相聲劇場，在各位名藝人的熏陶和父兄的傳授下學習相聲。和父兄相比，他已經(jīng)不再需要“撂地演出”，所以他沒有“刮風減半，下雨全完”的演出經(jīng)歷。但另一方面，在賣藝的過程，他仍然遭遇了很多苦難，從小見慣了世態(tài)炎涼。
我那年在天津，還沒解放呢，十幾歲，每次我一上臺，“嘩”一下子臺下一二排人就走了。我知道為什么走了，帶頭的這人姓李，行二，是綢緞莊的少掌柜的，他買了票以后要耀武揚威地享受一下對他的吹捧?！鞍ミ希疃攣砹?！”“李二爺好！”我就故意不搭理他。我不理他，他還要招我：“哎呦怎么著四兒？”我說“怎么著二兒？”“你怎么管我叫二兒？”“那你為什么管我叫四兒?。俊迸赃呎f了：“這是李二爺?！蔽艺f：“哦，他管我叫常四爺就行了?！彼绷恕斑@什么話！”等我一上臺，他一擺手，連他帶隨從就全撤了。我那感受不是理性的，還是感性的認識，這是一種很深刻的很殘酷的人權的限制。
據(jù)他回憶，1948年18歲的時候他還因為在別的場子看相聲，沒有對巡查的警察起立致敬，而被抓進過拘留所。
大概是怕把他和底層的江湖藝人等等同起來，成名后的常寶華回憶起早年的經(jīng)歷，說的更多的是苦難，很少提及他早年的演藝生涯。后來，翻閱1944年的《游藝畫刊》，我找到了一則有意思的報道：
蘑菇的奶流兩盆 人小哏大侯一塵吃虧
四蘑菇也是“常連安公司”的出品，天生滑稽。有一天晚場在啟明茶社說“數(shù)來寶”，侯一塵給他捧哏。他說“打竹板走慌忙，眼前來到大同藥方，大同經(jīng)理本姓馮，專賣馮家疥瘡生乳靈，生乳靈我不買，吃了當時就流奶，蘑菇的奶流兩盆，留著就喂侯一塵”，聞者無不捧腹。
這和晚年的常寶華作為嚴肅的藝術家的形象大相徑庭。
二
常寶華是1951年正式拜入馬三立門下的。此時，新中國已經(jīng)成立了兩年，轟轟烈烈的相聲改進事業(yè)也已經(jīng)開展起來，藝人們初次見識到了新政權的力量。1951年，大哥常寶堃不幸犧牲在了朝鮮戰(zhàn)場，那場備極哀榮的葬禮給很多藝人以深刻的印象。顯然，新中國對藝人采取了恩威并施的舉措，既提升他們的地位，把他們拔擢為“文藝工作者”，又改造他們的思想與藝術，蕩滌掉他們身上的污穢。
四十年代末啟明茶社在什剎海的消夏相聲會 周海嬰 攝，選自其攝影集《歷史的暗室》
當時的常寶華已經(jīng)二十多歲了，個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念已經(jīng)成熟，思想改造能在多大程度上楔入一個成年人的腦袋，恐怕是存疑的。但在長期的底層生涯中，藝人形成了八面玲瓏的性格。根據(jù)社會風向察言觀色，從而獲得利益的最大化是藝人生存的本能。另一方面，新中國的變化也確實讓藝人感動，這是一個蒸蒸日上的時代，舊的秩序已經(jīng)被打破，新的社會秩序正在形成，藝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翻身”體驗。在接受訪談時，常寶華多次提起中國的新氣象帶給他的振奮：“1953年，他穿著軍裝，想聽聽相聲、看看戲都進不去，不讓進，打票也不行，不賣給你。這就叫紀律！比國民黨不知道強到哪兒去了！”六十多年后，回憶起來仍然很動情。
當時，常寶華隨家遷到了天津，就職于天津市曲藝工作團，負責在政府和藝人之間聯(lián)絡，定期向天津市文化局秘書長何遲（即后來的相聲名作《買猴兒》的作者）做匯報。有一次工作中引起的風波，為我們展示了老藝人在進入新中國時的復雜心緒：
我向演員傳達一個何遲同志的指示：我們唱新段子太少了，有些不能老演。有的演員就說了：“我告訴你老四啊，再這樣下去我就不干了?！薄澳悴桓晌乙膊桓闪??！蔽蚁蚝芜t提出來：“他們說不干了，挺煩他們的?！焙芜t抽著煙：“寶華，……我們工作就是為了解決矛盾，真沒了矛盾我們工作起來也沒勁不是。不干了是為什么？從小學藝學老的，你非要他學新的，他覺得無路可走了。今天告訴他們，從開場到結尾，都別走，我去。”我就在黑板上寫了“今晚開會”。
后來何遲同志坐車來，也快11點了才來，一直講到12點多。他很穩(wěn)，一來了上那兒一坐：“我最近工作太忙，很少來看大家，今天來看看大家?！彼惶崮愀刹桓傻膯栴}，他就講舊藝人過去是怎么過來的，他講了很多例子：他提到一個唱時調(diào)的高五姑，一個很有名的老藝術家，最后死了，倒臥在街頭，沒有人管。還有張翠蘭，唱京東大鼓，沒有三弦伴奏，死在臺灣，一直沒人管。而且在舊社會，大家都懂。有錢人如何去歧視，軍警憲如何去干涉，一點就透了。他能不受感動嗎？
“你看今天的變化，有人還管我們叫這樣那樣的舊藝人嗎？不是，而是叫‘文藝工作者’，你們要是愿意，還可以加上‘革命’，為什么叫‘革命文藝工作者’？”他就講我們將來的發(fā)展方向，要出新作品，說新唱新，用新的作品宣傳新的思想。不到12點，我發(fā)現(xiàn)有人就說哭了。何遲同志口才相當好，駱玉笙、王佩臣這些老藝人都哭了?！詈?，一個“不干”、退出的都沒有。
1953年，常寶華繼承大哥的遺志，主動要求赴朝慰問演出?；貋砗?，他又報名參軍，加入海政文工團。部隊相聲屬于文藝工作，和賣藝有質(zhì)的區(qū)別。參軍以后，一切都從零開始。從一名相聲演員轉(zhuǎn)向革命的文藝戰(zhàn)士，這個轉(zhuǎn)型是經(jīng)過了痛苦的煎熬的。一開始由于不熟悉軍隊內(nèi)部的情況，無法進行創(chuàng)作，只能做裝臺、拉大幕等劇務工作，慢慢地，逐漸熟悉了情況，他終于在1956年創(chuàng)作出了第一個軍隊作品《海上偵察》，這是一個海軍捉俘虜?shù)墓适隆?/p>
1958年，常寶華又創(chuàng)作了《水兵破迷信》。結合時代背景，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個作品其實深受“大躍進”的影響，說的是一幫水兵如何打破對海歸專家的迷信，鉆研造船的故事，作為宣傳的產(chǎn)物，這個作品帶有濃厚的反智色彩，但在趣味上確實勝過同時代大多數(shù)其他宣傳作品，因此獲得第一屆曲藝會演獲創(chuàng)作和表演優(yōu)秀獎，作家趙樹理為此撰寫了《我愛相聲“水兵破迷信”》的評論。
常寶華、李洪基《昨天》演出照
1959年，常寶華和海政文工團的文化干部趙忠和鐘藝冰聯(lián)合創(chuàng)作出了反映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成就的《昨天》。為了能更好地理解新舊社會的差異，常寶華還特地到農(nóng)村體驗生活，并先后組織好幾次座談會，邀請老北京居民介紹解放后的新變化。本著精益求精的原則，先后不知道改了多少稿，廢稿積起來有十幾公分厚?！蹲蛱臁穮⒓尤姷诙梦乃嚂莴@創(chuàng)作和表演優(yōu)秀獎，還獲得作家老舍的贊譽。
本文作者與常寶華合影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常寶華的黃金時代。風華正茂的人不斷創(chuàng)作出根紅苗正的作品，作品借助廣播，傳播到全國各地每一個角落。我問過他，一生中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個？他想了想說：恐怕還是《昨天》吧。
三
1985年，國內(nèi)曾有一次“十大笑星”的評選活動，常寶華也在其中，這大概可以視為是對他在“文革”結束后的《帽子工廠》等作品的褒獎。進入90年代，他甘當綠葉，為侄子常貴田捧哏。那個時候，他已經(jīng)沒有五六十年代的風光了，除了《追溯》以外，大多數(shù)作品已經(jīng)不再有那么大的影響了。年輕一代的演員開始在各地走穴賺錢，隨便學一個段子，稍稍改動一下，在開頭加一點贊頌當?shù)仫L光人情的詞句，就能走遍天下。時代在變，那種任務式的、精益求精的創(chuàng)作模式已經(jīng)不再吃香了。
而經(jīng)歷了80年代開放言論空間的他，也越來越看不懂現(xiàn)在的演出環(huán)境了，他私下里和我說：
我也寫過歌頌的，但總體來說是寫諷刺的比較多。相聲在今天來講，應該以諷刺為主。雖然我自己能認識到，但受到電視臺的限制。比如說我寫的《愛字病》的，就是諷刺貪官，電視臺問我有沒有諷刺干部的，我說有，都錄了，但結果拿出來也沒有通過。后來我就回避這種題材了。有時遇到了，比如看報紙有的新聞，說：喲，這個可以寫。但也就是想想，不動筆寫，因為寫了到哪兒演去呢？在這方面收到了限制，就只能寫不痛不癢的節(jié)目?？晌宜枷氩⒉煌?。從宣傳部門來說，文藝作品揭露一些現(xiàn)象，我覺得沒壞處。
晚年的他，在公共形象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紅旗下成長、成功，有著“軍隊藝術家”的光環(huán)和包袱，刻意跟曲藝界拉開距離，更樂意和文藝界的朋友們打交道。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英達、侯耀華這些文藝界的人士收為弟子，拉入到相聲的傳承譜系里。一方面，他享受著崇高的待遇，不需要到處去趕場演出，只偶爾在晚會或小劇場“溜溜活”，但另一方面，他又一度極為支持德云社，甚至喊出了“德云社萬歲！”的口號，而一旦德云社遭到批評后，他又改變了原先的立場。這種態(tài)度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以至于有人在背后戲謔性地稱他為“馬列主義加老和”，老和者，曲藝界的老江湖之謂也。
不過，對一個從舊社會走來，經(jīng)歷了諸多白眼，又一度被各種榮耀包圍，又在“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的藝人而言，各種矛盾集于他一人之身，似乎也不難理解。相聲向來就是一種“對什么觀眾說什么話”（老舍語）的藝術，從民國到新中國，再到消費主義主導的當下，社會在不斷變遷，他的應對話術也在不斷地轉(zhuǎn)變，他有時候是“常四爺”，有時候是“四蘑菇”，有時候是軍籍干部，而一旦時代的步調(diào)走得過快，打亂了他的應對節(jié)奏后，他身上的復雜與矛盾就會呈現(xiàn)出來。而對于我來說，他永遠都是那個和藹而不乏圓滑的“常先生”。
如今，“常先生”已經(jīng)遠去，“蘑菇”們在天上團聚，不知道經(jīng)歷了這一個世紀世態(tài)炎涼的他們，見面了又有什么話說呢？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著有《文體的社會建構:以“十七年”(1949-1966)的相聲為考察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