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談論傳統(tǒng)這個話題，可能是在談論古人與前輩，也可能只是在談論你自己。我想無論你持有什么樣的寫作立場，無論你是傳統(tǒng)的致敬者還是叛逆者，終其一生，不過是圍繞著傳統(tǒng)這幢巨大的建筑忙碌，修修補補，敲敲打打，其實都是傳統(tǒng)的泥瓦匠。

傳統(tǒng)給人滋養(yǎng)，其滋養(yǎng)的方式與途徑千變萬化。當人們在感恩我們民族的文學傳統(tǒng)的時候，潛臺詞往往是感恩李白杜甫，感恩蘇東坡與李清照，感恩《紅樓夢》與《金瓶梅》，這其實都是感恩正典，也就是傳統(tǒng)這幢建筑雕龍畫鳳的華彩部分。我們很少去探尋這幢建筑的地基，地基怎么樣了？地基當然是被建筑覆蓋了，它一直都在，只是不被注意。地基里有什么材料？當然多得不勝枚舉。我想，應該有通常被列為另類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甚至未被文字記錄的某些兒歌、山歌、民謠。那里有人類對世界最原始的文學想象力，來自民間，它究竟是如何滋養(yǎng)我們的？我們其實快忘了。換句話說，當一個作者對世界的想象以最杰出的訓練有素的文字呈現，并且結出正果的時候，當人們高喊一部杰作誕生了的時候，可能也正是一支山歌失傳的時候，在偉大作家越來越多的時代，很多來自民間的想象之花正在山野間默默地枯萎。

在這個前提下，探究民間想象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來得很重要，那也是探究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一個角度。

我想在大多數情況下，民間想象力有實用主義的目的，它的最大特點是背對現實，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強烈的情感色彩是這種想象力的靠山，首先它是以一種情感安慰另一種情感，目的在于排遣現實生活中的諸多不適感，所謂的民間生活不推崇思考，卻極其需要發(fā)泄。類似怨恨、憤怒、惶恐、迷惘這樣的情緒累積在一起，使得生活沉重，生活本身不提供徹底排遣的出口，只有寄托在想象上，只有想象，可以否定一個無望的現實，然后制造一個有希望的現實。

從源頭看，我們的民間想象力最初體現在神話傳說里，是對冷酷的現實采取的快樂抵抗。比如《大禹治水》。人們被水患折磨了，就去想象大禹治水，大禹不管用，民間不甘心，不放他走，就改變他的身份，繼續(xù)想象，人和神混起來想象，于是有了水龍王，中國各地只要有水的地方，幾乎都有水龍王的故事。這樣民間的想象力對水患有了最后的裁定，從此把一切都交給水底下的龍王了，他們最終是把想象落到了實處，修龍王廟，去祭祀它，也讓自己不倦的想象修成了正果。我們現在所說的許多迷信，其實不是迷信別的，是迷信自己的想象力。愚公移山的例子現在被賦予很多的寓意，但我覺得，這樣一個故事，當它首次被民間描述時，不一定是為了張揚和歌頌人的意志，是從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出發(fā)的，愚公是一個問號，也是一個愿望，但民間并沒有把愚公繼續(xù)神化，放他走了，說明愚公最后僅僅是一個問號，既然是問號，就被民間暫時擱置了。而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我一直認為是民間想象力的一個特別完美的說明文本，有一個最強力最豐滿的想象過程。最初從《左傳》杞梁妻為亡夫要尊嚴這一點點事情出發(fā)，民間把這個女人的形象一點點地放大，擴充，幾百年后這個女人成了孟姜女，人是一個凡人，情感是凡人的情感，身上卻已經背負了一個巨大的使命，是一個神的使命。百姓把幾百年來遭受的勞役和暴政之苦，濃縮在一個女人的淚水里面，他們派了孟姜女去，派了那些眼淚去，去把長城哭塌了。他們用這一次天斧神工的想象，逾越了令人窒息的現實空間，在安全中反抗，反抗成功，從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享受，也得到了解脫。

▲蘇童（右）和日本作家島田雅彥在論壇開幕晚宴上致辭

早期的民間想象力比較務實，這種想象力針對大自然的時候，還是充滿善意的，你大自然為難我們，我們還是得和你在一起，只是要想辦法，要修補你的缺陷，要你合作。但是針對統(tǒng)治者和權力時，想象是不客氣的，是要破壞什么摧毀什么的，民間在現實生活中會揭竿而起，在想象的時候姿態(tài)更加強硬，有時侯是一個同歸于盡的態(tài)度。

從文本的流傳上考察，看看民間想象力從強悍到柔軟的過程也有意思。從干寶的《搜神記》開始，到南宋《太平廣記》再到《鏡花緣》《封神演義》《濟公傳》，到蒲松齡的《聊齋》故事，無數的文本記載了民間想象力的泛濫，我們發(fā)現隨著時代變化，也許是民間越來越多地意識到現實之重，意識到想象力從現實出發(fā)，最終還是落在虛無中，民間想象力的重心漸漸地有所漂移，漸漸開始回避現實，更多的是神狐妖仙的主題盛行，情感份量似乎反而是輕了。濟公手里的一把扇子是一個例子。好多人鬼共世的故事，鬼是一個對立面，有時侯又是一個民間的補充面，而聊齋故事干脆是人狐共世了，讓狐仙替冤屈或者夢想說話。當然你可以說，一切仍然與現實抱得很緊，是一種想象力的策略調整，但有一個無法證明的疑問是，民間對自己的想象力是不是也越來越看淡了，看輕了？

我的印象，在對待民間的立場上，多少年來一直存在著一個矛盾。民間被作為一個關注對象，成為文學的描述方向，是以人群出現的，作家們暗示自己站在這個人群里，描述這個人群的生活，是多少年來創(chuàng)作的主流。另一方面，作品里這個人群在場，生活在場，情感也在場，他們的思維和想象力不一定在場，在許多指向民間生活的文學作品中，民間的思維方式也許是缺席的，這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創(chuàng)作問題，但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作家本身也來自民間，只是在寫作過程中，他為自己虛擬了一個寫作立場，這個立場有時虛偽有時真實，更多的時候他在游弋不定，尋找與時共進的捷徑。所以，談論這個話題的關鍵之處是，當我們的想象力越來越精致越來越科學化，是不是也就注定失去了最原始的力量？當我們在長城上想象外星人，想象僵尸或者想象一場曠世絕倫的愛情時，我們還能想象孟姜女的那滴眼淚嗎？

這是我的一點困惑，也是我思考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