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1 問題的提出

2018年8月下旬的上海書展上，許子東、李陀這兩位“前知名批評家”做了一個對談，聊了很多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話題，后來以《許子東＆李陀：文壇要有爭論，當代文學批評非常軟弱》為題，發(fā)表于“鳳凰網(wǎng)文化”（2018年8月22日），并得到廣泛轉載。“八十年代”至今，文學批評及周邊的發(fā)展一日千里，理念、人員幾度更迭。許、李意氣風發(fā)、揮斥方遒的時代已經過去，新的批評家不斷崛起，今非昔比。對此，程光煒在《當代文學中的“批評圈子”》（《當代文壇》2016年第3期）中認為，1980年代前后半期，分別存在“北京批評圈”和“上海批評圈”，后被“學院派批評圈”取代。如何看待這個變遷？許、李雖然身在國外，但仍心系當代文學發(fā)展，經?；貒v論古今。此次在總體為“今不如昔”的論調中，許、李提出了很多值得發(fā)揮、辨析的問題，但是由于“對談”情境所限，都沒有得到充分展開。

在對談中，許子東對上個世紀的批評史及當前批評現(xiàn)狀做了如下表述：“20年代自由論爭，罵來罵去沒有關系。到了50、60年代，雖然有一部分成為政治工具，但是還是對當代文學有很大的影響。80年代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契機，那個時候民間的力量進入作協(xié)，直接影響當代文學”，而當下，文學批評的“政治批評功能沒了，而且作家都有一個批評圈，作品我們還沒讀到，已經有一批跟他好的評論家給下定論了。你現(xiàn)在能讀到純粹的作品嗎？沒有的，就算名家也是。而且沒有批評的”。

文學批評隨著“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潮汐起落，也到了可以回顧和總結的時刻。四十年來文學批評該如何評價？也許每個人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會有自己的判斷。按照許子東的說法，相比于“八十年代”，今天的文學批評退步了。許子東曾置身于“八十年代”，留下了青春美好、難以磨滅的記憶，如今已不在國內“批評圈”，所以,對當下文學批評的批評毫不客氣?！耙郧霸洝焙汀澳壳安辉凇钡臓顟B(tài)，使他（包括對話者李陀）的身份較為特殊，話語的真實性和復雜性都大于國內同行，同時兼具了歷史問題。那么，情況真是這樣的嗎？更進一步，應該如何分析許子東這個觀點的生成語境呢？厘清這些問題，對梳理、反思“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及評判當下的批評現(xiàn)場，會產生怎樣的啟發(fā)？

2 “黃金時代”的錯覺

許子東這個看法不是突然提出。他在《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從未像今天軟弱》（《中華讀書報》2015年1月21日）中已經說過，此次借對談機會,又重申一次。在該文中，許子東談了對1980年代文學語境的看法：“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又出現(xiàn)了一個文學評論的黃金時期，這個黃金時代一方面現(xiàn)代文學、古代文學研究打破了很多的禁區(qū)，另一方面，那個時候的作家作品跟評論家的聯(lián)系非常密切”，“這種互動關系在今天是非常讓人值得留戀的”。以此為依據(jù)，許子東對當前“軟弱”的批評提出了批評。許子東的批評是義正辭嚴的，追慕曾經的“八十年代”正是理由之一。把這篇題目有濃厚“八十年代”意味的文章放回到發(fā)表語境，更能理解許子東為何對“八十年代”情有獨鐘。198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以“新人文論”叢書之名，出版了許子東、黃子平、趙園、吳亮、季紅真、陳平原、王富仁、蔡翔等人的個人研究文集；20年后的2014年，這批作品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了紀念版，并在2015年初召開了座談會；《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從未像今天軟弱》正是許子東在座談會上的發(fā)言。因此，他做出“八十年代”和今天的對比，而且揚前抑后，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知何時起，“八十年代”及其文學在敘述者口中成為“黃金時代”。許子東不過是延續(xù)和強調了這一說法，或者說，是這一說法的代表者之一。如果讀過查建英2006年在《八十年代》對李陀等人的采訪，就能非常明確地感受到一代人（包括陳丹青、北島、阿城、甘陽、陳平原、栗憲庭等擁有話語權的一批“八十年代之子”）在事后對自己時代的“想象”。李陀說：“八十年代一個特征，就是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繼往開來的激情，人人都有這么一個抱負。這在今天的青年人看起來可能不可思議?！保ā栋耸甏罚睢ぷx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在同一本書中，北島說：“每個國家都有值得驕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國二十世紀初的白銀時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國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會出現(xiàn)這樣的高潮?！卑凑铡靶職v史主義”觀點，“1980年代是文化黃金時代”的說法也是一種“敘述”。劉瑜為徐曉《半生為人》所做的序言中，指出了另外一種“八十年代”：“作為一個出生于中國偏遠縣城的七零后，每當看到一些知識分子把八十年代當作黃金時代來追憶時，我總覺得很隔閡，甚至有淡淡的反感——全中國幾億人，有幾個是在文學沙龍中高談闊論？”（《半生為人》序言，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把“一群人”的“八十年代”指認為整體文化語境的“黃金時代”，有以偏概全的問題。許、李對談是漫談性質，而且?guī)в兄型狻⒐沤瘢ā鞍耸甏焙彤斚拢Ρ鹊囊馕?，更有現(xiàn)身說法的個人經歷，所以，他們表述出的是一種感覺。但這種感覺是否屬于“自我感覺良好”？

在“八十年代”，作家和批評家并肩作戰(zhàn)，收復失地、開疆擴土，成就了文學語境的輝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么表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把文學領域換成音樂、美術、舞蹈、歷史學、社會學等，一樣成立。“八十年代”的“偉大”是由整個人文學界共同鑄就的。“八十年代”開端于一片廢墟，為建立“八十年代”新文化而努力和做出貢獻的陣營，必須擴大到整個人文學科領域——每一次思潮都是合力的結果，體現(xiàn)在文學、史學、哲學等社會科學和電影、美術、音樂、舞蹈等藝術門類中。許子東、李陀津津樂道的“杭州會議”和“尋根思潮”就是一例。在文學史敘述中，杭州會議引發(fā)了尋根文學，是必提內容。但是，就文化范圍內的“尋根”來看，就不是文學和文學評論的作用所能涵蓋的了。音樂領域刮起了強烈的“西北風”，《我熱戀的故鄉(xiāng)》《黃土高坡》《走西口》《山溝溝》等召喚土地、故鄉(xiāng)魂魄的流行歌曲響徹大江南北。電影中出現(xiàn)了以華夏文化發(fā)祥地黃土高原為背景，嘗試敘述民族文化生命力的《黃土地》《老井》?！皩じ壁呄蛴谕诰騻鹘y(tǒng)，蓋因受到拉美“文學爆炸”（《百年孤獨》等）的影響，理念卻是“現(xiàn)代”的。美術領域內的“85新潮”走得更遠，要求全面更新藝術評價理念，從現(xiàn)代主義吸取營養(yǎng)，從而引發(fā)了尖銳的論爭，影響到整個人文語境。如果認為“尋根”僅僅是文學場域內發(fā)生的事情，就會產生對“文學批評黃金時代”的誤判；非要這樣表述不可的話，也應該說成“文化黃金時代”才勉強可以。所以，“八十年代”是整個人文社科的“黃金時代”，文學和文學批評沒有必要每次都把這事說的好像只是發(fā)生在自己的領域。認識到這一點，可以為愈演愈烈、自我美化的“八十年代熱”稍微降一下溫。現(xiàn)在得承認，“八十年代”文化領域內風起云涌，實際是長久束縛后的“松綁”，很多藝術門類都在“復蘇”和“補課”，很難稱得上“創(chuàng)造”。

“八十年代”崛起于百廢待興，當然應當肯定，但“草創(chuàng)”時期的急就，能否也作為功勛呢？當許、李緬懷“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有力，并痛心疾首當下的“軟弱”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中間不是發(fā)生了裂變，而是具有不容忽視的聯(lián)系，并且，當前文學批評中的一些被他們認為是不良現(xiàn)象的根子，恰恰始于1980年代。

3“獨立”比“團結”更重要

對比一下不難發(fā)現(xiàn)，許子東在上海書展的觀點和《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從未像今天軟弱》一文有自相矛盾之處：前者說作家與一批評論者形成了“批評圈”，從而沒有了“純粹的作品”，但后者說對“八十年代”作家、評論家的“互動”關系仍然難以忘懷。那么，同樣是作家和評論家過從甚密這件事，為什么在八十年代就是體現(xiàn)出“團結”的好事，而在今天就是表明著“勾結”的壞事了呢？這是雙重標準，還是語境確實發(fā)生了變化？

許子東說得沒錯，“八十年代”文學批評語境中，作家和評論家關系非常密切，且一直延續(xù)到當下。他們形成了“兄弟般”的關系，相互支持。對談剛開始，許、李就迫不及待地回顧了他們從“八十年代”就建立起來的友誼，既是暖場客套，也強調了他們的“共同體”意識，雖然很快又說已經多年不讀對方的作品。許、李饒有興致地回憶了“杭州會議”，李陀不失時機地講了阿城醉酒的段子，從爆料的角度說，應該為現(xiàn)場氣氛增色不少。不過，他也無意間透出一個信息：當時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太好了。從歷史看，《棋王》的發(fā)表就是李陀、阿城友誼的結果。在一次聚會上，李陀聽到阿城講這個故事，于是催促他寫出來，導致了當代文學史上一部名作的誕生。當時李陀的身份是《北京文學》編輯，同時是評論家，所以也可以理解為文學活動家。對談中，李陀還講了他去西安找賈平凹約稿子的故事。李陀并非偶然談及友誼與文學，而是對這個問題有很長時間的思考，在2006年的訪談中就認為“友情，以及和友情伴隨著的熱烈批評和討論，曾經在八十年代幫助作家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文學燦爛的時代，而且，即便今天，我以為它還是讓我們的文學和藝術不斷獲得新的活力的必要條件，但是它正在我們眼前消失，我們還是這消失的歷史見證人”（査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也許應該承認，“八十年代”作家和批評家、編輯家的密切關系是空前的。以前從來沒有過作家、評論家同仇敵愾，共襄盛舉的場景，直到“八十年代”。問題是，這種作家、評論家關系密切的情況是否正常？它在當時有哪些特殊性？是否可以作為一種常態(tài)被認可？如果延續(xù)下去，將對批評界造成怎樣的影響？

“八十年代”作家和評論家一起奮戰(zhàn)，乃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借助文學匡正、重建價值觀的目標，是一個戰(zhàn)壕中相互鼓勵的戰(zhàn)友。作家和評論家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系，這只是歷史特殊階段造成的特殊狀況：渴望通過文學在廢墟上建立常識，對從業(yè)者幾乎沒有門坎要求，僅需要激情和干勁。“八十年代”過去，一旦基本的思想構架建立起來，“啟蒙還是不啟蒙”的問題換成了“如何啟蒙”，共識就破滅了。作家的任務是努力寫出“好”的作品，而評論家作為讀者，任務是對作品做出鑒賞和評判，這才是常規(guī)的狀態(tài)。對于批評家和作家來說，獨立就是力量。此刻，“獨立”比“團結”更重要。至于他們間的關系，則是私人問題，用不著在“八十年代”遺產的框架內鼓勵或反對。

“八十年代”建立起來的批評家、作家“共同體”，到了九十年代后逐漸解體、分化。經過“八十年代”，他們碩果累累，每個人都得到了多少不一的“象征資本”。與此同時，新的一代作家、批評家進入到了“文學空間”中。新的批評家們虎虎有生氣，但是很多資源已經被上一代占領。由于大學教育體制的原因，新一代批評家盡管多數(shù)擁有文學博士學位，但他們失去了“八十年代”那代批評家跟作家同甘共苦、摸爬滾打的機會，孤零零進入話語場。怎么辦？本來正好有利于建構獨立視角，但非常遺憾，一個由眾多獨異文學觀組成的批評家群體并未形成。既然前輩們與自己同代的作家互相成就，并且建立了延續(xù)至今的關系，新一代也有樣學樣，開始關注自己的同齡人。他們無師自通地開始集結，并打出了旗號。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他們不是從文學流派、理念出發(fā)，捍衛(wèi)或批判異見，而是變成了一群異口同聲的作家、作品闡釋者和廣告家。為了使資源相對集中，這代“新青年”更加強調“代際差異”，自覺把自己放在“70后”“80后”或“90后”的陣營中，還冠之以“同代人的批評”。一種從未有過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一批作家、批評家集結在一起，原因并不是是共同的文學追求與理想，而僅僅是共同屬于“某個代際”。如此描述雖然片面，但并非全無根據(jù)。與“八十年代”那批作家、批評家都身處“新啟蒙”大潮之中，形成事業(yè)上的“共謀”不同，新一代批評家與同代人也許有“共同語言”，但并未有共同的責任和訴求，更沒有此過程中的論爭與辯難，這是“同代人批評”理論的癥結。

4 余論

“八十年代”是價值觀重建時期，無疑做出了需要肯定的貢獻，但也遺留下很多需要“重返”的問題。解構“八十年代黃金時代”神話，是當前重要工作之一。本文聚焦的許子東、李陀在新世紀仍然撰文《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不同類型》（《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1期）、《文學批評要有自己的理論依據(jù)》（《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等，堅持不懈地對文學批評進行討論，值得點贊。這說明，對他們來說，“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理論建設仍然“在路上”。既然如此，對談中為什么要拿“八十年代”作為標桿，沾沾自喜呢？

具體而言，很多“傳統(tǒng)”似是而非，需要清理。“重返八十年代”時，事實得到辨正是比較容易的，而一些延續(xù)到現(xiàn)在的方法、規(guī)范，就在習焉不察中被遮蔽了。筆者以為，“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生逢歷史“草創(chuàng)”階段，當時的一些權宜之計應該被重新認識，而不是拿來作為“傳統(tǒng)”而光大。許子東對當前批評的“軟弱”可以批評，但拿“八十年代”來反襯，不算恰當。而不恰當強調“八十年代”的“傳統(tǒng)”及他們“名人”的示范影響，可能會帶來自己也反對的批評“軟弱”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