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或以夢為馬”：從新時期到新時代詩歌四十年的綜合考察
無論是我們談論一個時期詩歌的整體狀貌與構造，還是具體而微地分析某一個具體的詩人和詩作，都離不開一個最基本的依據(jù)，即“有詩為證”。質言之，一切都要回到文本的原點，一切都要靠文本自身的成色說話。當然，詩歌評價尺度也是一個綜合系統(tǒng)，必然會涉及到美學標準、現(xiàn)實標準、歷史標準和文學史標準。至于紛紛攘攘的詩歌運動、活動、事件，以及一時炙手可熱的人物，都只能是過眼云煙。在新的時代節(jié)點上，詩人從來都是最重要最精敏的回應者，因為詩人的使命就是發(fā)現(xiàn)、命名和創(chuàng)設，這也是“新時期”“新世紀”“新時代”對詩歌的要求。盡管并不是在任何時期都存在著文學進化論甚至有時候還會出現(xiàn)文學的整體倒退——文學發(fā)展更多是變速器而不是加速器，但是新時期以來詩歌四十年的歷史已經(jīng)證明詩歌確實越來越成熟和多元化了，也逐漸形成了屬于中國現(xiàn)代詩自身的特有傳統(tǒng)和文化屬性，其影響力、公信力也在逐漸增強。
爆裂的冰排：新的轉機與詩歌的內在軌跡
一陣陣爆裂的冰排預示著春天來了。從新時期到新時代，我們對這段詩歌周期的歷史考察不只是對其語言史和修辭史生成過程的內在軌跡和文體邏輯的揭示，也是對詩人的精神生活、思想能力以及詩歌文化空間與社會訴求的互動的動態(tài)結構予以綜合考察。這是修辭學和歷史詩學以及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對四十年詩歌歷史的多線勾勒與立體描摹。與此同時，這也是“當代”詩歌歷史化和“歷史”當代化的交互過程，這是重新還原的過程，也是重新辨認和闡釋的過程。
這四十年的詩歌在整體上經(jīng)歷了從運動到活動、從思潮到常規(guī)、從事件到個人、從社會效應到語言建設、從整體崛起到碎片分化的過程。而無論是作為思潮的“朦朧詩”還是作為運動的“第三代”，無論是“盤峰論爭”開啟的詩歌界的巨大爭論還是新媒體時代詩歌的熱浪，四十年的詩歌大體都是在泥沙俱下的同時創(chuàng)造了新的可能，提供了新的契機，制造了新的秩序，同時也提供了同樣多的破壞、限制、危險、混亂和無序。
四十年來的詩歌可以用風起云涌和大起大落來形容，經(jīng)歷了從潛流到激流、從主流到邊緣的變動。這是一份復雜而豐富的詩歌語言史，是起點和新的生長點不斷重臨的過程，也是詩人不斷踩下剎車又不斷踩下油門的放緩和加速相交替的過程。而四十年來，幾代詩人們在詩歌和行動中所提供的日常經(jīng)驗、社會經(jīng)驗以及語言經(jīng)驗、文學經(jīng)驗都是極其豐富的。
一定程度上詩歌的運動化和活動化使得表層越來越受到關注，反而詩歌的內質以及某種新質的緩慢發(fā)生和累積的過程被忽視。換言之，我們更為關注的是外部的活動、生產、傳播、影響，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詩歌的自律性和內部特征。正如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边@就是詩歌的內在性規(guī)定，任何流派、主義、思潮、運動、群體、社團的發(fā)展以及生息起落又無不遵從文學史的規(guī)律。任何新經(jīng)驗的挑戰(zhàn)和時代的緊迫性命題都不能忽視詩歌的自律性以及內在生成的規(guī)律。質言之，在中國流行的傳記閱讀和社會學批評的視野下，評騭者和搖旗吶喊者都很容易投身于活動、運動和事件的喧鬧中，在強化了社會語境的同時而導致對文本閱讀和自足批評的僭越。
詩歌觀念在這四十年當中也發(fā)生了近乎革命性的變化。純詩與非純詩、抒情與敘事（戲劇化）、口語與非口語、經(jīng)驗與超驗、介入與疏離、個人與整體、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朦朧詩和第三代詩歌等等都在這四十年時間里經(jīng)歷了從對立到對話和逐漸融合的過程。
從1978年冬天北島、芒克等人創(chuàng)辦《今天》所掀起的新詩潮開始——而這正是國家改革開放的文化層面的對應，“朦朧詩”的熱潮以及圍繞著“三個崛起”的相關爭論都代表了一個詩歌民主時代的到來。詩歌重新回到了個體、回到了生命、回到了人性、回到了語言，這也是真正詩歌精神的回歸。此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詩歌”熱浪以及轟轟烈烈的校園詩歌運動在1986年的現(xiàn)代詩群大展中達到了高峰。盡管“第三代詩歌”在當時最大的可能性上進行了詩歌語言、修辭等方面的大膽實驗，但是詩歌的運動化以及寫作上的淺嘗輒止和極端冒進也使得詩人的浮躁心理全面爆發(fā)。運動大于詩歌，這是歷史的教訓。無論詩歌回到個人還是面對社會，最終都是要回到詩歌和語言的內部來完成，反之如果只是高分貝地吶喊或近乎呻吟的自語都只能是違背了真正意義上的詩人良知、語言道德和詩性正義。實際上不只是“朦朧詩”“海子”“青春期寫作”“才子寫作”“抒情詩寫作”值得深刻反省，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詩、先鋒詩、實驗詩自身同樣是需要反省的。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詩歌因為過于激烈的“自我意識”“革命心理”和“運動作風”也草草結束了詩歌史的使命。質言之，詩歌的活力、持續(xù)力、創(chuàng)造力、發(fā)現(xiàn)力以及想象力既與詩人的個人才能有關，又與語言經(jīng)驗、歷史傳統(tǒng)和社會文化有關。
從詩歌的內部形態(tài)來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抒情詩已經(jīng)被很多其他的詩歌形式所代替，甚至出現(xiàn)了異質混成的“反詩”“非詩”寫作。其中最具爭議的現(xiàn)象級文本是于堅的《0檔案》、西川的《致敬》以及雷平陽的《瀾滄江在云南蘭坪縣境內的三十三條支流》。這些含混、曖昧、復雜的混合式的詩歌形態(tài)確實具有陌生化特征，比如詩不再分行甚至不再分節(jié)（而更早的時候海子和昌耀都寫過這種形態(tài)含混的文本），話語方式也使得抒情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而更接近于敘事性、論說性。這既是詩歌的美學觀念的嬗變，也是社會巨變以及詩人復雜的現(xiàn)代性體驗方式對詩歌文體的影響。這些帶有實驗和探索性的綜合文本確實超出了慣常意義上人們對詩歌的理解，這些超文本具有某種“反詩歌”“反語言”“反詩意”的“僭越”性，具有詩歌、散文、札記、詩論、隨感、散文詩、小說等元素的融合特征。當然，這些特異的具有含混特征的詩也更新了讀者和批評者的詩歌觀念。語言方式已經(jīng)包含和投射了一個詩人的語言觀和世界觀，反抒情、去詩意、反詩歌（不分行、不分節(jié)、特殊的斷句和排列方式等等）的敘述方式都在那個時代對讀者包括專業(yè)批評家提出了很大的挑戰(zhàn)。
詩人的面貌和文本形態(tài)都發(fā)生了變化是不爭的事實。詩人已經(jīng)不再滿足于寫作一般意義上的詩歌。由此，長詩寫作現(xiàn)象就值得重新檢視了。四十年來，詩人們在寫作上的自信力顯然不斷提升，而很多浸淫詩壇多年的詩人也不斷嘗試進行長詩寫作。這似乎都是為了印證自身的寫作能力以及詩歌實力，也是為了給一個想象中的詩歌史地理建立一個可供同時代和后代人所矚目的燈塔或者紀念碑。確實，長詩對詩人的要求和挑戰(zhàn)是近乎全方位而又苛刻的，不允許詩人在細節(jié)紋理和整體構架上有任何閃失和紕漏，同時對詩人的思想能力、精神視野、求真意志以及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80年代的江河、楊煉、昌耀、海子和駱一禾以及90年代的歐陽江河、于堅、西川、翟永明、周倫佑、陳超、柏樺等都曾在長詩寫作中進行了嘗試和創(chuàng)新。從80年代到今天，在不同的階段都有代表性的長詩文本出現(xiàn)且不乏現(xiàn)象級的。但是平心而論很多詩人和評論家缺乏對這些長詩深入考察的能力和耐心，尤其是一些體量巨大的長詩使得專業(yè)閱讀者也望而卻步。與此同時，今天的長詩寫作正面對著挑戰(zhàn)。以往的長詩大體有一個整體性的結構，比如神話原型、英雄傳奇、宗教故事、民族史詩、家國敘事等等。但是隨著近年來詩歌和文化整體性結構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即感的碎片。如果沒有了一個整體性結構的話，那么長詩該通過什么來完成？是繼續(xù)通過故事、神話、英雄、宗教、原型，還是通過精神主體的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的話語建構？還是通過后現(xiàn)代自身的碎片來完成同樣碎片化的長詩？甚至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很多長詩是在急迫的妄想癥和文學史野心的驅使下倉促產生的，更多屬于半成品和次品。
文化空間：多聲部對話和開放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的整體社會文化系統(tǒng)與詩歌演進之間的極其密切的互動關系是顯豁的事實，比如后工業(yè)文化、城市文化、后現(xiàn)代文化、消費文化、地方文化、跨語際文化、譯介文化、全球文化、媒介文化、公共空間文化對詩歌整體生態(tài)乃至新變的種種影響。
在四十年的時間里，詩人形象、詩歌功能、文學觀念、文學價值觀等方面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這涉及到寫作主體和詩歌本體的內在、外在等方面的互動關系。當年北島的“回答”“宣告”代表了啟蒙話語、英雄主義和精英知識分子的登場，那時的詩歌無論是在個人空間還是在廣場、公園、禮堂、校園和工廠等公共空間都發(fā)揮了巨大的社會功效，那時的朦朧詩人成了社會回音壁中最響亮也是最持久的聲音。那時的詩歌受到的社會關注度是前所未有的，詩歌的大眾化、公共性發(fā)揮到了極致。這樣一個詩歌社會化的高峰期總是使得后來的讀者、詩人和批評家們心向往之，而對今天詩歌的個人化、小眾化、私密化、臥室化和碎片化心存不滿，對今天詩歌越來越失去了社會功能和轟動效應而滿懷疑惑。那么，我們該如何面對詩歌的歷史和當代、個人與社會、大眾和小眾等問題呢？回頭來看，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的詩歌之所以能夠引起公眾的急切關注，之所以詩人能夠成為振臂一呼的英雄，得到類似于今天娛樂化時代超級明星們的待遇，那也是詩歌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效應在發(fā)揮作用，那是對詩歌和歷史的雙重彌補的過程。因為我們曾經(jīng)有過一段詩歌和人性的冰凍期，而當1978年的社會大潮發(fā)生了轉向的時候，被壓抑太久的人性的呼聲和啟蒙的吶喊聲才真正得到了近乎火山噴發(fā)般的釋放。那時的詩歌運動和民刊運動以及社會文化思潮是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那一時期的文學閱讀、詩歌寫作和文學活動的熱潮是人們重新找回自我、找回生命、找回人性、找回文學的社會化過程，而這一過程仍是以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實現(xiàn)的。而當90年代以來詩歌逐漸回到正軌，回到它應有的發(fā)展道路上，詩歌和詩人都安靜下來的時候，這時人們就會對詩歌不滿了，于是“詩人遠離了時代”“詩歌遠離了讀者”的不滿之聲就接踵而至、縈繞不去了。實際上，詩歌是真正的帶有小眾特質的獨特文體，它們回應社會和時代的方式也是極其個人化和特殊化的。詩歌不同于小說和紀實文學，詩歌往往是向內的，盡管也曾有過朗誦詩和廣場詩的熱潮，但是那更多是一種政治文化行為。
在這四十年的歷史中，詩歌越來越呈現(xiàn)出一種開放式、對話性的結構。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的“詩歌熱”在經(jīng)歷了三十多年的平緩期和沉靜期之后又在近幾年重新被激活。尤其是近年來頻繁的詩歌活動以及新媒介的參與又使得詩歌重新回到了大眾的視野，“詩歌升溫”“詩歌回暖”成為持續(xù)討論的熱點話題。
詩歌與日常生活、公共世界、社會文化空間的關系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1978（《今天》創(chuàng)辦）、1986（《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策劃的規(guī)?？涨暗默F(xiàn)代詩群體大展）、1990（市場經(jīng)濟到來）、1999（“盤峰論戰(zhàn)”）這幾個時間節(jié)點以及相應的詩歌生態(tài)和詩人心態(tài)在政治文化空間、消費空間、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上的變化與調整都經(jīng)歷了巨大的轉化和發(fā)展。無論是詩歌形態(tài)還是詩人形象、無論是詩歌功能還是社會效應、無論是詩人的語言能力還是修辭水平、無論是詩歌文體的融合還是詩歌的跨界傳播，其跨學科、跨文體、跨藝術的對話能力都是前所未有而又有目共睹的。質言之，多層次的詩歌文化空間和公眾參與詩歌的程度、廣度被進一步拓展。一部分詩歌在與公眾和社會對話和互動的關系上帶有了艾略特所說的“劇詩”的功能，詩歌的窄化、圈子化、精英化和專業(yè)化正在被打破，起碼其中的一些界限甚至鴻溝已經(jīng)被打破了，詩歌的文化功能和社會功能也變得愈益開放。
期刊（包括民刊）文化和選本文化對四十年的詩歌發(fā)展來說同樣非常關鍵。1950到1980年間國內公開出版發(fā)行的詩刊僅為4種，而70年代末期以來的詩歌民刊的數(shù)量則激增到數(shù)百種。確實，當我們回溯1978年以來的詩歌歷程，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期刊尤其是民刊曾經(jīng)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1978年到1980年間，由于處于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的過渡時期，民間刊物大量涌現(xiàn)。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熱潮中，中國文化和文學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與此同時，這些刊物也承擔了再次啟蒙的功能。無論是其時的“今天詩群”還是1986年的現(xiàn)代詩群大展，都毫無爭辯地印證了刊物的重要功能。尤其是對第三代詩歌而言，校園文化、民刊文化以及公開發(fā)行的期刊都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而投稿的艱難和有限的公開刊物也使得當時民間詩刊大面積出現(xiàn)，甚至民刊的位置被大大提升。而從上世紀80年代的期刊生態(tài)來看，詩人的寫作、發(fā)表和交流形態(tài)注定了詩人同仁圈子的廣泛出現(xiàn)。民刊在當時媒體尚不發(fā)達、出版物和刊物仍等級森嚴的時候對青年詩人的詩歌閱讀、交往和傳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限制性的詩歌生產和傳播狀態(tài)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這些民刊的自發(fā)產生和獨立發(fā)展。確實，新時期詩歌的生產形態(tài)最初是從民刊開始的，而在如今的迅猛發(fā)展的新媒介革命的整體情勢下，隨著閱讀方式以及詩歌傳播方式和渠道的巨變，傳統(tǒng)紙媒和刊物受到了一定的挑戰(zhàn)，但是一些詩歌刊物（包括民刊）仍在業(yè)界以及讀者那里具有深厚的影響力和持續(xù)的吸引力。而隨著出版空間的不斷開放，詩歌出版、傳播和接受的渠道是所有文體中最多樣化又是最為復雜多變的，其中最值得關注和反思的是詩歌選本文化。其中八九十年代這一階段，重要的詩歌選本比如《九葉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舒婷、顧城抒情詩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朦朧詩選》（閻月君等編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五人詩選》（涉及北島、舒婷、顧城、江河和楊煉等五位“朦朧詩”人，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國詩壇1986現(xiàn)代詩群體大展》（徐敬亞等編，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海子、駱一禾作品集》（張維等編選、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引發(fā)“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巨大分歧和論戰(zhàn)的《歲月的遺照——九十年代文學書系·詩歌卷》（程光煒編選）《1998中國新詩年鑒》（楊克主編），對于當代詩歌的推廣甚至經(jīng)典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新世紀以來，詩歌從當年的運動向活動轉化，詩人的美學分野也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氨姌涓璩薄氨娐曅鷩W”的詩歌分眾化的時代開始了，而這與整體的詩歌生態(tài)和媒介發(fā)展關系密切。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新媒介的超速發(fā)展和革新程度使得詩歌生態(tài)和文學生產力近乎發(fā)生了一場近乎革命性的巨變。詩歌的形態(tài)、生產、傳播、接受和影響無論是在渠道還是在廣度上都發(fā)生了變化。這一變化既是可喜的也是令人憂慮的。發(fā)達媒體時代的詩歌生態(tài)、詩人心態(tài)、文本樣態(tài)是利弊同在的，比如各種傳播渠道在提供了海量信息的同時也使得有效信息的傳播受到影響。尤其是詩歌的生產和傳播的眾多渠道使得曾經(jīng)的詩歌刊物、詩歌選本（選本文化）對詩歌經(jīng)典化所起到的作用反倒是分化和弱化掉了，與此同時也使得詩歌的標準、尺度等評價體統(tǒng)發(fā)生了紊亂。詩歌的日?；瘯r代正在到來，而這正是詩歌碎片化時代的到來。與此同時，形成的巨大挑戰(zhàn)是碎片化時代的個人寫作還有意義嗎？如何在一個碎片化的個體時代重新找回總體性和方向感的詩人？
我們還必須從“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的影響史的角度來看待新時期、新時代與詩歌場域的復雜結構和多重關聯(lián)。四十年的詩歌歷史也是詩歌的現(xiàn)代性、實驗性和先鋒精神發(fā)展、演化甚至分化的過程。而從影響的焦慮的角度來看，80年代以來中國的詩歌經(jīng)歷了集體轉向西方的階段，即取法于西方向外打開的“西游記”的過程?；貜偷疆敶姼柙诎司攀甏木唧w文化語境，“詩人與詩人之間的相互尋找”又具有更為深層的復雜原因。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閱讀資源的問題，而是與整體的精神型構、社會轉變和文化相關聯(lián)。這種詩人與詩人、詞語與詞語之間的尋找以及摩擦幾乎成為第三代詩人和八九十年代詩歌的精神征候和必備的精神練習。即使是北島、歐陽江河、西川、于堅、韓東、王家新等人也不能例外，區(qū)別只是在于話語呈現(xiàn)的方式不同。任何一個詩人都有自己的閱讀史，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閱讀和同構性乃至異質化知識的影響。譯介的現(xiàn)代性、閱讀的現(xiàn)代性與本土經(jīng)驗抒寫之間的落差和矛盾成為很長時期以來漢語詩歌的重要癥結所在，而從“世界詩歌”來看，現(xiàn)代詩歌的本土化和當代經(jīng)驗是不斷深入的，從“補課”到“同步”一直是詩歌現(xiàn)代化和世界化、本土化過程中發(fā)生著的，也是詩歌寫作自信力和本土詩歌文化不斷增強的過程。關于新時期以來的四十年詩歌，現(xiàn)代性、中國性、譯介、本土經(jīng)驗和原創(chuàng)力等問題一直被持續(xù)討論。也就是說在所謂全球化的世界詩歌背景下，中國的詩人和詩歌在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新詩的發(fā)展與西方詩學的借鑒和譯介是分不開的，中西詩學的交互是必須的，也是有效的，當然前提是詩人要經(jīng)過必要的篩選、過濾以及個人化的創(chuàng)造和再出發(fā)。誠如龐德所說“文學的偉大時代大體也是翻譯的偉大時代”。“譯介的現(xiàn)代性”和“轉譯的現(xiàn)代性”中如何能夠達成個人性、本土性、漢語性和世界性的融合還將是一個長期實踐的過程。
以夢為馬：新時代的際遇和可能的詩學前景
回顧歷史和重說歷史正是為了面對當下乃至未來。
對于新時代整體情勢下的當代詩人而言，最大的挑戰(zhàn)必然是時間所帶來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備新質的時代經(jīng)驗。這不只是與個體經(jīng)驗、命運遭際、現(xiàn)實場域和歷史法則有關，也與當代漢語詩歌寫作的當代性與變動性有關。從動態(tài)景觀來看，一個個階段構成了新舊交替。與新時代相應必然發(fā)生一系列連鎖的先導性反應，比如新文化、新思想、新青年、新經(jīng)驗等等。這些新質構成了一個時代文學的驅動力。與此相應，時代的新變導致的新現(xiàn)實、新思潮、新動向、新生活、新題材、新主題，都對詩歌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個人都處于現(xiàn)實和社會之中，既然日新月異的景觀為寫作者提供了可能，那么寫作者就有責任有必要對比予以承擔。當然，這一承擔必須是詩性的承擔，即所謂的“詩性正義”。
從精神世界的維度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來說，文化和文學形成了一種穿越時間的傳統(tǒng)。我們所期待的，正是能夠穿越一個階段、一個時期、一段歷史的經(jīng)受得起時間淬煉的精神傳統(tǒng)和詩學傳統(tǒng)。而新世紀、新時代、新世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傳統(tǒng)也許正是我們所期待的。由此來看，評價一個詩人的個人才能不是憑幾個詩歌獎、評論家的文章以及詩人的幾本詩集所能說了算的，必須放在歷史裝置和傳統(tǒng)譜系中予以確認和評價。也就是說，詩人的寫作和時代評價都必須具有歷史意識，具有對一個時代風景的整體性關注和掃描。另一方面則來自于詩歌的常識和文學史內部的構造機制——詩性正義。
新時代需要新的創(chuàng)造者、發(fā)現(xiàn)者、凝視者和反思者。在一個紛紛“向前”的新時代如何來一次駐足、凝視和“轉身”的自省？在人人爭先恐后趕往聚光燈的時候如何感受隱秘的心靈顫動？在人人爭搶抒寫新現(xiàn)實的時候，詩人如何能夠在那些逸出現(xiàn)實的部分找到暌違的隱秘之門？在人們力圖給出社會答案的時候，那些不可解之物如何成為詩人的精神生活？
說到風云激蕩和沉寂平靜交錯的新時期以來四十年的詩歌，說到各種詩歌運動以及詩歌活動，說到一代人的詩歌夢想和精神生活，說到內在詩歌美學和社會文化空間，說到詩人與現(xiàn)實和時代的關系，我們總會追問詩歌在哪里開始又在哪里結束。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詩歌英雄和烈士，也會有小丑和更多籍籍無名的過客，“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我選擇永恒的事業(yè)/我的事業(yè) 就是要成為太陽的一生”（海子《祖國或以夢為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