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順慶：建構比較文學的中國話語
摘要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一門國際性的理論學科，需要具備世界性的眼光與胸懷。長期以來，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完全由西方學者創(chuàng)造，無論是法國學派主張的“同源性”研究，還是美國學派主張的“類同性”研究，都以求同建立比較文學的可比性。然而，如果不承認異質文學間的可比性，比較文學就不可能是真正全球性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經過了四十余年的發(fā)展，在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建構起了比較文學的中國話語。變異學的提出，打破了以往“西方中心論”的窠臼，彌補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缺陷，建設起真正的全球化的學科理論話語，讓全世界比較文學走出發(fā)展的危機。比較文學變異學的成功經驗，為中國其它人文社會學科起到了借鑒，能夠切實解決中國文化領域面臨的“失語”窘境。
關鍵詞：比較文學；變異學；中國話語；危機
近年來，“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已經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議題，文化強國也成為中國的文化戰(zhàn)略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現(xiàn)在國際輿論格局總體是西強我弱，別人就是信口雌黃，我們也往往有理說不出，或者說了傳不開，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話語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不少方面還沒有話語權，甚至處于‘無語’或‘失語’狀態(tài)，我國發(fā)展優(yōu)勢和綜合實力還沒有轉化為話語優(yōu)勢?！?/p>
1995年，在《21世紀中國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一文中，筆者提出了中國在文學理論中的失語現(xiàn)象：“中國現(xiàn)當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論話語，而沒有自己的話語，或者說沒有屬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學、文學理論、歷史理論等等）表達、溝通（交流）和解讀的理論和方法?！睍r至今日，中國文學理論界的“失語”問題仍然沒有得以解決，一旦離開了西方學術話語，就幾乎沒辦法進行學術研究。中國的比較文學同樣如此，在長時期內依賴西方學者建構的理論話語，以“求同”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基礎，排除文學傳播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變異現(xiàn)象。
然而，由西方比較文學界構建起的比較文學理論，存在著許多漏洞與不足，導致了比較文學學科新的危機。作為一門國際性的人文學科，比較文學學科應當具備世界性的研究視野，承認異質文化間文學的可比性，這就為建構比較文學中國話語提供了前提。在跨文化研究的學術浪潮中，中國比較文學界的學者們歷經不懈努力，建構起了真正適合全球的學科理論。變異學學科理論的構建，使比較文學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學術話語，彌補了西方理論中的現(xiàn)有缺憾，使中國學者在世界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
一 比較文學中國話語建設的必要性
長期以來，不少從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學者認為，有了法國學派所提出的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所倡導的平行研究，整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就是一座完滿的大廈。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通常，沒有學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人，在比較文學研究中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比較文學是既求同又求異的，比較就是求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這種直覺，實際上是正確的。但是，在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是求同的，而不是求異的。不管是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礎都是“求同”，是求異中之同。具體來說，影響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淵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類同性”，即不同國家文學、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類同性。
法國學派提出的國際文學影響關系的同一性保證了實證性研究的可能性和科學性，但是卻忽略了文學流傳過程中的變異性。法國學派所倡導的文學影響研究，實際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響研究，僅僅關注同源性文學關系，忽略了其中復雜的變異過程和變異事實。實際上，變異是一個文學與文化交流的基本事實，更是文化交流與文明交融及創(chuàng)新的基本規(guī)律。影響研究不研究變異性，是法國學派學科理論的最大缺憾。在平行研究中也存在著變異問題，這是指在研究者的闡發(fā)視野中，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研究對象的交匯處產生了雙方的變異因子。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不同文明的異質性導致了不同文明在闡釋與碰撞中必然會產生變異，而這種變異恰好被美國學派平行研究學科理論所忽略了。
缺乏“求異”的理論，是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都存在的問題，也是他們都忽視了的問題。事實上，不承認異質性與變異性的比較文學，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性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而對異質性與變異性的重視，也正是比較文學變異學超越前人學科理論的創(chuàng)新之處。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與中外各領域交流的不斷深化，比較文學“中國話語”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在文學研究領域，“比較文學”是一門國際性、前瞻性很強的學科。目前中國學者正在倡導建設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創(chuàng)建比較文學的中國話語。只有自身的學科理論強大了，本學科的民族話語充實了，我們才有底氣、有實力在國際比較文學界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建設好人類共有的國際性人文學科，并推動更加合理、公正的國際學術新秩序逐步形成。
在全球化語境下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主要是整體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對學術研究領域而言，誰占領了學術創(chuàng)新的制高點，走到學術最前沿，誰就能夠掌握競爭的主動權和先機。盡管國家一直在大力倡導學術創(chuàng)新，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真正的學術創(chuàng)新和學派創(chuàng)建卻并不多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立過程正是一個學術話語創(chuàng)新的典型案例，比較文學在中國作為專門的、建制性的學科被學術界公認是在20世紀的80年代。就是這樣一門年輕的學科，其學術隊伍的龐大和學術創(chuàng)新的潛力卻是不容低估的。中國比較文學在快速的成長中經歷的波折是可以想象的，有一些問題是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誕生伊始就已經存在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干擾著大家對比較文學作為學科的理解，影響了比較文學在中國存在的學理基礎。經過學者們的努力奮斗，中國學人終于建立起了全球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學科理論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立作為一個示范性個案可為我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學術創(chuàng)新的視角。
二 比較文學中國話語的發(fā)展歷程
比較文學的中國話語，意即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建立既屬于中國自己的，又符合世界的理論體系和表達方式，使其理論能夠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指導意義。比較文學中國話語的發(fā)展并非是一帆風順的，這期間歷經了學界的多次論爭。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學界領域力圖打破西方的理論架構，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理論。在這期間，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進行了幾次大規(guī)模的爭鳴，在探索中不斷推動著學科理論的構建。中國學者提出的諸多觀點，在早期并未得到西方學界的認可，異質性與變異性的合法地位曾多次遭到批評。然而，面對質疑與反對的聲音，中國學者卻迎難而上，用積極的態(tài)度面對西方學界的挑戰(zhàn)，以鮮明的話語觀點和跨文化傳播的具體例證，證明了變異學理論的合法性。
01
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話語建構初期的努力
盡管比較文學的實踐在中國源遠流長，早在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周作人等學者就曾使用比較的方法進行文學研究。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這一概念所蘊含的理論的自覺意識，卻大約出現(xiàn)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的臺灣由于派出學生留洋學習，接觸到大量的比較文學學術動態(tài)，率先掀起了中外文學比較的熱潮。一些學者領略歐美比較文學學術風氣后返身自觀，覺察到中國傳統(tǒng)文學研究方法之不足，認為有必要通過比較文學研究來討論中國文學民族的特征,取得文學研究方法的突破。
1971年7月中下旬在中國臺灣淡江大學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朱立民、顏元叔、葉維廉、胡輝恒等學者在會議期間提出了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這一學術構想。在此次會議上，中國臺灣學者首次提出了援西釋中的“闡發(fā)法”。在比較文學中國話語的初期建構階段，李達三、陳鵬翔（陳慧樺）、古添洪等學者致力于中國學派的理論催生和宣傳。1976年，中國臺灣學者古添洪和陳慧樺在《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一書的序言中正式提出：“由于這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學，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調整，即對原理論與方法作一考驗、作一修正，故此種文學研究亦可目之為比較文學。我們不妨大膽宣言說，這援用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并加以考驗、調整以用之于中國文學的研究，是比較文學中的中國派?！痹谶@段闡述中，古添洪、陳慧樺言簡意賅地提出并界定了“闡發(fā)法”，同時也對中國學界大半個世紀以來的學術實踐進行了一次理論總結。編者在該書的序言中明確提出：“援用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并加以考驗、調整以用之于中國文學的研究，是比較文學中的中國學派?！边@是關于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較早的說明性文字。盡管其中提到的研究方法過于強調西方理論的普適性，遭到了美國和中國大陸比較文學學者的批評和否定，但這畢竟是第一次從定義和研究方法上對中國學派的本質進行了系統(tǒng)論述，具有開拓和啟明的作用。
中國臺灣學者提出的“闡發(fā)法”，引起了國內外比較文學學界的強烈反響，贊同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美國學者奧德里奇(A. Aldridge)認為：“對運用西方批評技巧到中國文學的研究上的價值,作為比較文學的一通則而言,學者們有著許多的保留?！绻晕鞣脚u的標準來批判東方的文學作品,那必然會使東方文學減少其身份。”國內學者如孫景堯、葉舒憲等人，也反對“闡發(fā)法”的理論思想，主要是認為這種方法是用西方文學觀念的模式來套用中國的文學作品，勢必會造成所謂的“中國學派”脫離民族本土的學術傳統(tǒng)之根，最終成為亦步亦趨地模仿西方的學術支流。
針對臺灣學者“單向闡發(fā)”的觀點，陳惇、劉象愚在所著的《比較文學概論》中，首次提出了“雙向闡發(fā)”的觀點?！半p向闡發(fā)”指出其作為一種理論和方法，應該是兩種或多種民族的文學相互闡發(fā)、相互印證，修正了“單向闡發(fā)”的缺陷。杜衛(wèi)在《中西比較文學中的闡發(fā)研究》一文中，明確提出“闡發(fā)研究的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學理解”，充分認識到了闡發(fā)法的基本特征及其學術意義。據此，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學派的“闡發(fā)法”應該是跨文化意義上的對話和互釋，“跨文化”意識上的“闡發(fā)法”，才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獨樹一幟的比較文學方法論。
02
關于“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論爭
盡管道路崎嶇，在中國比較文學理論發(fā)展的過程中，大陸學者仍不斷致力于打破西方話語的壟斷，倡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話語。
季羨林
《比較文學譯文集》
季羨林先生1982年在《比較文學譯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以我們東方文學基礎之雄厚，歷史之悠久，我們中國文學在其中更占有獨特的地位，只要我們肯努力學習，認真鉆研，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必然能建立起來，而且日益發(fā)揚光大?！?/p>
1983年6月，在天津召開的新中國第一次比較文學學術會議上，朱維之先生作了題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回顧與展望”的報告，在報告中他旗幟鮮明地說：“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經有了長遠的源流,前人已經做出了很多成績，頗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蘇學派的特點。因此，中國學派絕不是歐美學派的尾巴或補充?！?984年，在《中國比較文學》創(chuàng)刊號上，朱維之、方重、唐弢、楊周翰等人認為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應該保持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點和獨立風貌。1985年，黃寶生發(fā)表《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讀〈中國比較文學〉創(chuàng)刊號》，認為《中國比較文學》創(chuàng)刊號上多篇討論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論文，標志著大陸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探討進入了實際操作階段。
然而，“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提出，并未得到西方學者的普遍認可，他們甚至撰文抨擊中國學派的合理性。1987年，荷蘭學者佛克馬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學術討論會上，就從所謂的國際觀點出發(fā)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提出了質疑，并堅定地反對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同時，很多國內學者也反對“中國學派”的提出，鄧楠、王宇根、嚴紹璗等學者都認為，“中國學派”的提出是故步自封的表現(xiàn)，在多元文化時代提倡學派，是一種自我封閉的體現(xiàn)?！把芯縿倓偲鸩剑愦掖业貋順渲袊鴮W派的旗幟。這些做法都誤導中國研究者不是從自身的文化教養(yǎng)的實際出發(fā)，認真讀書，切實思考，腳踏實地來從事研究，而是墜入所謂‘學派’的空洞概念之中。學術史告訴我們，‘學派’常常是后人加以總結的，今人大可不必為自己樹‘學派’，而應該把最主要的精力運用到切切實實地研究之中?！?/p>
來自國內外的批評聲音并沒有讓中國學者失去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熱忱。中國學者智量先生就在《文藝理論研究》1988年第1期上發(fā)表題為《比較文學在中國》一文，文中援引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取得的成就，為中國學派辯護，認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成績和特色顯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與比較文學研究歷史上的其他學派相提并論，建立中國學派只會是一個有益的舉動。1991年，孫景堯先生在《文學評論》第2期上發(fā)表《為“中國學派”一辯》，孫先生認為佛克馬所謂的國際主義觀點實質上是“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而“中國學派”的提出，正是為了清除東西方文學與比較文學學科史中形成的“歐洲中心主義”。在1993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舉行的全美比較文學會議上，李達三仍然堅定地認為建立中國學派是有益的。
圍繞“中國學派”的持續(xù)論爭，促使中國學者在長期不懈的研究中慢慢成長，進而較為清晰地呈現(xiàn)出自身的理論特征和方法論體系，這正是一個學派成長的標志。二十年之后，佛克馬教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成都）”上，佛克馬教授公開表示欣賞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想法 。
03
關于“異質性”的論爭
在建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前，首先亟需解決的問題在于是否承認“異質性”，即跨文明文學間的可比性是否能夠成立。1995年，筆者在《中國比較文學》第1期上發(fā)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一文，對比較文學在中國復興十余年來的發(fā)展成果作了總結，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中國學派的理論特征和方法論體系，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作了全方位的闡述。在該文中筆者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一個基本特色概括為“跨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闡發(fā)法、中西互補的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尋根的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的對話法、旨在追求理論重構的整合與建構法等五種方法為支柱，正在構筑起中國學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論大廈。
如果說法美學派在跨國和跨學科上跨越了兩堵墻的話，中國學派就跨越了第三堵墻，那就是東西方異質文化這堵墻。筆者認為，跨文化研究將法美學派求同的研究思維模式轉向了求異，這樣才能穿透中西文化之間厚厚的壁障，與跨文化研究相配套的五種研究方法更成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方法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對理論架構法、附錄法、歸類法、融匯法等中國學派在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的一些方法進行了闡述和分析，認為這些方法對東方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和其他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也同樣適用。
然而，西方學者認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在于相同性，差異是不可以被比較的。因此，中國學派的異質性研究遇到了巨大的挑戰(zhàn)。巴登斯貝格指出：“僅僅對兩個不同的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一些主觀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點類似點，這樣的比較決不可能產生論證的明晰性。”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卡雷也認為：“并非隨便什么事物，隨便什么時間地點都可以拿來比較?！容^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它研究在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瓦爾特·司各特與維尼之間，在屬于一種以上文學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構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間所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lián)系?！表f斯坦因在《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中說：“我不否認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卻對把文學現(xiàn)象的平行研究擴大到兩個不同的文明之間仍然遲疑不決，因為在我看來，只有在一個單一的文明范圍內，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發(fā)現(xiàn)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系傳統(tǒng)的共同因素。……而企圖在西方和中東或遠東的詩歌之間發(fā)現(xiàn)相似的模式則較難言之成理?！?/p>
在西方話語體系建構下的比較文學理論，一直是西方求同式比較為框架，東西方不同文明之間文學比較的合法性是受到懷疑的。西方學者認為：如果沒有“同源性”和“類同性”，那就不構成可比性。顯然，在西方原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東西方文學是沒有可比性的。多年來，中西比較文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產生了王國維、錢鐘書、季羨林等等大家，但這種成就在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看來是沒有理論合法性的亂比。出現(xiàn)這種論斷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缺乏自己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始終被束縛在西方的“求同”研究之中，導致中西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棟，但卻不被西方學界所認可。
在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中，如果不承認不同文明間的可比性，比較文學就不可能是真正全球性的理論學科。因此，西方學者僅僅強調“同”是遠遠不夠的，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在許多方面存在著不可通約性，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缥拿鞅容^文學研究絕不是為了簡單的求同，而是在相互尊重差異性、保持各自文化個性與特質的前提下進行平等對話。在進行跨文明比較學的研究時，如果只求“同”，不辨析“異”，勢必會忽略不同文化的獨特個性，忽略文化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最終使研究流于膚淺。這恰恰是西方比較文學理論所忽略的重要問題。實際上，文學的跨國、跨語言、跨學科、跨文化、跨文化的流傳影響過程中，更多的是變異性；文學的影響關系應當是追尋同源與探索變異的一個復雜的歷程。
比較文學不比較的泛濫與忽略異質性的缺憾，構成了當前比較文學學科危機的成因，根本原因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若不建設自己的比較文學理論話語，不以自己的比較文學理論刷新西方現(xiàn)有的比較文學理論，就難以避免陷入西方面臨的危機中去。而西方比較文學面臨的危機，恰好成為比較文學中國話語的建構的轉機。
三 變異學：比較文學中國話語的成功構建
所謂“中國話語”，從根本上是指中國所特有的術語、概念和言說體系，是中國特有的言說方式或表達方式。對于比較文學學科而言，既要提出能夠體現(xiàn)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概念和觀點，還要用以解決世界范圍內的學術研究問題。變異學的提出打破了比較文學界X+Y式的淺層比附，使研究視角轉向前人所忽略的異質性和變異性，重新奠定了東西文學的合法性，為東西不同文明的比較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01
變異學的提出
從哲學層面而言，異質性的探討其實是當代學術界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現(xiàn)當代西方的解構主義和跨文明研究兩大思潮都是關注和強調差異性的，沒有對異質性的關注，就不可能產生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不可能產生德里達的解構主義，也不可能出現(xiàn)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在解構主義和跨文明研究兩大思潮的影響下，差異性問題已經成為當今全世界學術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全球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中國當下的比較文學研究應該直面異質文明間的沖突與對話問題，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中國學者提出了比較文學變異學的理論。
在比較文學上百年的實踐中，變異現(xiàn)象其實早就存在，遺憾的是，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一直沒有把它總結出來，這無疑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史的一大缺憾。比較文學變異學有利于促進異質文明的相互對話，建構“和而不同”的世界，實現(xiàn)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與融合。變異學并非無中生有的理論、更不是突如其來的拍腦袋想出來的理論，而是淵源有自的。早在變異學正式提出之前，國內外若干著名學者對東西文學的異質性與變異性就有所認識、探討和論述。
1975年，中國臺灣學者葉維廉在《東西比較文學中“模子”的應用》一文中，認識到東西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不同“模子”，不同“模子”之間存在差異，如果局限于各自的文化“模子”，不可避免會對異質文化產生歪曲。賽義德1982年在《理論旅行》一文中提出了“理論旅行”說，時隔多年后又發(fā)表論文《理論旅行再思考》，形成了“理論旅行與越界”說。這一學說強調批評意識的重要性和理論變異與時空變動之間的關系。盛寧指出，賽義德撰寫《理論旅行》一文的“本意是以盧卡契為例來說明任何一種理論在其傳播的過程中必然要發(fā)生變異這樣一個道理”。
2005年，筆者正式在《比較文學學》一書中提出比較文學變異學，提出比較文學研究應該從“求同”思維中走出來，從“變異”的角度出發(fā)，拓寬比較文學的研究。2006年，在《比較文學學科中的文學變異學研究》一文中為變異學下了個明確的定義，并在《比較文學教程》中對此定義作了進一步的補充。
02
變異學的基本原理
比較文學變異學是將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研究支點，通過研究不同國家間文學交流的變異狀態(tài)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xiàn)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的異質性和變異性，探究文學現(xiàn)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guī)律性的一門學科。通過研究文學現(xiàn)象在影響交流以及相互闡發(fā)中呈現(xiàn)的變異，探究比較文學變異學的規(guī)律，將文學研究的重點由“同”轉向“異”。
變異學理論主張的“異質性”與“變異性”，在承認中西方異質文化差異的基礎之上，進行跨文明的交流與對話，研究文學作品在傳播過程中呈現(xiàn)出的變異。從研究范圍來看，變異學理論主要有五個方面：第一是跨國變異研究，典型代表是關于形象的變異學研究。形象學研究的對象是在一國文學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的他國形象，而這種他國形象就是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正因為它是一種想象，必然會產生變異現(xiàn)象，而變異學研究的關注點即在于他國形象變化的原因。第二是跨語際變異研究，典型代表是譯介學。文學作品在翻譯的過程中，將跨越語言的藩籬，在接受國的文化和語言環(huán)境中被改造，在此過程中形成的變化即是變異學研究的焦點。第三是文學文本變異，典型代表是文學接受學研究。在文學的接受過程中，滲入著美學和心理學等因素，因而是無法進行實證性考察的，屬于文學變異學的研究范圍。第四是文化變異學研究，典型代表是文化過濾。文學從傳播方轉向接受方的過程中，接受方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而對傳播方文學作出的選擇、修改、創(chuàng)新等行為，這就構成了變異學的研究對象。第五是跨文明研究，典型理論是跨文明研究中的話語變異。由于中西方文論產生的文化背景迥異，因此二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異質性差異。西方文論在與中國文學的闡發(fā)和碰撞中，雙方都會產生變異現(xiàn)象，因此中國學者提出了“雙向闡發(fā)”的理論，主張在用西方文論闡釋中國文學作品的同時，用后者來反觀前者，這是變異學從差異性角度出發(fā)對跨文明研究所作出的有益突破。
03
變異學的主要貢獻
第一，“變異性”與“異質性”首次成為比較文學可比性基礎。法國著名學者佛朗索瓦·于連對求同模式的批判時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中國學者習慣套用西方理論，并將其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失去了自己的理論話語。我們在引進西方理論的時候，應該注意它的異質性和差異性，注意到文化與文學在傳播影響中的變異和闡發(fā)中的變異性。
第二，明確指出了比較文學的可比性，是由共同性與差異性構成的。影響研究，是由影響的同源性與文學與文化傳播中的變異性共同構成的，缺一不可。平行研究，是由文學的類同、相似的對比，以及對比中的相互闡釋與誤讀、變異共同構成的，缺一不可。可以說只有包含變異性的研究，比較文學可比性才是完整的。
第三，從學科理論建構方面來看，比較文學變異學是一個觀念上的變革。變異學的提出，讓我們看到了比較文學學科從最初求“同源性”走向現(xiàn)在求“變異性”的轉變。也就是說，它使得比較文學研究不僅關注同源性、共通性，也關注差異性、變異性，如此比較文學的學科大廈才會完滿。我們中國學者提出異質性是比較文學的可比性，也就是說比較文學可比性的基礎之一是異質性，這無疑就從正面回答了韋斯坦因的疑問，為東西方文學比較奠定了合法性基礎，建立起了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
第四，變異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重要路徑。人們講文化創(chuàng)新，常常強調文化的雜交，提倡文學的比較、對話、互補，同樣是希望實現(xiàn)跨文化對話中的創(chuàng)新。但是，對于比較文化與比較文學究竟是怎樣實現(xiàn)創(chuàng)新的我們還缺乏學理上的清晰認識。
變異學發(fā)現(xiàn)了一個重要的文化創(chuàng)新規(guī)律、文學創(chuàng)新的路徑：文化與文學交流變異中的創(chuàng)造性，以及文學闡發(fā)變異中的創(chuàng)新性。這是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又一個重要理論收獲。變異學研究發(fā)現(xiàn)，準確的翻譯，不一定就有好的傳播效果，而創(chuàng)造性翻譯的變異常常是創(chuàng)新的起點。從創(chuàng)新視角出發(fā)，變異學可以解釋當前許多令人困惑的學術爭議性問題。例如：翻譯文學是否是外國文學、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合理性、西方文學中國化的理論依據如何、比較文學闡發(fā)研究的學理性問題、日本文學的變異體等等?？傊儺悓W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學術視野。
04
變異學理論的國際評價與影響
2013年，《比較文學變異學》（英文版）（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德國的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中國學者提出變異學理論與方法，在世界比較文學界產生了影響，該著作系統(tǒng)地梳理了比較文學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研究范式的特點及局限，首次以全球通用的英語語言提出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比較文學變異學。該書的出版，將變異學這一彰顯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及研究方法呈現(xiàn)給世界。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作為比較文學“中國話語”，受到了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評價。
作者當選為歐洲科學與藝術院院士。
英文版《比較文學變異學》一經問世，即受到了西方比較文學學者的關注。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前任主席（2005-2008）、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比較文學榮休教授杜威·佛克馬(Douwe W. Fokkema)親自為《比較文學變異學》（英文版）作序。正如杜威·佛克馬教授所言：“曹順慶教授的著作《比較文學變異學》（英文版）的出版，是打破長期以來困擾現(xiàn)在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的語言障礙的一次有益嘗試，并由此力圖與來自歐洲、美國、印度、俄國、南非以及阿拉伯世界各國學者展開對話。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正是發(fā)現(xiàn)了之前比較文學研究的局限，完全有資格完善這些不足?！?/p>
美國科學院院士蘇源熙（Haun Saussy）、歐洲科學院院士多明哥（Cesar Dominguez）等學者合著的比較文學專著(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高度評價了筆者提出的比較文學變異學。在該專著的第50頁，作者引用了《比較文學變異學》（英文版）中的部分內容，闡明比較文學變異學對于另一個必要的比較方向或者說是十分重要的成果?！芭c比較文學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形成對比，曹順慶教授倡導第三階段理論，即，新穎的、科學的中國學派的模式，以及具有中國學派本身的研究方法的理論創(chuàng)新與中國學派，通過對中西文化異質性的‘跨文明研究’，曹順慶教授的看法會更進一步的發(fā)展與進步。”前任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主席漢斯伯頓（Hans Bertens）在與筆者的信件中寫道：“我花了不少時間來閱讀您的著作，但很享受閱讀的過程。由于我個人的專業(yè)領域是二戰(zhàn)戰(zhàn)后文學，所以顯然對于您書中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我稱不上行家，但您的論辯與博學卻使您的著作和研究很有價值?！?/p>
西方學者對變異學理論的肯定，對于中國文學理論的變異和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意義，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法國索邦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Bernard Franco）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專著La Litterature Comparee Histoire,domaines,methodes中，多次提及曹順慶教授提出的變異學理論，并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中國學者對世界比較文學的重要貢獻。
此外，多位學者專門撰寫書評，肯定了變異學對于比較文學學科發(fā)展的非凡意義。歐洲科學院院士(副院長、人文部主席)、丹麥奧爾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教授，斯文 ·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學》（Orbis Litterarum）期刊第70期第5卷中，發(fā)表了《比較文學變異學》（英文版）的專門書評。在書評中，他指出：“在《比較文學變異學》(英文版)閱讀過程中，北京（師范大學）、四川（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曹順慶有著廣博非凡的學識。他既通曉始于約1800年歐洲比較文學，又熟知中國的元思考文學的悠久的歷史。與許多世界文學的研究一樣，曹順慶教授始終關注不同文化文本的文學性。同時，他還探索產生文學現(xiàn)象、效果及概念的跨文化互動。因此，《比較文學變異學》(英文版)是進入與西方比較文學對話的邀請。而此時機也已成熟?！睔W洲科學院院士德漢（Theo D'haen）評論：“我已經非常確定，《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成為比較文學發(fā)展的重要階段，以將其從西方中心主義方法的泥潭中解脫出來，拉向一種更為普遍的范疇。”（I am already sure, though, that your book will mark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way from a predominantly Western-centred approach to a more universal one.）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達姆羅什對變異學的評論：“非常榮幸也很歡迎《比較文學變異學》用英語來呈現(xiàn)中國視角的嘗試。對變異的強調提供了很好的一個視角，一則超越了亨廷頓式簡單的文化沖突模式，再者也跨越了普遍的同質化趨向?！?（ emphasis on variation provides a very useful perspective that helps go beyond the simplistic Huntington-style clash of cultures on the one hand or universalizing homogenization on the other.）
四 變異學對中國學術理論
在學術話語權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構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受到了學界內外的廣泛關注。關于話語問題，是當下中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問題，重建中國話語也成為國家的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目前，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基本沒有話語權，在對外交流中往往沒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立場。這種現(xiàn)象不僅存在于中外交往之間，甚至在國內研究中也是如此。自筆者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中國文學理論的“失語癥”現(xiàn)象后，雖然經過學界多年的討論與努力，但文學理論界的“失語”現(xiàn)象仍然普遍存在。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來出現(xiàn)了如《中國詩詞大會》《經典詠流傳》《朗讀者》等文化經典節(jié)目，以面向大眾的方式傳播了中華傳統(tǒng)經典，得到了廣大青年的喜愛。但是，我們應該用什么理論來評論中國古體詩？用什么理論來指導它的創(chuàng)作？在中國文學的教材中，我們使用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內容、形式、風格、典型來講講中國文學，卻沒有意識到這些概念都是西方的“舶來品”，我們能否使用屬于我們中國的話語來講中國文學，這始終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因此，從學科理論建構方面來看，提出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是一個觀念上的變革。它的提出，讓我們看到了比較文學學科從最初求“同源性”走向現(xiàn)在求“變異性”的轉變。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建構起的理論話語，彌補了西方理論中的諸多不足，使比較文學真正成為一門全球性的學科。以變異學理論為標志，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建構起了自己的學科話語體系，并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贊譽。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建立，實際上是在國際比較文學研究中發(fā)出屬于中國的聲音，在對外交往中獲取話語權。經過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得以迅速發(fā)展，無論在理論建設方面，還是在批評實踐方面，都取得了傲人的研究成果。有學者指出：“中國比較文學在學術質量上和數量上均已領先于世界，可以說，當今世界比較文學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中國?！瓕τ谥袊容^文學的崛起，作為西方學者的巴斯奈特和已故的法國學者艾田伯，都給予了積極的肯定?！?/p>
變異學理論的成功案例，證明了中國學者有能力建構起既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同時又具有普遍意義的世界性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如何在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新的理論話語，用新的話語來引起世界上的研究和討論，是我們?yōu)橹Φ膴^斗目標?！白儺悺币辉~，是《周易》思想的重要部分，而文化傳播中最重要的現(xiàn)象就是變異，變異學理論恰好解決了西方面臨的“比較文學危機”問題。對于其它人文學科也是如此，如何能以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為基礎，激活其在當代文化語境下的現(xiàn)代意義，是所有人文科學研究者應該時刻注意的。變異學的理論貢獻，不僅體現(xiàn)在比較文學領域，更為人文學科的話語建設提供了先例，對于中國話語體系的建構也將起到積極的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