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18年的中國詩歌突出顯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詩學特點。21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發(fā)生了重大的詩學轉(zhuǎn)型，一種更加開闊、深厚和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義詩學，便是這一轉(zhuǎn)型的基本特點。人文主義詩學一方面尊重并建立于個體的獨特性與多樣性，以精密、高超甚至創(chuàng)新性的詩的語文學，探尋與表達個體的深度；另一方面，又更具有高遠的對于他者和對人類的深厚情懷。

2018年，21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已經(jīng)走過18個年頭，也是新時代以來的第6年，如何看待這一年的詩歌，是我們觀察和思考當下中國詩歌狀況的重要方面和應有之義。對其回顧和總結(jié)，非常有助于我們較為切實和合理地認識與把握新世紀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的中國詩歌。實際上，關(guān)于新時代以來的中國詩歌，我曾經(jīng)在一篇稍早的文字中有所總結(jié)，時越年余，我仍然為這一年來的中國詩歌感到興奮，為我們富于活力、繁茂生長著的詩歌文化和不同代群的詩人們豐富多樣的詩學實踐而感到鼓舞。

一

2018年的中國詩歌，仍然保持著旺盛的文化活力，詩歌文化豐富多樣，經(jīng)過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與營造，正在積極穩(wěn)健地生長與展開，很好地體現(xiàn)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生活與詩歌生活，體現(xiàn)了我們社會文化狀況詩意和美好的方面。

在恰逢改革開放40周年的2018年，詩歌界舉辦了很多詩歌文化活動謳歌和紀念改革開放，或者深入到改革開放的前線去考察、采風，重要的如學習出版社等主辦的“命運的抉擇——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型詩歌朗誦會”、江蘇省的“我們走過四十年”大型詩歌朗誦音樂會、詩人常州新北區(qū)采風創(chuàng)作活動和浙江“激蕩四十年、紹興再出發(fā)”詩歌征集評獎活動等。

如果我們從整體上考察2018年的詩歌文化，便會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這些年的堅持與努力，我們的詩歌文化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良好的生長性、社會性和大眾性。在詩歌的節(jié)慶文化方面，《詩刊》社的第34屆青春詩會、海洋詩會及第三屆“一帶一路”背景下的當代詩歌研討會、上海的第三屆國際詩歌節(jié)、江蘇的第三屆“童心里的詩篇”少兒詩會、浙江的第二屆艾青詩歌節(jié)、第五屆徐志摩詩歌節(jié)、安徽的第五屆桃花潭國際詩歌周、第八屆中國紫蓬詩歌節(jié)、四川的第二屆成都國際詩歌周、《星星》第十一屆大學生詩歌夏令營、湖北的第四屆武漢詩歌節(jié)、貴州的第二屆中國·綏陽十二背后國際詩歌文化活動周、第三屆貴州詩歌節(jié)、廣西的第二屆花山詩會、湖南的第二屆張家界國際旅游詩歌節(jié)……這些活動都很充分地說明我們的詩歌文化在地域分布、主題內(nèi)涵、年齡代群等方面的廣泛性，在非常扎實和持續(xù)性的建設(shè)與發(fā)展中。很多活動的現(xiàn)場，也突出顯示了它們的大眾參與性及群眾基礎(chǔ)，讓我們強烈地感受到，詩在社會、詩在我們的公眾生活中。

實際上，作為詩歌文化的重要類型與方面，2018年的詩歌評獎很值得肯定，特別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很有說服力。除以魯迅文學獎為代表的政府獎體系獎項外，各種各樣的民間詩歌獎也紛紛頒布，較有歷史和影響的如“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詩探索》詩歌獎”、“柔剛詩歌獎”、“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海子詩歌獎”、“昌耀詩歌獎”、“中國天水·李杜詩歌獎”、“陳子昂詩歌獎”、“劉禹錫詩歌獎”、復旦大學“光華詩歌獎”等，都在往屆評獎的基礎(chǔ)上，扎實推進。2018年，各地、各方還新增創(chuàng)設(shè)了“草堂詩歌獎”、“徐玉諾詩歌獎”和“張家界·國際旅游詩歌獎”等，值得我們繼續(xù)追蹤與關(guān)注。當然，除了這些冠名為“獎”的詩歌評選，各種類型的“詩歌十佳”、“詩歌排行榜”等，對于我們的詩歌普及、詩歌繁榮和詩歌生態(tài)，對于營造整個社會的詩歌文化氛圍，都具有積極意義。

2018年中國詩歌的媒介文化在穩(wěn)步發(fā)展中，表現(xiàn)出新的生長和新的特點。在詩的印刷文化方面，許多優(yōu)秀的詩集與詩叢陸續(xù)出版，在詩歌出版方面努力多年、已成品牌的作家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和江蘇文藝出版社等出版機構(gòu)之外，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北京的小眾書坊、上海的雅眾文化等民間出版機構(gòu)，他們專注于詩，編輯出版了很多內(nèi)容與裝幀都令人耳目一新的詩集，已經(jīng)獲得很好的口碑。張聯(lián)主編的《中國鄉(xiāng)村詩選編》共上、下兩卷，較為全面和系統(tǒng)地選編收入了當代中國近50年具有代表性的鄉(xiāng)土詩篇，《中國先鋒詩歌：“北回歸線”三十年》則很系統(tǒng)和深入地回顧和總結(jié)“北回歸線”詩群30年的詩歌道路，“鄉(xiāng)土”與“先鋒”兩相呼應，均顯示出很強的專業(yè)性和詩歌史價值。另外很有意思的是，長江文藝出版社創(chuàng)辦了李少君、雷平陽主編的《詩收獲》季刊，《詩歌月刊》也開設(shè)“詩歌當季”欄目，不約而同地將及時遴選和推薦“當季好詩”作為自己的追求，不僅從一個特別的方面顯示出當前中國的詩歌繁榮，好詩多多，也說明詩歌界面向社會、面向大眾推介好詩的熱切愿望。

當然，談到詩歌的媒介文化，絕對不能忽略網(wǎng)絡(luò)文化。2018年，中國詩歌的網(wǎng)絡(luò)文化繼續(xù)在以詩歌網(wǎng)站、微信、微博、微信群和微信公號等方式保持著活躍與繁榮，像喜馬拉雅這樣的音頻分享平臺開始打造詩歌方面的音頻電臺，紙質(zhì)媒體則開始嘗試媒介融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由詩人余笑忠等主編的《有聲詩歌三百首》在文字之外配以誦讀音頻，“讓詩歌發(fā)聲”；浙江省作協(xié)的《江南詩》雜志則開設(shè)“詩+歌”欄目，以二維碼的方式，同時提供詩作的彈唱音頻，這些嘗試，都體現(xiàn)出我們的詩歌力圖借助于網(wǎng)絡(luò)媒體走向大眾的可貴努力，也喻示著一種值得期許的生長方向。

二

2018年的中國詩歌突出顯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詩學特點。我一直以為，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啟蒙主義詩學和先鋒詩學占主導地位不同，21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發(fā)生了重大的詩學轉(zhuǎn)型，一種更加開闊、深厚和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義詩學，便是這一轉(zhuǎn)型的基本特點。人文主義詩學一方面尊重并建立于個體的獨特性與多樣性，以精密、高超甚至創(chuàng)新性的詩的語文學，探尋與表達個體的深度；另一方面，又更具有高遠的對于他者和對人類的深厚情懷。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2018年，我讀到了很多優(yōu)秀的詩篇。我們也看到不同代群的很多詩人都在以他們各自獨特的方式多向度地表現(xiàn)了相當豐富的人文主題。

2018年，“朦朧詩”的代表詩人如多多、梁小斌、林莽等，都發(fā)表了他們的重要作品。在《燈緊挨著燭》和《紀念這些草》等新作中（《多多的詩》，《鐘山》2018年第1期），多多仍然專注于詞，但又超越語文學，以詞為燈，以其深切的悲憫去揭示存在，紀念和揭示卑微者如“草”的命運。梁小斌的《優(yōu)雅》《園丁敘事詩》《修理風箏的人》和《列夫·托爾斯泰》等作品（《梁小斌的詩》，《詩歌月刊》2018年第7期），則凸顯著一個日常、溫暖卻又行動著的主體，以質(zhì)樸、切實和勤勉的勞作給世界以愛，將破碎的事物和我們也許破碎的世界盡力“縫合”，成了這個主體最深的愿望。林莽的詩作保持著他一貫的抒情風格，真切動人地觸摸和反芻著個體生命的內(nèi)在隱痛（《詩18首》，《作家》2018年第11期），令人動容。

王家新、歐陽江河、西川、柏樺、黃燦然、孫文波等活躍于20世紀90年代的詩人，2018年也佳作不斷。歐陽江河終于續(xù)作完成了長詩《泰姬陵之淚》（《收獲》2018年第2期），詩人一方面以其歷史想象力深入和窮盡“淚”之所指，極寫“一個莫臥兒君王從淚水的柱子/起身站立，石頭里出現(xiàn)了一個女人的形象”這一關(guān)于泰姬陵的詩之本事，寫“淚水流入石頭，被穿鑿，被鏤空”，“淚水從圓到方/堆砌在一起”……沙賈汗的建陵故事被詩人聯(lián)系于印度莫臥兒時期的歷史和地理、聯(lián)系于神，淋漓盡致地敘述與詠嘆；另一方面，他又將“眼淚”從所指抽回，在將其高度能指化后，復又以其非凡和獨特的“詞語想象力”不斷彌漫、衍生，從個體自我到大千世界，天地神人，無窮的淚水異質(zhì)混成，進而擴展到更多的所指——“這些奪魂的淚水，剜心的淚水，斷骨的淚水”，“彼此的淚水/合成一體流”，共同表達著我們“全人類共有的心碎”。歐陽江河以跨文化的方式借由異域來表達人類共有的愛的情感和愛的淚水，西川則返身深入本土文化，在《題畫》八首（《草堂》2018年第1期）中，通過與《千里江山圖》《溪山行旅圖》和《早春圖》的對話，“把野山野水收攬進內(nèi)心，同時勾畫出偉大的山水幻象”，進而創(chuàng)造自己的詩歌世界。柏樺眷戀故地（《南京組詩》，《鐘山》2018年第2期），孫文波“隱身在荒蕪深處”，在“黑暗中自省”，“重新布局”，重新調(diào)整自我與世界的關(guān)系（《午后畫像》，《芳草》2018年第2期）。而黃燦然在他的《常人》《深情》《洞背村》和《我的命運》（《黃燦然的詩》，《詩歌月刊》2018年第2期）等詩作中，一如既往地專注于日常，經(jīng)常觸目和注視于日常生活中的諸多場景與時刻，不僅關(guān)注眾生，也常反顧自我，體味著自我的諸般日常。在他的詩中，日常生活因為他濃重的命運意識和道德感而被觀照出豐富的意義，?，F(xiàn)“奇跡”。黃燦然的詩歌，就其對于生活的專注、就其飽含的人生啟示和高度純正的嚴肅性而言，非常接近于我所期待的人文主義詩學，我以為這在當下中國，正為所需。

三

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中堅力量，應該是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詩人。他們中的很多人，主要以21世紀以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奠定了自己的詩歌史地位，走向經(jīng)典。在吉狄馬加的詩歌中，我一直難忘昆侖之巔閃電般的雪豹（《我，雪豹……》），2018年，他狀寫和謳歌著源于昆侖、奔騰向海的黃河（《大河》，《十月》2018年第1期），于此詩中，我們非常強烈地感受到，我們這個民族不僅有蒼茫大地、巍巍昆侖，實際上也向海而在，擁有大?！覀兪怯写蠛５拿褡?。李少君詩集《海天集》（江蘇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不僅表達了“有大?！钡脑娙耍ā段沂怯写蠛５娜恕罚﹥?nèi)在的開闊與自豪，更是為我們海洋意識相對匱乏的中國詩歌，注入了新的詩學元素，李少君的“自然詩學”，因此也凸顯出了新的向度。不過，說到“自然”，在陳先發(fā)的一組作品（《自然的倫理》，《詩刊》2018年第1期）中，自然意識更體現(xiàn)為倫理，一種被他稱為“自然倫理”的精神取向。他認為“世上沒有什么鐵律或不能/廢去的奧義/世上只有我們無法擺脫的/自然的倫理”，如此斷然，不由分說。因此他對自然，更多地是傾心、傾身，“撲向自然”。

與他們不同，2018年，龔學敏和葉舟卻更多地作詩與文化的行旅。龔學敏的《在雅安上里古鎮(zhèn)》（《詩歌月刊》2018年第3期）將上里古鎮(zhèn)茶馬古道時代的驛站歷史、當年的紅軍石刻、韓、楊、陳、張、許等“五家口”的故事和“二仙橋”等景觀濃縮一詩，章法謹嚴，卻又以事物和意象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及歷史的想象力拼置跳接，歷史和生活的氣息氤氳深厚、撲面而來，主體站位明朗清晰，生發(fā)于此的人生意識、滄桑感和反諷意味激蕩其間，極具張力。在葉舟的文學與精神世界中，作為絲綢之路輝煌重鎮(zhèn)的敦煌，同時也是其“詩的首都”。在組詩《敦煌紀》（《人民文學》2018年第2期）中，葉舟以中國卷軸的方式次第展開其關(guān)于敦煌的精神紀行，敦煌的風沙、塵暴與河流，敦煌的烏鴉、馬匹、羊與駱駝，敦煌的寺廟、法會、磨坊……構(gòu)建了一個蒼涼悲郁的敦煌世界。

當然，沈葦、趙野（《蒼山下》，《鐘山》2018年第5期）、王夫剛、施茂盛和阿未（《此刻外面陽光還好》，《作家》2018年第9期）等另外一些“60后”詩人，則更多地情系地方，書寫日常。在沈葦2018年的詩作中，既有《曠野》《阜康：故地重游》《海壽島》和《蚩尤：苗寨》這樣關(guān)于新疆、記述行旅的作品，更有《烏鎮(zhèn)》《西邊河》等關(guān)于他的故鄉(xiāng)江南的詩，特別是由12首短章組成的《德清散章》，在“漫漶的綠”中突顯著一種鮮亮的“光明”（《沈葦?shù)脑姟?，《詩歌月刊?018年第5期），由沙漠的“黃”到江南的“綠”，沈葦?shù)脑娭锌偸窃诘赜虻谋尘爸型癸@著一個明確的主體。而對王夫剛來說，他的故鄉(xiāng)在魯?shù)?。在“鄉(xiāng)土詩篇日漸沒落”的時代，他的組詩《滿臉星辰的人》（《詩歌月刊》2018年第8期），傾情書寫齊魯大地上的“村莊與人”，呈現(xiàn)了一幅村莊景觀與倫理親情詩意濃烈的詩歌世界。對于施茂盛，“彭公鎮(zhèn)”就是他的地方。在組詩《彭公鎮(zhèn)系列》（《揚子江詩刊》2018年第2期）中，他非常善于抓住彭公鎮(zhèn)的一些“戲劇性”的時刻，注目或體會那些戲劇性的場景，渲染氛圍，一方面繪寫小鎮(zhèn)上的人與事物，另一方面，也很微妙地隱現(xiàn)著詩人的主體，頗具情懷。

在上世紀60年代生的詩人中，胡弦與谷禾以對事物的關(guān)注而令我印象深刻。但在他們的作品中，事物已經(jīng)不僅是事物，而被極寫和賦予了更多的意義與功能。胡弦的《沉香》（《花城》2018年第1期）從沉香的“一粒微火”、“一縷香息”開始，以其敏感細致、極具耐力的內(nèi)心去體察與深入到事物的內(nèi)部，辨析、發(fā)掘、琢磨與想象，返觀自我，在物與自我的往復對話中雙重開掘，不斷啟悟，試圖尋得生命的哲思。谷禾的組詩《世界的每一個早晨》（《山花》2018年第7期）中的十來首詩，幾乎每一首都寫到光，我們的生命與生存因為光的照徹而有了希望，也有了勇氣。

四

未及歷數(shù)，“60后”的詩人們很多都處于良好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發(fā)表了諸多佳作。更年輕的詩人們，像“70后”的朵漁和“80后”的肖水、張二棍，2018年的創(chuàng)作都值得關(guān)注。2018年，朵漁出版了“朵漁詩選”系列四種（作家出版社），收入詩人1998年至2017年間的詩歌作品，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其以往的創(chuàng)作一樣，在他的組詩《星空遼闊，讓我無言以對》（《山花》2018年第3期）中，個體生命的真實處境及其得救的可能，仍然是朵漁最基本的主題。我們的生命也許卑微，我們的生活庸常蕪雜，即使我們會感到虛無與絕望，星空之下，“萬有在夜空中化為諸神”，我們?nèi)匀挥小耙沟墓廨x”（《夜的光輝》）。

在“80后”詩人中，肖水一直很活躍，他是“學院詩群”中的代表性人物。2018年第4期的《江南詩》雜志在“首推詩人”欄目中重點推出“肖水詩選”，讓我們較為集中地領(lǐng)略了肖水在詩學特別是詩體方面的多重探索。但我注意到，不管如何變化與探索，肖水的詩歌往往都有一個“慷慨，悲憫，孤獨”（《艾草》）的主體，這個主體，每每都要“保持必要而絢爛奪目的孤獨”（《微光》），也努力從自身擴展至萬物，從而形成詩人繁復萬端卻又擁有其內(nèi)核、變幻有常的詩歌世界。與學院中的肖水相對，來自山野的張二棍更關(guān)注勞苦大眾、草野小民。他的《夜車上》《礦工的葬禮》《我的侏儒兄弟》等作品（《張二棍作品》，《漢詩》2018年第1期），有更深廣的悲憫，且其悲憫之所向，都是底層卑微的草民，在他的心目中，有情眾生皆平等，皆有一顆令人悲憫的小命，且都有尊嚴。中外詩人，萬古同愁，關(guān)懷民瘼，永遠是詩歌應有的正義。

我們關(guān)注2018年的中國詩歌，顯然應該注意到女性。21世紀中國的女性詩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激越的獨白和激進的反叛相比，變得更加寬闊與包容，具有濃郁的女性人文主義色彩。海男的《幻生書》（《花城》2018年第3期）、何向陽的《猶在鏡中》（《作家》2018年第4期）、榮榮的《如初》（《詩刊》2018年第8期）、娜夜的《西北風就酒》（《西部》2018年第1期）、顏梅玖的《最好的時光》（《作家》2018年第6期）、葉麗雋的《野渡》（《人民文學》2018年第9期）和康雪發(fā)表于《西部》2018年第4期的《康雪的詩》……這些詩中，女性主體都表現(xiàn)出對于時間的“臣服”和向著故地家園、向著母性、向著生活、向著“如初”的回退，這些主題，我以為是女性人文最基本的方面，非常值得深入地去研究。

由于時間、精力和資料等方面的原因，我對2018年中國詩歌的觀察自然很有限，但即使在這些有限的觀察中，我們也能感受到中國詩歌的勃勃生機和旺盛活力，感受到它巨大的生長性和開闊的未來，讓我們與眾多的詩人們、與勤勉的詩歌工作者們一道，以積極開放的良好心態(tài)，扎實努力，面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