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人生長長的因果鏈中，許多事其實一環(huán)扣著一環(huán)。有些事當時顯得微不足道，沒怎么去注意；也有些事先前已忘了，但后來又想了起來，匯合在一起，突然呈現(xiàn)出新的意義，就像普魯斯特在《追憶逝水年華》中所寫的那樣，有時候，意義甚至可以是因為一塊小餅干。

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姨江敏從上海打電話到美國來，說國內有親戚提議，要為她辦九十歲生日。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開始琢磨什么時候回國一次，再忙也得擠時間出來，因為有太多的理由告訴我要這樣做。

還在上世紀40年代末，我父親在上海開辦了一家小型香精廠，我母親說，敏姨小時候就失去了雙親，于是他們讓敏姨從鎮(zhèn)海出來，白天在香精廠學做會計，晚上進修自選的課程，夜里就睡我們家的小閣樓。那一年她才十六歲。誰都沒想到，她接下來的大半輩子就與我們家生活在一起了，算起來已有七十多年。

她一直沒結婚，更始終把我們家當成了她自己的。六七十年代中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不少親戚朋友都突然立場堅定起來，信誓旦旦地要劃清階級界線，從此再不踏進我們“黑五類”的家門檻；敏姨因為自己的業(yè)務表現(xiàn)，已被上調到市輕工業(yè)局的食品工業(yè)公司，擔任資深會計，她的成分成了“革命干部”，卻從未想過要搬出“黑五類”的小閣樓。她不但繼續(xù)住那兒，增加了她的租金與菜金，還時不時買些南翔小籠包、老大房奶油小方等難得的點心回家。

她說公私合營時是父親做主給她定的二百元“保留工資”，現(xiàn)在國營香精廠把父親的工資停了，從她這里稍稍補貼些，理當如此。

緊接著，“月黑風高”，父親單位里的造反隊打上門來抄家了。按理講，這不至于沖擊到屬于“紅五類”的敏姨，問題是她還住我們家的閣樓，關起門來也難成“一統(tǒng)”，階級立場可疑，顯然有為“黑五類”窩藏財富或罪證之嫌?！捌扑呐f”的人們在家里整整抄了兩天三夜，翻箱倒柜，還真殃及池魚，把她的小閣樓也翻了個底朝天，抄走了鎮(zhèn)海老家為她準備的嫁妝——兩副她珍愛的銀臺面——重足足六十四兩，還把一副不那么起眼的錫臺面踩得稀巴爛?？v然如此，敏姨依舊沒有要搬離的意思。

父親晚年曾半開玩笑地對母親說，她太寵敏姨了，結果敏姨怎么都舍不得搬出閣樓。母親怪敏姨性子太倔，自己認準了的事不肯更改。他們所說的早年情形，我自然不可能見到，不過，在父親患病的日子里，我看到敏姨每天都要跑一兩趟仁濟醫(yī)院，有時還在觀察室的臨時加床邊陪夜。那些日子在醫(yī)院，甚至在病人中，也都有著“紅衛(wèi)兵”或造反隊組織，時刻不忘要對階級敵人在每一個角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敏姨從未因此猶疑、畏懼過，該到醫(yī)院來的時候她照樣來。有一次，住院部的一個“油膩”男醫(yī)生甚至好奇地私下問我，敏姨在我們家里到底是什么身份。我瞪了他一眼，自然，什么也沒跟敏姨說。

不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席卷整個中國，敏姨卻悄悄去找了她公司領導，想方設法托關系辦了法律手續(xù)，把我妹妹小虹過繼為她的女兒。接著，為了能讓小虹在中學畢業(yè)后去“全民工礦”企業(yè)頂替工作，她毫不猶豫地提前給自己辦了退休。

小虹從小就屬于那種乖孩子，人也忠厚老實，但我小時候卻據說頗有些“野”，不怎么喜歡跟在大人后面轉，還常常自行其是?？晌矣浀?，在我父母親自顧不暇的年頭里，好幾次的蘇州、杭州之旅，都是敏姨帶我去的。那些在虎丘、六和塔、滄浪亭前的黑白照片，讓我的同學們也開了眼界?；叵肫饋恚贻p時真還挺“時髦”的，不但喜歡旅游、拍照，床頭邊更時不時放一本翻譯小說，巴爾扎克或狄更斯的；周末，她會在小鋁鍋子里煮咖啡，在煤球爐子上用鐵絲夾子烘面包。也正是由她領著，我第一次嘗到了凱司令的栗子蛋糕、新雅的煙熏鯧魚……據她說，還有一次帶我去國際飯店十八層樓吃過大餐，雖然這一幕我后來怎么都回想不起來，可一切也因此更顯神秘、誘人，給那段黯淡的日子隱隱增添了一抹難得的色彩……

也真巧，年初與敏姨通完電話不久，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邀我三月下旬去那里講課，有友人因此說起，該大學離西雅圖很近，海南航空現(xiàn)在有從西雅圖直飛上海的航班。海航的座位空間據說遠比美國所有航空公司的都來得舒適，網上甚至在傳說，航程中還有“燒錢”似的促銷優(yōu)惠。一來二去，我與小虹商定了行程以及其他安排：三月下旬去溫哥華講課，然后坐海航從那里直接回上海；敏姨的生日酒席就預定在3月31日。我回國平時住浦東，考慮到路太遠，特意在小虹家后面的假日酒店訂了幾天房，去看敏姨時方便一些。

也真不巧，29日下午班機抵滬，來接機的妹夫忠敏告訴我，就在那一天上午，大約七八個小時前，敏姨突發(fā)蜘網膜下大面積腦溢血被送進了醫(yī)院。

在隨后的幾天時間里，小虹、我以及家里的其他人每天都要跑醫(yī)院兩三次。只是敏姨已完全失去了意識，一直處在昏迷中。上海醫(yī)院的規(guī)矩現(xiàn)在相當嚴，絕大多數(shù)時候，我們只能排隊等在監(jiān)護病房外，排到了，通過電腦視頻往里面看僅僅幾分鐘的時間，氧氣面罩下的敏姨看不出任何有知覺的跡象。視頻看了，還只能繼續(xù)往下等，等向醫(yī)生了解敏姨病情的時間，不過他們都很不樂觀。

等在醫(yī)院的走廊里，感覺像在一條看不到盡頭的暗黑隧道。小虹忍不住一陣陣低聲抽泣，告訴我說，就在我回國前幾天，敏姨特地到網上訂了一箱正廣和鹽汽水，因為我有一次隨口說起，國外喝不到鹽汽水。敏姨為她的生日特地準備了紅包，其中一個是給我女兒裘莉的，還交代了要把一件從未穿過的皮大衣留給她……小虹很后悔，說要是知道敏姨會這樣突如其來病倒，真應該提前一兩個星期帶她到“老正興”去一次，那是她喜歡的一家飯店。

小虹在一旁傷心不已，不過，在父母親去世后這些年里，她其實都在盡心盡力地照顧敏姨。上海的家前后已搬了好幾次，敏姨每一次都跟著一起搬。在新房子里，她再不用爬梯子登閣樓，有她自己的一間房間，也有了空調、衛(wèi)生間。她的晚年生活應該說相當舒適、愜意，用她自己的話說，日子好過。在這個意義上，小虹或許無需抱太大的遺憾。

反倒是我，最近二十多年來，遠居異國，一年至多回來一次，行色匆匆，也就與家里人吃上幾頓飯，泛泛聊幾句，未能盡更多的義務。尤其是這一次回國，如果不是早先考慮到自己講學、航班舒適等諸多其實不那么重要的因素，我本來應該可以早些日子回上海，也不至于未能在敏姨發(fā)病前趕到，在她意識還清楚的時候說上幾句話。

細想起來，這些年還有一件與敏姨有關的事，至今仍讓我感覺不是滋味，盡管我可以為自己找解脫的理由：當時年輕，太幼稚了。

“文革”后期，父親的身體垮了，我別無選擇地成了全權代表，與國營大眾香精廠“革委會”的老薛商談，怎樣具體落實處理抄家物質的問題。老薛據說在1949年前是跑街出身，身上有一股江湖味，手上戴一枚碩大的鉆戒，說起來一套一套的。他客氣地稱父親為“裘先生”，對“破四舊”革命行動中的一些過激行為也不無微詞。不過，當時所謂的退賠，充其量只是象征性的。許多被抄的人家根本就未能留下什么清單，到底抄走了什么，得由造反隊說了算；即使個別人家被抄后列出一張單子，譬如說多少件金銀首飾，到了退賠時卻只能按首飾的總重量估算。

我還記得，那個晚上父母親忙著低頭認罪交代挨批，根本就顧不上我，香精廠的造反隊隊長要我滾得遠遠的，不許對那些正翻抄出來的“封資修”“四舊”再看上一眼。于是我就從老虎窗爬了出去，獨自登上屋頂，像一只貓，聽黑暗的瓦片偶爾在腳下碎裂，在神秘而荒涼的星光下來回兜著圈。屋頂上，父母親先前從不讓我在那里踏出去一步，我卻第一次感到那么自由自在?？善婀郑簿秃ｉ熖炜樟四敲匆恍?，又忍不住悄悄從拉窗中探頭看下去。只見那隊長抓起一大把首飾，在手里掂量著，好像隨口說了聲有多少兩，他的助手在一張紙上記下，我父母親在滿屋子紅袖章中間，突然變得那樣渺小，哆嗦著、抽搐著，像兩只小耗子夾在了老鼠夾子中，再也無法掙扎，也無暇去看一眼抄家者在紙上寫什么……現(xiàn)在，到了落實政策時，清單上果然清清楚楚地寫著這一項幾兩，那一項幾兩……當時一兩黃金官方牌價人民幣九十余元，如此這般加起來一算，抄家物資退賠就完結了事。

父親那時早已喪魂落魄，更漸漸病入膏肓，對政府的“落實政策”，自然感激涕零（后來看電影《牧馬人》，主人公在獲得平反時熱淚盈眶，發(fā)自內心地大聲感激黨和政府，這一鏡頭中的歷史，讓我想到了當年的父親）。然而，敏姨卻“不合時宜”地發(fā)火了，她在抄“四舊”中被抄走的銀臺面，做工精致，據說出于名家之手，清單中只列出凈重六十四兩，折算成約一百八十塊人民幣。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她拒不接受賠款，要求實物退還。然而，她的銀臺面早已不知道被扔到、藏到哪個爪哇國去了。抄家物資中有很大一部分去向不明。香精廠的造反隊后來分成兩派，打起內戰(zhàn)時，一派貼大字報指控另一派私下吞了最值錢的珠寶，但沒有親眼目睹的證人或證據，充其量也只是兩派造反隊之間的大字報貼來貼去而已。能說會道的老薛因此無言以對，只能跟我說敏姨性子太倔，要我?guī)兔硪黄鹱鲎鏊乃枷牍ぷ?，希望她能顧全大局，收下“落實政策”賠款，讓上級政府安排的抄家退賠工作能完滿結束。

于是我真這樣回家去勸她了。不料敏姨立時沉下臉，說我不懂事，也不要我管。她接受不接受賠款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顧全大局也輪不到她這樣的小人物來瞎操心……她的一肚子火轟得我灰頭土臉，好一陣子都抬不起頭。

敏姨不肯就算了，這件事我原以為到此就告一段落。沒太久，“文革”結束，再過一段日子，父親在長期患病后去世。要處理他的后事，我不得不又與老薛打起了交道。除了一大堆免不了的場面話，老薛對“裘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深表同情，接著他又說他知道，父親生前最放不下心的是我哥哥曉偉。曉偉從小患小兒麻痹癥，幾近癱瘓，更因肺氣腫哮喘經常出入醫(yī)院，他在里弄生產組斷斷續(xù)續(xù)地打些工，沒有醫(yī)保，所有的醫(yī)藥費都只能在我父親工資里扣，成了很大的一筆開支。父親去世了，誰還能負擔得起呢？老薛因此主動提議說，不妨由他來代表大眾香精廠“革委會”，與里弄生產組聯(lián)系一下，告知“裘先生”去世后家里的實際困難，爭取讓他們出于對殘疾人的人道主義關懷，解決曉偉的醫(yī)保問題。關于殘疾人的福利，他聽說上面現(xiàn)在正醞釀新的政策，可以作為一個切入點。他顯然想得很周到，也講得很策略，不愧多年搞政工工作，經驗豐富。我剎那間變得與父親一樣，成了個只會鞠躬感謝的機器人。緊接著，老薛又引出了另一個話題。敏姨的那筆賠款，她至今仍不肯簽收，香精廠“落實政策”的工作因此留下了尾巴，很難向上級交代，他感覺到了壓力。他坦承敏姨遭受了不該遭受的損失，但“文革”是整個國家的浩劫，誰又能真正幸免呢？說到底，大家現(xiàn)在還是都應該向前看。最后，他慢慢看著我說，“文革”后我考上華東師范大學，又越級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上過報紙新聞，這些他都聽到、讀到了。如果我現(xiàn)在要再說些什么話，他想敏姨應該會考慮一下。

我頓時明白了老薛的意思。這是一種交換，我?guī)湍愕拿?，你也幫我的。關鍵是這個忙我不好幫。上一次與老薛商談抄家物資退賠事宜后，已過去了兩三年，銀臺面對敏姨蘊含著的情感價值，我多少有了些新的理解。在為她準備的嫁妝中，銀臺面可說是燦爛的象征。雖然她沒有結婚，這卻依然象征著她和雙親曾經的夢想。她拒不接受人民幣賠償，在潛意識里，或許也意味著她無法接受夢想的最終消失?？蓵詡サ尼t(yī)保確實是父親的、也是當時體弱多病的母親的一大心病。要是這問題真能因此得到解決，我這個“野路子”兒子就算做了件還靠譜的事。而且，老薛的話聽起來也并非毫無道理。許多年前，在敏姨的小閣樓里，我曾找到過一本名叫《牛氓》的小說，書中的主人公喜歡一首民歌，歌中悲涼地唱道，“在莫哈奇戰(zhàn)場上丟掉的更多”。在中學的同學們中，我常被認為運氣還相當不錯，可我不也同樣失去了十年本該在校園里度過的時光？如果敏姨能想開些，未嘗不是好事。我想了想對老薛說，我愿意再找敏姨試試，但這得等一個合適的時機。他同意了，他知道敏姨性子倔，貿貿然說上去會事倍功半。

我至今仍不知道老薛到底與曉偉的里弄生產組談了沒有，或談得怎樣（我自己同時也在到處托人找關系），但我寧愿相信老薛確實盡了全力。過了不算太長的一段時間，曉偉的醫(yī)保問題居然還真得到了解決。老薛并沒有怎樣來催我，我開始催我自己了。

又是一番陰差陽錯。那些日子我正好去北京出差，在朋友家里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一副銀臺面。據說這很可能只是鍍銀的，不怎么太值錢，卻讓我第一次見識到“銀”臺面的真面目。擺滿整整一張餐桌的銀杯子、銀酒壺、銀碟子、銀筷托、銀湯匙……除酒壺是兩把外，其余的每樣十二件（杯子和碟子大小各一套），美輪美奐，琳瑯滿目。這許多銀器皿組成的一副臺面，在抄家物資清單上列出足足凈重三十二兩，也就不稀奇了。眼花繚亂、又一時沖動之際，我好說歹說，把臺面強買了過來。或許，這可以用作一個話頭，與敏姨談抄家物資的退賠問題，也多少能彌補一些她在抄家中所遭受的損失。

回到上海家里，我剛興沖沖在桌子上取出銀臺面，敏姨就勃然大怒地站起身，說這一切與我無關，憑什么要我來“實物賠償”？當年造反隊抄家就是強盜搶，不能讓這些人搶了，再來落實所謂的政策，用幾張小鈔票贖買偉大、正確的感覺，仿佛歷史從此就得到了改寫。敏姨以為我又是在莫名其妙地自以為是了，想代表父親來對她做出賠償，當年造反隊抄家是沖著他來的，讓她無辜受到了牽連。可我又怎么向她把背后的一切解釋清楚呢？話到了嘴邊——關于曉偉的醫(yī)保，關于我和老薛間因此的默契——又咽了回去。有些事恐怕越描越黑。我只能不吭聲，父親的遺像在背后默默注視。那成了我記憶中最尷尬的經歷之一。

老薛后來沒再找過我，我自然也不會去找他。那筆抄家物資退賠款，敏姨始終沒有簽收。對上級政府來說，這其實根本算不了什么。更多、更大的事都被遺忘，被湮沒了。好像是兩三年前，小虹說敏姨曾偶然提起，她被抄走的銀臺面中不僅僅有各式各樣器皿，還有像天女散花等人物擺設，工藝精致得難以想像……至于那副鍍銀的，我再也沒有取出來過，至今仍在老房子某個角落，為蛛網封存，在吃灰……

在醫(yī)院的走廊里，我沒對小虹說什么。在重癥監(jiān)護病房外的等待，已夠沉重了。從一開始，醫(yī)生就說敏姨日子有限了，果然，還不到一個星期，敏姨悄然去世，始終未能從昏迷中醒來。

親友們聚攏到臨時設起的靈堂中，在遺像前，翻來覆去地說著他們能想到的安慰：說到底，敏姨也算高齡了，況且這是她生前期盼過的去世方式——沒有太久的折磨，沒有意識的痛苦。

只是，這樣安慰的意義中好像總感到欠缺了什么似的。

小虹于是開始忙碌，奔東奔西，忙種種喪葬安排，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趨——在上海，也只能像上海人那樣行事，縱然對這些越來越繁瑣復雜、越來越物質主義、越來越莫名其妙的禮儀習俗，我?guī)缀醪宀簧先魏卧挕?/p>

國內這些年的變化確實巨大，觸及到生活的各個角落，甚至也在殯儀館。我原以為火化已提倡這么多年了，相對來說應該簡單，可一位西裝革履的殯葬經理微笑著告訴我：火化，也必須要為逝者購買棺木。要燒掉的棺木也分經濟、舒適、豪華等不同類型，價格不菲。棺中不僅僅要放入傳統(tǒng)的錫箔，還得加上形狀更逼真的金錠、銀錠，多多益善。小虹自然是一一照辦，在殯儀館里外不停地刷卡。

國內還有一個機構跟這些習俗有關——退管會。敏姨退休前的工作單位，上海市輕工業(yè)局食品工業(yè)公司，在這些年幾經合并、改制，現(xiàn)在成了梅林正廣和集團，其間人員變化很大，更因她已退休多年，對那趕來的退管會許干事來說，敏姨恐怕只是長長名單上的一個陌生名字，現(xiàn)在要劃掉了。不過這不成為問題，她不用忙小虹在忙的具體事務。許干事肩負另一個重要責任：代表逝者的單位念一篇蓋棺定論的悼詞。在中國，工作單位對人一輩子意義的最終話語權，在這一刻算得到了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對敏姨來說，她在食品工業(yè)公司工作的日子無疑是重要的，但許干事對敏姨在食品工業(yè)公司之前、之后的日子所知甚少，在食品工業(yè)公司之外的生活更一無所知。但這影響不了單位悼詞的權威性。平心而論，悼詞寫得四平八穩(wěn)，十分政治正確，“江敏同志熱愛工作，熱愛生活，熱愛國家……”都沒錯，句句充滿意義，但所有這些也都能放到為另一個人念的悼詞中去，換掉名字、生卒年月就行。

喬治·奧威爾在一篇題為《政治與英語語言》的文章中，極力反對空洞、模糊、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在他看來，像這樣的語詞運用只會讓說者與聽者懶得去具體、獨立、批判地思想，沉浸于頭腦的惰性中。當然，要用奧威爾的標準去要求一篇悼詞，似乎也不盡公允。

但生死大事，這樣一個場合，我的思路并沒有隨著那篇悼詞延伸，反而轉了個向，“緊隨的一條條街像一場用心險惡、/ 無比冗長的爭論 / 把你帶向一個使你不知所措的問題……”換句話說，敏姨一輩子的意義究竟在哪里呢？

我恐慌起來。至少，在大廳里正繼續(xù)念著的悼詞中，我未能找到自己記憶中的敏姨。思緒一團混亂，敏姨去世前后回想起的零碎片段，又猝不及防地倒灌入腦海，在下意識中，就像《荒原》中那孤獨、無助的“釣魚者”，盡管背后一片荒蕪，卻還是想用記憶的“片段來支撐我的斷墻殘壁”——

譬如在那些階級性淹沒了人性的日子里，敏姨怎樣選擇留在“黑五類”的小閣樓中；譬如在“文革”落實政策的過程中，她怎樣不妥協(xié)，不讓那些作惡者逃脫責任；譬如在“憶苦思甜”是官方宣傳的主流時，她怎樣執(zhí)意帶我去國際飯店吃大餐……這些事在其他人的眼中，或許都微不足道，甚至不政治正確，肯定都不能寫到此刻的悼詞中去……

許干事的悼詞終于念完了。全體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小虹遵循新的習俗，走上前，從花圈上拔下一朵朵鮮花，一層層鋪在閃亮的金錠、銀錠上，姹紫嫣紅地蓋沒了敏姨；我則在棺木蓋上一錘錘地釘下釘子，在樂隊的吹打聲與眾親友的哭泣聲中，護棺送出去火化……

乍看上去，祭奠禮儀中所有能想到的細節(jié)，似乎都為敏姨想到、做到了，可回到家，面對那間已空了的房間，又一陣茫然。在許干事念悼詞時想到的一系列問題，越來越讓人不知所措。

我平時喜歡讀《金剛經》，有一次更讓我小說中那位書生氣的探長，在破了件血腥的謀殺案后，也搖頭晃腦地讀上片段，感嘆人生的無常與虛妄，“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只是，對人們想當然地以為是佛系的概念，如超度、來生、投胎等，我卻說不上怎么信。如是我聞而已。小虹看來要比我虔誠得多，不止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現(xiàn)在坊間種種正流行、正推出的新老禮儀習俗，她堅持要一樣樣做下來，不厭其煩，不能或缺。

大殮后，是頭七、二七、三七、四七……每次都要在敏姨的遺像前點上香燭；放上迷你型的小錄音機，按下按鈕就會不停地念唯一的一句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擺上十來碗敏姨生前喜歡的菜肴，據小虹說，菜肴的選擇與碗數(shù)，也都有一定的講究與學問。一陣風吹過，敏姨遺像前的香似乎哆嗦了一下，掉了一小截。在場的親友們異口同聲說：“看，敏姨回家來了。真顯靈了。多吃一些，盡情吃?！?/p>

做完七，自然還得燒錫箔和冥幣，就在小虹家門口的弄堂角落。什么都在與時俱進中。冥紙中現(xiàn)今有信用卡，有可自填金額與收款人名字的空白支票，有“天地銀行有限公司”發(fā)行的十億元大票面現(xiàn)鈔，上面印玉皇大帝（或閻羅王，我分辨不出）頭像，還有“陰間銀行”全球發(fā)行的美金（中英文對照，可惜上面英文字母的拼寫錯誤百出）……火光熊熊燃起時，親友們在一旁陪著、念著，“敏姨，安心用、盡情用……”

或許，在祭拜中的人們看來，此時此地為敏姨所做的一切都充滿了意義，就像葬禮中念的悼詞一樣（雖說官方與民間的意義會有所不同），生者與逝者之間的虛空也因此得到了填補。

冥紙已漸漸燒成了灰，一角快燃盡的灰白色殘片，在一陣怪風中翩翩舞動起來。“真的，所有匯款的信息正在傳送過去，比電匯都快，敏姨肯定收得到。她在那里不會缺錢花，別擔心?！币晃荒挲g稍長的親戚在我身旁說，一臉的欣慰之情。

說到底，意義本來就很難說一定有或沒有，但大多數(shù)人都在這樣做、這樣說、這樣想，于是好像也就算有了吧。

我不響，卻想到了兩年前在旅途中讀的一本小冊子，英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寫的《生活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英文中的Life一字可翻成“生命”，書名因此也可譯成《生命的意義》）。伊格爾頓一開篇就說，現(xiàn)在幾乎不再會有哲學家或理論家愿意寫這個題目，因為每個人對此都會有不同的定義和解釋：說到底，你心目中的意義很難會是我的，也不太可能會是他的，在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正經歷著劇烈沖突、變化的今天，更是如此。涉及到后現(xiàn)代哲學中的相對主義問題，事情愈加不容易講清楚。伊格爾頓接著舉了一部荒誕派的電影來引出他的論述，電影的片名還真是“生活的意義”。在這部徹底無厘頭的影片中，蕓蕓眾生都在做著些莫名其妙、荒謬絕倫的事，卻又做得十分投入，樂在其中；至于這樣做的意義，別人都摸不著頭腦，他們自己也說不大清楚。如果一定要說有什么近似意義的話，或許可以說：在如此這般的忙忙碌碌中，人們似乎在找這一種或那一種自己能接受的、或自欺欺人的解釋或感覺，使生活稍稍好接受、好忍受一些。

伊格爾頓那本書，一路旁征博引，洋洋灑灑地寫到結尾，對什么是生活的意義這個問題，依舊還是沒有給出自己的答案。不過，在這弄堂的角落，眼前暗黑的灰燼卻讓我突然想到，人們圍繞著敏姨的忙忙碌碌，何嘗又不是像那部電影中的人物一樣，用這一種或那一種方式，試圖在為生活（或生命）尋找可以延續(xù)下去的意義呢？抑或說，試圖通過流行的禮儀或話語體系，為敏姨、也為自己，來尋找聊勝于無的解說或解脫，使生活中本來難以忍受的悲痛稍稍好忍受一些。

但真的只有這樣的意義嗎？

接下來是五七，小虹在寺院訂了一場相當規(guī)模的超度佛事。這是重頭戲，我當然得去。夜里睡得不好，也看不進書。在敏姨去世前后所想到的一些念頭，仍時時沸起，像湯中的沫。我索性早早出了門。

走在曾是那么熟悉的路上，我又想到了李商隱的兩行詩，“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到處只見新的、陌生的建筑和地標，僅剩下很少的幾處沒拆，依稀還能辨認出過去的痕跡，激起殘剩的回憶。

路過凱司令西點店，我鬼使神差地轉了進去，還真一眼就在柜臺中看到了栗子蛋糕，花色遠比以前繁多。我挑了一個兩斤的，記得小虹說過，必須要有些供品放在寺院的佛事供桌上。接著經過藍棠皮鞋店，想起老詩人辛笛多年前就住在這家店旁的弄堂里，他跟敏姨曾在食品工業(yè)公司共事過；我憑著這層關系，曾冒昧地去過他家里幾次，聽他談國內三四十年代的現(xiàn)代派詩歌。后來，辛笛在公司開會時對敏姨說，我在翻譯的那些外國現(xiàn)代派詩很有意思。她一回家就逐字逐句、興高采烈地復述了一遍……

在寺院的佛事供桌上，我挑選的栗子蛋糕多少顯得不倫不類，小虹所準備的大多是來自功德林等店家的傳統(tǒng)凈素食品。我說栗子蛋糕是敏姨生前喜歡的，她沒說什么。

因為商業(yè)化的運作，一場佛事收費昂貴，要花去小虹兩三個月的退休工資。她挑選了最高規(guī)格的一檔，由九個和尚念《地藏經》，共四個時段。我請教其中一位年長的和尚，問他選擇《地藏經》是否因為其中的孝與母親救贖主題，但他瞪了我一眼，仿佛看到了一個外星人。站在旁邊的表姐忙跟我解釋：超度念《金剛經》，做七念《地藏經》。這種區(qū)分倒也簡單明了，可問題是，做七不也是為了超度？更荒誕的是另一筆費用——給和尚們的紅包。按小虹的說法，老話說老和尚念經，有口無心；給了紅包，他們會念得較專心致志，超度亡靈的法力因此也會好些。只是，要收了紅包才念的經真能這樣起作用？供桌上的糕點，大多蓋有小紅印，仿佛這樣一來，就成了逝者能享用的美食，其中的邏輯我不懂。我不響……

幾年前，我在瑞士參加一個文學節(jié)，在那里吃到了據說是歷史最悠久的栗子蛋糕，不僅僅味道醇正、濃郁，到下午四點后，還打對折，吃得我都不想去文學節(jié)的晚宴了。那一個下午，在靜謐的洛桑日內瓦湖畔，我想到了敏姨。許多年前，在她帶我去的凱司令西點店中，異國風味和情調曾讓我感到如此神往——我有沒有想到過后來還真會去國離鄉(xiāng)，走得那么遠？佛家說，一啄一飲，莫非前定；一些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事，敏姨當年不經意地做了，很久以后，卻在意識或潛意識里，促成了這樣或那樣的選擇。這種說法難免有牽強之處，只是冥冥中的因果，誰又真能說得清楚？

佛事結束后，小虹在飯店訂了一桌羹飯，我讓她把栗子蛋糕也帶過去。席間，大家又說到敏姨的往事，間接地或直接地，與他們的交匯在一起。從某一角度看，羹飯、佛事、祭拜等禮儀習俗，都是帶有特殊氛圍的場合，讓人們聚在一起，想一想逝者所做的一切，雖說雪泥鴻跡，其實也在注視著自己。然后，努力地去做生者該做的事。

我于是又想到了伊格爾頓書中的問題。也許，生活或生命的意義不僅僅在一個人的自身，也在自身與他人的遇合中。敏姨的意義在對我的意義中，也在對他人的意義中，這些各不相同，說不上什么普遍性，卻又連接在一起，如同約翰·多恩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人自身就能成為一座島嶼，誰都只是大陸的一小片，大海的一部分——

忠敏站起身，開始切栗子蛋糕，作為飯后甜點，分給在座的人們。他熟悉西餐的規(guī)矩，小虹低聲說了一句，“敏姨也是很喜歡西式蛋糕的?！?/p>

大伙舉起凱司令特制的小匙——嗚呼，尚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