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芬格萊特先生其實更是一個西方哲學的專業(yè)哲學家，他在西方的影響并不限于學界，而是擴展到了公共領域之中。在《痛飲：酗酒為患的迷思》一書中，他以嚴密的論證否定了酗酒是一種疾病的流行理論。他的這一研究成果和結(jié)論，曾被美國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次斷案決議中援以為據(jù)，幫助兩名復員軍人得到了他們享受教育的權益。

今日（2018年11月5日）上午接到加州友人發(fā)來的消息，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先生于11月2日凌晨去世了，享年97歲。

驟然提起芬格萊特這個名字，且不論普通大眾，或許相當一部分學界人士恐怕也未必耳熟能詳。但是，如果提起 《孔 子——即 凡 而 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這部2000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的著作，我相信，不但一些相關的研究者，或許不少愛好傳統(tǒng)文化尤其儒學的社會人士，也多少都會知曉，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閱讀過。而芬格萊特先生正是此書的作者。

當初“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負責人找我翻譯此書時，并未說到譯者與出版社簽訂合同事。那時我自己覺得是友情幫忙，也沒好意思提出。所以該書后來究竟銷售了多少冊，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據(jù)悉該書后來不斷再版重印，無論讀懂與否或讀懂多少，讀者的數(shù)量顯然并不在少數(shù)。如此看來，芬格萊特先生在中文世界的讀者，恐怕比在英語世界的讀者要有過之而無不及。至少就他的 《孔子——即凡而圣》這部書來說，是可以斷言的。該書1970年出版以后，雖然在英語世界的學界一度產(chǎn)生很大影響，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但畢竟限于非常有限的專業(yè)學者群，遠不能像中譯本在中國那樣廣為銷售。

有趣的是，芬格萊特先生在中文世界作為孔子的研究者為人所知，但在海外的“漢學”甚至“中國研究”領域，他并不能以專家著稱，盡管他的《孔子——即凡而圣》在英語世界的中國哲學圈子里早已成為一部必讀書了。因為芬格萊特先生幾乎完全不通中文，只能依賴英文翻譯來研讀論語以及相關的研究著作。但另一方面，芬格萊特先生其實更是一個西方哲學的專業(yè)哲學家，在西方哲學的領域里取得過卓越的成就。例如，除了《孔子——即凡而圣》之外，他幾乎所有的著作，包括《轉(zhuǎn)化中的自我：心理分析、哲學與精神生活》（The Self in Transformation:Psychoanalysis,Philosophy and the Life of the Spirit，1963），《自 欺》（Self-Deception，1969），《有 罪 精 神錯亂的涵義》（The Meaning of Criminal Insanity，1972），《智障與罪責》（Mental Disabilities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1979，該書是與其女兒的合著），《痛飲：酗酒為患的迷思》（Heavy Drinking:The Myth of Alcoholism as a Disease，1988），《死亡：哲學的探測》（Death: Philosophical Soundings，1999）以 及《厘 定 責任：心靈、法律、神話與文化的探索》（Mapping Responsibility:Explorations in Mind,Law,Myth,and Culture，2004），都是西方哲學專業(yè)領域內(nèi)部的作品和成果。

芬格萊特先生的研究廣泛涉及心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和法學等領域的許多基本問題，被譽為“美國長期以來最具原創(chuàng)性和啟發(fā)性的哲學家之一”（另一位已故哲學家Robert Solomon的話）。由于其作為一名當代哲學家的杰出貢獻，芬格萊特先生曾獲選擔任1976—1977年度美國哲學協(xié)會太平洋區(qū)域的主席，并于1984年受邀擔任全美大學資優(yōu)生聯(lián)誼會Romanell哲學講座的首位主講。此外，他還曾經(jīng)獲得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UCSB）的卓越教學獎，擔任過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美國精神健康研究所、倫敦國王學院等機構(gòu)的研究員。而由Mary I.Bockover編輯出版的《規(guī)則、禮儀和責任：獻給芬格萊特的文 集》（Rules,Rituals，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Dedicated to Herbert Fingarette，1991）一 書，包 括 芬格萊特的思想自傳、九位一線學者對其思想不同方面的研究論文、以及芬格萊特對每篇論文的回應，作為一份致敬芬格萊特的獻禮，則充分反映了業(yè)界同行對其學術成就的高度肯定。

此外，芬格萊特先生在西方的影響也并不限于學界，而是擴展到了公共領域之中，對于解決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產(chǎn)生了積極的作用。例如，在《痛飲：酗酒為患的迷思》一書中，他以嚴密的論證否定了酗酒是一種疾病的流行理論。他的這一研究成果和結(jié)論，曾被美國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次斷案決議中援以為據(jù)，幫助兩名復員軍人得到了他們享受教育的權益。按照原先酗酒被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認定是一種疾病的說法，那兩位退伍軍人將無法獲得相關的教育權益。另一方面，根據(jù)芬格萊特先生之說，如果酗酒并非一種疾病，而只是一種最終可以調(diào)節(jié)的行為，那么，酒醉產(chǎn)生的種種問題，就都不能夠成為各種過失和犯罪逃脫法律制裁的理由了。如果我們了解美國判例法（case law）的特性，就知道芬格萊特的觀點被最高法院作為斷案的依據(jù)，會在公共領域產(chǎn)生多么深遠的影響。

我跟芬格萊特先生發(fā)生接觸，當然是源于翻譯他的《孔子——即凡而圣》。他雖然不算是“漢學”和“中國研究”領域的專家，但這本書在西方的“中國哲學”圈子里，或者說對于西方的哲學專業(yè)領域里那些對中國哲學有興趣的學者來說，卻堪稱經(jīng)典，幾乎成為儒學研究的必備參考書。這本書其實是一本 “小書”，以至于當初要出中譯本時，需要補充他的幾篇相關論文，合成一冊，才不致使得該書的篇幅太小。但是，學術作品特別是哲學著作有的時候顯然并不是以篇幅論輕重的。由于芬格萊特先生自身是一位富有原創(chuàng)性和洞見的哲人，透過英譯的《論語》，在自然而然以西方哲學作為參照系和解讀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之下，他還是捕捉到了孔子思想的重要特征，即內(nèi)化了的“禮”所造就的君子人格。當然，從中國傳統(tǒng)學者的角度來看，孔子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看到“禮”背后的“仁”。只有以“仁”為基礎，“禮”才不會淪為“虛文”?？鬃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的反問，正是要表達這一層意思。當初中國學人如劉述先先生等人擔心，包括芬格萊特先生在內(nèi)許多西方學者對于“禮”的強調(diào)，不免存在一種“禮俗主義”（ritualism）的危險，緣由也在于此。不過，芬格萊特先生雖然未必能對“仁”應作為“禮”的根基這一點有足夠的認同和肯定，卻也清楚地了解，日常生活中“禮”的施行不能只是一種機械的肢體操作。他將孔子比喻為音樂大師，將其與那些只會按照樂譜來演習的平庸之輩區(qū)別開來，正是對于這一點有著充分的意識。

除了翻譯《孔子——即凡而圣》的因緣之外，我和芬格萊特先生還有其他的交流。記得《孔子——即凡而圣》中譯本出版之后，他曾經(jīng)寄贈了一本新出不久的《死亡：哲學的探測》給我，扉頁上有他的親筆簽名。我后來應邀為艾文賀（P.J.Ivanhoe）和Amy Olberding合編的《傳統(tǒng)中國思想中的死亡》（Mort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UNY，2011）一書撰寫專章“Death as the Ultimate Concern in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討論宋明理學尤其陽明學對于“死亡”問題的看法，雖然是基于理學傳統(tǒng)的各種原始文獻并從其內(nèi)在理路展開論述，但如今回想起來，閱讀芬格萊特先生所贈這本著作的經(jīng)驗，對于那一章的寫作恐怕無形中也有助益。也正是因此，我也曾專門將那一章寄給他。我第一封郵件（2010年8月27日）忘了將文章附上，結(jié)果，他在第二天（2010年8月29日）給我的回郵中特別用大寫的字體 寫 道：“YOUR NEW ESSAY WOULD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ME,BUT UNFORTUNATELY I COULD NOTFIND ANY ATTACHMENT TOYOUR LETTER.ILOOKED VERY CAREFULLY,BUT THERE WAS CERTAINLY NO ATTACHMENT.PLEASESEND THEESSAY TOME.”此例足可見老先生的認真。

《孔子——即凡而圣》中譯出版之后，我當然以為出版社會給芬格萊特先生寄去兩本作為紀念，但不知為何他最初一直沒有收到，以至于曾專門來信詢問。老先生信寫得很客氣，意思是他沒有中譯本，如果方便，請我代勞，他可以自己買兩本。可惜一定年代之前的郵件，郵箱系統(tǒng)不再保留，這封郵件如今已經(jīng)無存了。后來我聯(lián)系出版社的編輯，告知此事，才得到兩本給他寄去。因為芬格萊特先生這本《孔子》中譯本的緣由，2007年姜新艷教授編輯《英語世界中的中國哲學》一書時，曾邀我翻譯芬格萊特先生的“Getting Rights Right”一文。但因我當時正有哈佛之行，便邀請當時尚在清華讀研究生的陳浩擔綱譯事，由我負責譯文的校讀和修訂。我在2007年7月28日給芬格萊特先生的郵件中，匯集了校讀時遇到的一應問題，尤其是原文注釋中一些問題，他在7月31日即回郵給我，一一詳細答復。這件事情，也同樣可以為老先生的一絲不茍?zhí)峁├C。

我與芬格萊特先生的交往并不密切，最近的一次通郵已經(jīng)是在2012年的1月2日了，那是一封新年互致問候的通信。因為他一直在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執(zhí)教（1948—1988），所以我印象中他也一直居住在圣芭芭拉。但是，收到他在柏克利去世的消息，我檢索以往他和我的通郵，才發(fā)現(xiàn)他曾經(jīng)在2010年8月30日給我的郵件中提到他的地址，那已經(jīng)是柏克利了。這不能不讓我感到十分的遺憾。如果不是我錯覺他一直住在圣芭芭拉，去年4月我應齊思敏（Mark A.Csikszentmihalyi）教授之邀赴會柏克利時，雖然只有短短數(shù)日，我應該可以找個時間專程去看望他。因為我以往始終都是在電子的世界里和他往來，素未一睹老先生的容顏。這個遺憾，如今也只能還諸天地了。不過，我之前見過老先生的照片。與其友生筆下用來描述他的若干詞匯如mildmannered、uncommonly kind、gentlemanly以及soft-spoken相對照，真是若合符節(jié)，足以印證“相由心生”這一觀念。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溫其如玉”、“有道氣象”一類用來描繪“君子”形象的詞語，完全可以用來形容芬格萊特先生的容顏留給我的觀感。

據(jù)悉，芬格萊特先生2007年即由圣芭芭拉移居柏克利，住在家人附近。2011年太太去世之后，芬格萊特先生即由女兒和女婿一家照料生活。臨終之前，老先生由家人環(huán)繞，也可謂盡享天倫了。寫到這里，我的腦海里再次浮上芬格萊特先生的面容。祝愿他在另一個世界里，繼續(xù)過他自己喜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