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學》2018年第12期｜王偉：棚戶區(qū)雜憶
棚戶區(qū)，無數(shù)上海人曾經(jīng)的家園，現(xiàn)在卻是一個消逝的名稱了。我的孩提時代，就是在上海西區(qū)的棚戶區(qū)度過的。這“棚戶區(qū)”的叫法，總讓我感覺有些曖昧，若在別國，可能徑直稱“貧民區(qū)”了。當然，較起真來，我們棚戶區(qū)里的房子，確實不都是席棚毛氈或鐵皮什么的搭就的，也有正兒八經(jīng)磚瓦木石蓋成的，若留存至今，興許還有點歷史風貌的價值呢。
那片棚戶區(qū)，坐落在興國路和武康路的交匯處，周圍都是洋房,還多帶小花園，南面更是有一座偉岸的武康大樓（現(xiàn)在簡直是上海地標了，我還為此寫過一篇《武康大樓記事》），它的巨大陰影就籠罩在我們那片的粼粼屋瓦上面。如果說，那些洋房是一片錦繡花園，我們的棚戶區(qū)就是夾雜其中、長著斑斑苔蘚的卑濕之地。雖然缺少陽光雨露，那里的人們卻也像苔蘚一般頑強、忍耐地生存著。
說起棚戶區(qū)里的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常常是老陶。老陶沒什么光榮的，是個掛牌的“四類分子”。這個專有名詞，現(xiàn)在年輕人是不知道的，而在那個年代，卻是“含菌量”很高的。從字面上說，就是四類人：地（地主）、富（富農(nóng)）、反（反革命）、壞（壞分子）?？傊请A級敵人，不久加了個“右”（右派），陣容更加齊整，隊伍愈發(fā)擴大了。
我跟老陶毫無瓜葛，對他的身世本來一無所知。后來聽跟老陶住得很近的一位發(fā)小講，他是個逃亡地主——原來是個沒當成還鄉(xiāng)團的人！即便如此，老陶總是階級敵人，在人民當家做主的年代，就要為自己的過去償還代價，順理成章歸入“四類”，成了賤民。
那時候，一旦當上了賤民，就有幸從事最光榮的事業(yè)——勞動，而且是最為原生態(tài)的勞動，掃地、搬運、清廁之類，不知道這該算是一種懲罰還是獎賞。總之，老陶被勒令黎明即起，每天在勞動人民大多還在睡夢中時，就開始灑掃庭院，這庭院也就是弄堂。早起的鳥兒先得食，我想老陶的早起，也會有所獲吧，比如那份清靜，可他的掃帚一揮起來，無論多么小心，那份清靜總是被攪破了，于是，我的殘夢里，也就植入了那抹不去的“沙、沙、沙”的有節(jié)奏的輕音，被撩撥得欲睡不能欲起不愿。
老陶勞動時，很淡定的樣子，穿著一件洗得發(fā)白的舊中山裝，戴著一副舊布袖套（那才是勞動者的標配），蹬著一雙舊解放鞋，雙眼也跟著竹枝大掃帚在地上掃來掃去，因此跟左右穿行而過的人——多半是以各種姿態(tài)匆匆來弄內(nèi)那座遠近唯一的公廁方便的——沒有任何交集。誰顧得上他，他又顧得上誰?。±咸盏念^發(fā)花白了，在晨風里微微有些顫動。他的手不像是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地主的手，也許是多年的監(jiān)督勞動，讓他的掌、他的指先脫胎換骨了，顯得很粗糙，好像還有凍瘡的痕跡。這些印象，是我經(jīng)歷了激烈的思想斗爭，跳下床，匆匆奔到對面公廁減輕負擔時，在不多的幾瞥中刻下的。
老陶的灑掃庭院，或許真的算是有些溫柔甚至有些詩意的懲罰，跟他對人民犯下的罪肯定是不相匹配的。因此，老陶也別想就如此舒舒服服地等著時光來解放他，總要為革命再做出點犧牲。1970年代中，上海流行搞“向陽院”，那是現(xiàn)在如火如荼的社區(qū)建設的前身吧。破陋的弄堂里搞了些環(huán)境整治，東刷刷、西弄弄，甚至還配發(fā)了黑白電視機——這在當時可是稀罕物，裝在帶長腳的木頭箱子里鎖著，晚上由專人負責搬到空地上，打開調(diào)到五頻道或者八頻道，放節(jié)目給拖著板凳涌來的各色人類觀看。我們那片街區(qū)大概把“向陽院”搞得不錯，突然就被上級看中，要來開現(xiàn)場會。這樣，就有一番忙乎！“向陽院”建設不能只展示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玩意，也得演出些看不見卻感得到的東西，比如階級斗爭時刻沒有放松。于是，組織了一場批斗會，作為附近唯一活的監(jiān)督勞動分子，老陶榮幸出場。
老陶在我家門前那棵老桑樹下，垂手站立，垂頭看地，一幫半大孩子圍著，指手畫腳，嚷嚷紛紛。說了半天，老陶也就一條罪狀：不老實。不老實也就一條罪證：星期天到別的地方去不報告。說重了就是不服群眾管教監(jiān)督，也許想著變天！老陶本來有些木訥，又自知理虧，千夫所指之下，想要辯解，嘴里卻磕磕絆絆、話不成句，臉憋紅了，頭不敢抬，更顯出階級敵人的本色了。我擠在人群里看著，真有點大快人心之感！
沒幾年，史無前例的時代結(jié)束了。不管老陶有沒有想過，變天是終于等來了。也不知有沒有哪家單位為他舉行過隆重的宣布平反的儀式，也許根本沒有什么平反，就是摘帽而已。但老陶肯定不用再黎明即起灑掃庭院了，那份勞作，物歸原主，由勞動人民自己負責了。我的睡夢并沒有因老陶的停帚而延長，因為我參加了學校的籃球隊，也黎明即起，到學校訓練去了。
老陶的家在如今很著名的武康路邊上，隔條馬路就是宏偉的武康大樓，那時它頗有些沉悶，常有些人——受迫害的政治賤民、挨病痛的社會難民——把它當跳臺，在飛翔中跟大地來個激烈的擁抱。老陶家的房子不錯，是那種老的磚木結(jié)構(gòu)，當街有連扇的窗戶，門上也有大玻璃，就是陽光被武康大樓擋住了，門前屋里四季都照不到，最多攤到點已經(jīng)暗淡的斜陽。老陶個頭矮，雖然不瘦，因為那個身份，人總有些猥瑣，但他的太太模樣超過許多婆婆，依然細皮嫩肉，比較豐滿，連帶他們那位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女兒也一副小家碧玉的樣子。路過老陶家，總能透過那些明凈的門窗，見到母女兩個坐在前廳的床沿，一人一個繡棚，舞動著手。老陶跌落勞塵時，她們是這樣；老陶摘了帽了，她們還是這樣。也常見老陶捧著一個玻璃瓶，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一邊不時地啜著熱茶，一邊靜靜地看著母女兩個飛針走線，臉上讀不出一絲欣慰的表情。
有一個人，像老陶一樣，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里。因為他一臉絡腮胡須、一身破中山裝、一副落拓（也許該說“落魄”）模樣；因為他一副渾厚好嗓、一貫破口罵街、一人孤苦伶仃。
知道他叫李夢熊——這名字我們小時候也不覺得有什么特別,還常常把他叫成“李狗熊”，知道他是個神經(jīng)病，也知道他原來是音樂學院的。其他的，就不曉得了。
若干年后，忽然聽說陳丹青在書中講到他，更吃驚的，是陳丹青的老師、如今大名鼎鼎的木心先生提起他。木心晚年回憶這位當年的朋友，稱之為“曠世奇才”。我仔細在記憶深處搜索李夢熊的碎片，絲毫不能驗證木心的評價。
李夢熊其實不屬于棚戶區(qū)，他住在一墻之隔的武康路400弄一幢三層別墅樓里。他留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日常在那幢樓的一個小陽臺上，對著我們那片爛房子，居高臨下地罵街，一罵往往幾十分鐘，翻來覆去的。我的家距離那個陽臺直線距離最多二十米，能清晰地看到李夢熊罵街時口沫四濺、表情激憤的嘴臉，以及小半個身子。聽著他仿佛練聲吊嗓般地開罵，覺得有意思，出來看熱鬧，又擔心那雙冒火的眼睛直視過來，怪嚇人的，所以很有一番忐忑，不敢多暴露。
李夢熊罵的不是家長里短，罵的是國民黨，更具體地說，是罵國民黨的幫兇。他用渾厚的低音深沉地吼道：“湖南街道、湖南派出所，是國民黨的看家狗！”這是他反復最多的一句，也不知跟國民黨有什么仇，或者只是用著當時的話語體系為罵而罵。他跟湖南街道、湖南派出所看來是有點仇的，至于到底是什么仇，不得而知。
人們都知道李夢熊罵街是一種日常消遣，一個神經(jīng)病，誰會去理他?再說他也沒罵偉大領(lǐng)袖和偉大的黨！可偏偏就有搗蛋的孩子要去惹李夢熊，等著看他怒火沖天、氣急敗壞的樣子。他們會聚到李夢熊住處的窗下，抬頭齊聲猛喊：李狗熊！等到他一邊罵著一邊跳到小陽臺上看個究竟時，那幫熊孩子早已溜之大吉。李夢熊憋紅了臉，罵累了，歇一陣，消失了。
不罵街的時候，李夢熊也沒什么不正常。那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裝，上下都打著補丁，搞得深淺不一、層次蠻多的樣子。這也不算什么，那個年代沒幾個穿得光鮮的，李夢熊這一身，看著仍不失齊整，只是褲子明顯短，像是現(xiàn)在女人的九分褲，遮不住腳踝；配的鞋差點，是磨出破綻的膠底解放鞋，完全是販夫走卒的標配了。不過，一副厚厚的玻璃眼鏡（后來聽說，那是用兩片水晶磨成的），又讓他明顯像個學究。
關(guān)于李夢熊的個人生活，我們只知道他始終孤身一人，五十來歲頭發(fā)花白了也還那樣。既然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他也就很是隨遇而安了。早上，他常到興國路口一個只做早市的飲食攤點，從我那位發(fā)小的母親手里，買一個大大的夾根油條的粢飯團，據(jù)說回家后一掰二，作早午兩頓吃的。傍晚，常見胡子拉碴的他，撐著那一身落魄打扮，提倆竹殼舊熱水瓶，步子邁得很大，器宇軒昂的樣子，抄近道從我住的弄堂、也從我家門口穿過，到興國路上的老虎灶去泡一分錢一壺的開水。在等著水燒開的時候，李夢熊在騰騰水汽中跟老板甜不甜咸不咸地聊幾句，也會逗逗走近來的小孩子，臉上露出笑瞇瞇的神情。
除了上面這些事，李夢熊對于我就是一個謎（但我不知道那是一個深不可測的謎）,還是在陳丹青聽到的木心先生的回憶里，才知道一鱗半爪。再后來，又看到網(wǎng)上有回憶文章，李夢熊還真的曾經(jīng)是聲名顯赫的人物：出生云南白族大家，父親是民國少將、追贈中將的，表兄是艾思奇；本人是男低音歌唱家，少年時據(jù)說還在重慶給鄧穎超當過小交通，1940年代末開始參加許多重要的演出，同臺者有周小燕等，培養(yǎng)過楊洪基等一批聲樂人才。通多國語言，曉多國文化，知其者謂之“卓爾不群，常有驚世駭俗之見”。1958年，李夢熊到蘭州的音樂院校執(zhí)教，五年后回到上海，就沒有了正兒八經(jīng)的工作，大概沒有哪家單位受得了這樣一個狂傲不羈的人。他一度靠著售賣收藏的古董度日，常放浪形骸、一醉方休。再后來，就是史無前例的風暴來了，本來就怪脾氣的李夢熊，就瘋了（為什么瘋，還是不知道）。
木心對于這位老朋友的回憶披露后，李夢熊的足跡被更多地發(fā)掘出來。說到他的后半生，自然令人唏噓，尤其是他的那段我也曾旁觀過的生活，簡直可以說是凄涼?？吹骄W(wǎng)上的文章說，李夢熊住進武康路400弄的房子，還是一位老房東見他可憐才租給他的，只是個幾平方米大的亭子間，沒有地方支床，就打地鋪，上有一領(lǐng)竹席、一床褥子和一條被子，沒有地方架桌，就用磚頭壘個小臺，放那吃飯喝水的茶缸。千金散去不復來的李夢熊，靠每月十二元生活費糊口，靠居委會低價賣與一些清倉衣物裹身。他的亭子間老掛著一個裝滿汽油的瓶子，說是“隨時準備自焚”用的。而在那個家徒四壁的局促空間里，卻有一摞外文書（我想，那應該是風暴以后的事了吧），1997年他的親屬去上海看他，見他在讀法文版的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
后來知道的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想像。我甚至一直懷疑，我少年時代記憶里的“邋耷胡子”（“絡腮胡子”的上海話表達。我們那時候都用這個綽號稱呼他），是否就是這個如今被許多人追捧的李夢熊。一想到就在這么近的距離，曾經(jīng)有一位這樣的神秘大才，我總感到莫名的榮幸?？上菚r太小太無知，完全沒有可能去接觸他，更談不上接近他的真實世界。
那天我去武康路附近辦事，完了，不由自主地走進了400弄。那里的老別墅房子幾十年了都沒變，不過粉刷一新了。李夢熊罵天罵地的那個小陽臺還在。我抬頭看著那個空空如也的地方，想著往事如沙上的痕跡，被無情風雨帶走了。
我想像著那一彎絡腮胡，由凝重的灰黑變成了蒼涼的灰白；那本該在舞臺上放歌的天籟之聲，變成了天地間無望的吶喊。
（本文作者王偉）
我住的弄堂，貫穿那片棚戶區(qū)，呈曲尺形，一頭連著興國路，一頭通向武康路，長近百米，兩邊拉拉雜雜排列著三十來戶人家；加上幾條岔弄和兩路沿街地區(qū)，總也有六七十戶、幾百人局促在那里。既然是個小社會，各色人等就不少，事情也就龐雜瑣碎得很。
比方說，作為舊社會的遺存，我們那里至少有三個家庭是有過大小老婆的。兩家后來拆分了，小老婆出門另過，但還在鄰近住著。有一家的大妻小妾，居然還在一個屋檐下。那小妾也已是五十來歲的婆婆了，倒像個童養(yǎng)媳或傭人一樣，整天打理家務。常見她顫巍巍地提著鉛桶，走過長長的弄堂，到馬路對面的供水站去提水。還聽大人們嘀咕，你看誰誰誰長得像隔壁的誰誰誰？他其實就是誰誰誰的兒子。有點亂！
這也難怪，我們腳下的那片地，據(jù)說最早是老福開森路旁的一塊墓地。如果擱在當下，肯定改建成街邊花園，供周圍洋房居民休閑散步了（如今那里早已拆建成幾棟小高層住宅樓，底樓沿街確實開出了幾家咖啡館，不僅吸引洋房居民，更吸引洋人居民前來一泡）?？珊髞恚行┠锨槐闭{(diào)的販夫走卒來這里安營扎寨，搭搭弄弄，把它變成了一個住活人的街區(qū)。既然多是下等公民，彼此的關(guān)系就很有些復雜。我父親1948年底從老家江蘇連云港輾轉(zhuǎn)來上海，因為有個表姐住在那里，也前來投奔，混居其中了。
我家邊上有棵桑樹，樹下就是批斗“四類分子”老陶的會場。那棵樹四五米高，小碗口粗，瑟縮在弄堂天地里，算不上枝繁葉茂。樹上結(jié)的桑葚我嘗過，水靈靈、紫盈盈、甜滋滋的，比那時的葡萄、棗子好吃多了。樹上長的桑葉，自然是我們養(yǎng)蠶寶寶時唾手可得的喂料。
這棵桑樹是我家對門的老李種下的，想采桑葉就要得到他家人的首肯。因為是遠近唯一的一棵，來采葉子的特別多，老李一家不勝其煩，就常常對人家打回票。
有一個啟東老頭，住在武康路老陶隔壁的，矮矮胖胖，長著一對魚泡眼，秋冬經(jīng)常一頂絨線帽罩頂、一件棉馬甲護身。他的孫子，也是我的發(fā)小、我姐姐的同學，在紙盒子里養(yǎng)著一撥蠶寶寶。眼見著蠶寶寶嗷嗷待哺，小孩陷入無米之炊，老頭心里難免著急，就想在月黑風高的時候，智取那些桑葉了。
某日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啟東老頭出動了。我想，他一定是偷偷進到我們弄內(nèi)，來到桑樹跟前，瞅瞅周圍沒人，連邊上二十四小時繁忙的公廁也靜悄悄的，就手腳并舉上了樹，應該是很快夠到了一人多高位置的那些寶貴桑葉了。
智者千慮，尚有一失，啟東老頭并非智叟，想悄悄來悄悄去，不留下一點動靜，是很難的。老李的那位小腳老母親，凌晨時照例只能淺睡，所以特別機警，在萬籟俱寂中聽到門外有聲響，就披衣起來看個究竟?；秀敝g，老太太看見了樹上貼著個黑影，那不是小偷是誰！于是，順手拿過門口的掃帚，碎著步子沖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掄起帚柄就向半空里猛揮。
啟東老頭不上不下地攀在樹上，屁股上著了鼓點似的棒打，躲不開，擋不了。忍了一會兒，只好討?zhàn)埖溃骸皧W（別）打嘞，奧打嘞，再打要壞忒嘞！”他最后怎么下樹的，有沒有帶走幾片桑葉，我也沒打聽全。
話說回來，既然那棵桑樹權(quán)屬老李家，偷采總是“違法”的，小腳老太拿著掃帚柄，狠打愛孫心切的老頭的屁股，完全是捍衛(wèi)自家權(quán)利的正義之舉。
如果是老李，大概不會那么決絕地對待一個總算是街坊鄰居的人。老李喜歡忙另一件事：撿煤球。他常在蒙蒙亮的晨光里起來，端個板凳，拿把火鉗，帶個破臉盆，踱出弄堂，到馬路對面飲食店門外，在那一大堆剛從爐膛里掏出的煤灰旁坐下?；疸Q開始在煤灰里扒來扒去，將一個個仍星星點點帶火的未燃盡煤球，扒拉到老李腳下?；疸Q頭上兩片小小的舌頭，又忙碌地削去外面的灰，只留下黑黑的煤芯——老李把它們一一夾進破臉盆，湊成小半盆了，才慢慢伸腰起身，頗有收獲感地收拾回家了。這時候，個把小時過去了，天光已經(jīng)大亮了。
老李在郵電局工作，當時，那可是個令人羨慕的職業(yè)，收入也不錯。老李的老婆也是從紡織廠退休的，家里雖然養(yǎng)著老母親和兩個讀書的孩子，但生活絕對過得去，否則，老李也不會有閑心，自制鳥籠養(yǎng)個雀兒玩玩?？衫侠罹陀羞@么個“嗜好”！雖然在那個年代這不算什么丟人的，但像我老爸，對老李撿這個便宜，就很有些不屑。
我是很為我老爸的心靈手巧自豪的，老爸在酒精廠當鍋爐工長，簡直是半個工程師，鍋爐一般的毛病都找他修。另外，木工活、電工活、泥水匠的活，他都拿得起來，辦個宴席，無論婚喪，也撐得住。在需要“自給自足”的時代，老爸絕對是個生活能手。但看到老李用普通的竹子制作的精美鳥籠，亮一亮工匠手藝，我就不由地把老爸看低一點了。
只見老李戴上老花鏡，坐在小板凳上，屈起的膝頭墊塊厚布，用一把普通的寬刃小刀，就能精準地在竹片上剖出一根根細竹條，再用刀刃卡住竹條，反復劃拉，就做成了一根根規(guī)格一致、剖面圓滑的竹絲。把這些竹絲一一穿進幾個鉆了一排小洞的竹箍，頂端用一個鈕收口，一個鳥籠的樣子就出來了。接著就是安上下開的“門”、金屬的掛鉤等等。老李做這一切，不急不慢，不聲不響，不像我老爸有時出個岔，一著急要恨恨地罵個娘。老李的效率也挺高的，才見他開始剖竹條，可兩三個半天過后，鳥籠就漆上清漆，掛在他家的檐下吹著風了。
老李家的房子，兩層磚木小樓，在那一片破舊簡屋里算齊整的，有一回還當了一次電影外景地，梁波羅在那里拍過幾個鏡頭。是什么戲，忘了，我也沒看過。那一次，弄堂里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我母親跟我回憶說，當時還到我們家借過些東西，就是日常使用的竹籃之類，當?shù)谰?。前幾個月我參加一個詩歌朗誦會見到梁波羅，說起他曾在我們鄰居家拍過戲，梁老師也想不起來了。
老李安徽人，肥東還是肥西，沒搞明白，反正口音里是“雞”、“豬”不分的。他比我父親大幾歲，也是上世紀20年代生人。偶爾他們也一起談談釣魚，甚至結(jié)伴起個大早，跑大老遠到郊區(qū)去野釣。但總的來說，兩人交集不多，不像我家隔壁的老陳，和我父親也是釣友，平時聊得多一點，畢竟他們是蘇北大同鄉(xiāng)——老陳揚州人。老陳的一輛“老坦克”（像電影《小兵張嘎》里偵察員老羅騎的那種，帶U型撐腳架的自行車）還賣給了我父親，不過價格不便宜。
老陳比老李和我父親都大幾歲，面闊鼻隆，口方耳大，一臉福相。不過，老陳有嚴重的肺病，背有點駝，連帶本來也魁梧的身子，顯不出高大的形象來。老陳煙抽得厲害，咳嗽多，痰和鼻涕多，兩眼似乎也被熏黃了，渾濁。他常常一煙在手，就用拇指下厚厚的肉掌部分，抵住鼻子瞅準墻角擤鼻涕，同時“噗”一聲吐出一口濃痰。我們都怕帶病菌，連忙小心地躲開。
老陳是個點心師，還是永嘉路口一家飲食店的“頭牌”?，F(xiàn)在上海街頭被熱捧的老式蔥油餅，我最早就是從老陳那里吃到的，確實，現(xiàn)在買來吃的，樣子跟老陳當年做的一樣，但味道絕對超不過老陳的平常之作。老陳這個“肺癆”，居然堂而皇之在飲食店干了二十來年，后來還自擺攤頭，親手揉搓出多少進得人口的糕餅，想來有點后怕！
幾次聽到老陳發(fā)牢騷，他說：“我當年如果跟著新四軍走，現(xiàn)在肯定是個大干部！”就沖那形象，撇開“肺癆”的因素，老陳也確實可能成為一個體面的人。揚州地近蘇北老區(qū)，想來也經(jīng)常過咱們的隊伍，可有這么好機會放在老陳面前，他卻錯過了！
老陳有倆女兒一兒子，老婆很潑辣，罵起人來不管葷腥，讓人不忍卒聽。她在里弄生產(chǎn)組上班，糊醫(yī)用注射劑紙盒子，后來到高郵路那邊一個窯廠燒磚。老陳也是個集體所有制編制，夫妻倆工資都低，家里日子過得緊。于是，老婆就帶著兩個女兒，每天天還黑著就起來，到武康大樓后面那家副食品店對面，給買魚的“馬大嫂”們刮魚鱗，賺點小錢補貼家用。她們因此一身洗不凈的魚腥味，兩個女兒就常常要被人鄙夷地罵作“刮魚鱗的”。不過，我是有點佩服她們的，如此的吃苦耐勞！想想吧，如果是大冬天，寒凍之中，赤手伺弄那些膩心的魚鱗、魚下水，搞不好還讓魚骨刺破灑血，是多大的肌膚之艱??！老陳的寶貝兒子，倒從沒吃過這個苦頭。
老陳失掉機會就不想再重蹈覆轍了。四十年前頂替政策一出來，老陳趕緊讓他進不了學的小個頭的兒子，接了他的班。未幾，老陳老婆也讓她那健壯的小女兒、我姐姐的同班同學，接了燒窯的班。老陳自己，開始用一手點心技藝為自家賺錢了。他搞了輛爐灶齊全的推車，在弄堂口擺開了攤子，賣的就是如今浪得大名的蔥油餅，一毛錢一個，很快就吸引得武康路上影演員劇團里的人，也深入生活，跑來買了解饞。我見過郭凱敏、張芝華在老陳的小攤前邊等邊聊，周圍幾個看熱鬧的，指著兩個明星嘰嘰咕咕的。老陳照顧我，我去買蔥油餅，他常常不肯收錢，有時我只是走過攤前，老陳還會主動送上一個來。
老陳在某年的春節(jié)里，終因肺癌去世了。我代表全家去參加了追悼會，心里還想我老爸怎么不去。那時，我們那條弄堂已拆了一半，老鄰居開始散了，本來也算不上太濃的情誼，也沖淡了許多。
再隔幾年，那片棚戶區(qū)就從地圖上抹去了。我們家沒有加入先過渡、再遷回的行列，直接搬走了。我把那里的許多人和事，封存在記憶的深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