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性、烹煉、句法 ——對提高詩詞創(chuàng)作藝術一些建議
多年來,也寫過一些有關詩詞創(chuàng)作與當代詩詞方面的論文,但正式地談如何寫詩詞,卻又覺得沒有多少話好。這也許是我自己本身經(jīng)驗不夠,或者沒有什么有價值的經(jīng)驗。但我好殆也寫幾十年的詩詞。一件做了幾十年的事,難道都沒有什么經(jīng)驗,或者教訓之類的話可以說嗎?我們看其他的方面的工作,常常沒做幾年,就可以洋洋灑灑地寫一本書了。我每次偶然看一下成功的企業(yè)家的演說,發(fā)現(xiàn)他們真的很會講。而我自己,雖做了那么些年的學問,寫了那么多年的詩詞,但卻當別人問怎么做學問,怎么寫詩詞時,卻說不出幾句話?譬如說到做學問,正面地說,也就那么幾句話。有的聽起來還讓人覺到冠冕堂皇,虛乎虛乎的。比如我說學問這個事,關系到世道人心;做學問第一要誠。這樣的話,你聽后不會覺得虛,甚至覺得我故意在唱高調(diào)。我今天談詩詞創(chuàng)作,有一些在你們聽來也許也會覺得是高調(diào)。應人而異吧!有的人喜歡聽認真的話,有的人喜歡聽俏皮話。有的人善于“解構(gòu)”,什么事,什么人物,什么道理,他都難從反面一想,用反面的話一說,聽起來很有新意,很吸引人。我卻不太善于解構(gòu),過于認真??傁霃恼鎭斫ㄔO。比如這次就是這樣,我想來想去,居然給他發(fā)了這樣一個題目:如何提高詩詞創(chuàng)作藝術?一點都不活潑新奇,像個培訓班的廣告。這樣題目怎么講呢?不是給自己出難題。我看別的老師的題目都很活潑,有些還充滿哲思。其實,這樣的題目,別說我來講,就是李白、杜甫來講,都未必能高談闊論。要不然,他們都會有長篇大論的詩詞創(chuàng)作綱領傳世了。其實,有些事情,即景發(fā)揮,或者隨機應時地談,反而能談得生動。一定要正面地說,往往令人語塞。我來之前考慮了好久,究竟應該怎么講這堂課。想來想去,既然定了這個題目,就這么講吧!不過大家便期待我真的有什么不傳之秘告訴你們。“何敢自矜醫(y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龔自珍)。對于做學問,對于寫詩詞,我想古人都已經(jīng)說過,并且說得都比我們到位。所以,我的這些說法,綱目都還是來自古人論詩詞的見解。只是我不是在講批評史,也是對這些詩論進行學術研究,而是在創(chuàng)作中,悟到了古人的一些經(jīng)典詩論的價值。
我今天講的主要是三個問題,第一吟詠情性,第二煉句,第三句法:
創(chuàng)作詩詞,首先是領悟本體。這個本體,即古人所說的“詩道”。詩詞創(chuàng)作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得反思這個“詩道”。我國古代的詩論,是從詩歌本體論開始的,并且很早就建立了一種很系統(tǒng)的詩歌理論?!渡袝虻洹贰霸娧灾?,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個理論雖然并不單為我們今天這種詩歌創(chuàng)作而設,但卻可以貫穿整個詩史。這里從詩的本體即言志說起,也講以聲、律。這個聲律雖然非我們后世所言的聲律,但后世聲律卻也包括來這里面。光這幾句話,難道不可以做為我們今天創(chuàng)作詩詞的綱領嗎?“言志說”之后,還產(chǎn)生了其他的一些詩歌本體論。對我本人啟發(fā)最大的,就是情性論,亦即《毛詩·大序》的“吟詠情性”說。我大抵地介紹一下《詩大序》綱領,以便明白“情性論”在其中的位置?!洞笮颉方Y(jié)合了《堯典》的詩言志與詩歌本體論和《樂記》情感論。提出了“詩者,志之所之, 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边@是將本體論與發(fā)生論放在一起講,實是那個時代人類最高的詩歌理論。講了本體與發(fā)生之后,第一個層面是就風刺論。這是講王道時代的詩學,“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教詩學”。這個詩學,當然也一直是中國古代詩學的綱領。用今天話的說,這是高大上的詩學,其中的核心在風刺論。但是此后《詩大序》又講了一個政教失效、王道不行時代的詩學綱領,這個綱領的宗旨就是吟詠情性: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發(fā)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1
這個理論,原本是為了解釋《詩經(jīng)》中變風、變雅的創(chuàng)作情形的。卻沒有想到成為 后來中國古代文人詩歌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綱領。從南北朝后期到唐宋時期,乃至元、明、清時代,這個情性沒不斷的援引、演繹。這一點,熟悉古代詩論的人會有深刻的印象。應該承認,每個時代,每個成熟的詩家,對于何為情性,以及如何“吟詠情性”都有自己的理解。對于那些富有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的詩人來說,這決非空洞、抽象的東西,而是一種實踐的原則。這其間卻有厚薄、深淺的不同。像南朝的以及后來袁枚等人的性靈派,他們也是從性情說里出來的,但卻是一種比性靈說,較薄的、淺的體悟。他們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要表現(xiàn)出一種靈性與機智,要有一種新穎的思致,這就是他們說的性靈。對于創(chuàng)作來講,這種思想打破了明清時代濃厚的復古的、格調(diào)的、學問化的詩風,突出了詩歌原本的一種美。這是袁枚這一派成功的地方。但是正如杜甫說的那樣“會看蘭苕翡翠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其末流容易引入尖新、輕滑一類。相反,唐人所說的“情性”,或者說唐詩中所體現(xiàn)的情性,則是厚重的、深沉的。它體現(xiàn)了人類的性情之正。 唐人說詩詠情性,意味著他們重視用詩歌來表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中的種種情感遭遇,并且這種情感的抒發(fā),是真率自然的,是符合人倫的原則的。所以,情性論在唐人那里得到最充分的實踐。唐詩主情,首先就應該這樣理解。同時唐詩的情性,還含有個性、才性的內(nèi)容在里面,李白的飄逸、杜甫的沉郁、王維的閑逸、孟浩然的清逸、李商隱的深摯、杜牧的俊爽,等等,各其性情所出。沈德潛講唐詩之妙時說:“有唐一代詩,凡流傳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徑,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間,不得謂正變盛衰不同,而變者、衰者可盡廢也?!彼^“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間”,就是因為各具性情。
唐以后講性情,就我自己的體會,黃庭堅的情性論最有啟發(fā)。我在《黃庭堅詩學體系》這本書,已經(jīng)做了專門的研究。現(xiàn)在想聯(lián)系創(chuàng)作來談談。黃庭堅論詩,兩個觀點對我啟發(fā)很大,一個興寄說,他主張興寄高遠,不犯世故之鋒。以前談他這個理論,主要從消極方面。我從積極方面談。從詩美方面來談。興寄高遠與情性論是結(jié)合在一起。黃氏情性論的其主要觀點見于《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后》這篇小文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庭,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fā)于呻吟調(diào)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fā)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之詩旨,非詩之故也。故世相后或千歲,地相后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養(yǎng),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2
黃庭堅的情性論,與當時思想與現(xiàn)實的關系很深,有它的針對性的。其中包含著極豐富的實踐體驗,寄托了他對于詩歌藝術的審美理想。也是他對于風詩、陶詩、杜詩等一系列中國古典詩歌經(jīng)典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與藝術境界的一個總結(jié)。這些問題,在這里暫不討論。我們現(xiàn)在只將它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一種理論主張來看待。我們說,他其實在指向一種詩的本質(zhì),一種詩美的理想。情性論的最重要的實踐價值就在這里,它引導我們?nèi)ンw會詩的本質(zhì)的,體認一種理性的詩之美。明清的詩學家們,仍然講性情,如宋濂說:“詩乃吟詠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發(fā),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保ā杜c章秀才論詩書》)3何良俊說:“詩以性情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又云:“詩茍發(fā)于情性,更得興致高遠,體勢穩(wěn)順,措詞妥貼,音調(diào)和順,斯可謂詩之最上乘矣?!?屠隆說:“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托興者深也。非獨其所托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獨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保ā短圃娖穮R選釋斷序》)6屠氏以性情論三百篇與唐詩,并將其于托興相結(jié)合,可謂深得詩本性情之原則,非泛泛之論可比。譚元春說:“詩以道性情也,則本末之路明,而古今之情見矣?!?他對性情作了自己的解釋:“夫性情,近道之物也,近道者,古人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看他對性情內(nèi)涵的闡述,與黃庭堅很接近。黃宗羲云:“詩之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寒村詩稿序》)。9又如孫原湘說:“詩主性情,有性情而后言格律。性情者詩之主宰也,格律者詩之皮毛也”(《楊遄飛詩稿序》)。10明清人仍以情性論為詩學本體,但在繼承古人的同時有所發(fā)展,如譚元春以道釋性情,黃宗羲認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都帶有心學思想的影響。其實,唐人講性情,宋人講性情,后來的性靈派象袁枚、張問陶他們也講性情。但唐詩之性情之美,宋詩的性情之美,性靈詩之情或性靈之美。都不是一樣的。大體來講,唐詩之性情,更帶有古典詩美的理想,同時也更接近普遍的人性與人情。宋詩之性情,帶有思想家的人性人情,尤其是心性本體的思辨的意味在內(nèi)。明清性靈派之講性情,是為突破復古與格調(diào)、格法肌理之重圍,重新創(chuàng)作一種詩人之詩、之真詩。但是他們所說的性情,顯然是更多地體現(xiàn)靈感、靈性,類似一種靈感論。性靈派一個重要詩人張問陶有一首論詩之作:“名心退盡道心生,如夢如仙句偶成。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1但性靈派詩人,對于詩本性情之理解,與傳統(tǒng)有兩點顯著的變化。一是強調(diào)個性,如張問陶之論:“諸君刻意祖三唐,譜系分明墨數(shù)行。愧我性靈終是我,不成李杜不張王”(《頗有謂予詩學隨園者笑而賦此》)12同時,他們的性靈比較接近于靈感說,如袁枚之論云:“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我不覓詩詩覓我,始知天籟本天然?!边@一派與晚唐賈姚、晚宋四靈等人的斂情約性,以苦吟而見性情,磨鐫而見警策。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論其淵源,也是導源于楊萬里的誠齋活法。相對唐宋諸大家、名家之論,兩派對于詩本性情的理解,各有偏至,而未得其全。但對于今日的詩詞寫作者來說,這兩派倒都不可作為入門的借徑。以個人的體會,初學不妨從性靈派得靈感之義,從苦吟派得錘煉之功。但是性靈派的確失之尖新,苦吟派又容易陷入窄狹。所以進一步的學習,體會“詩者,性情”這個宗旨,還是要返歸古詩、唐詩正宗之中,尤其要以陶詩、杜詩為旨歸。唐詩里面包含著“性情之體”與“性情之美”的最合理,最普遍的內(nèi)涵。也就則我們所說文學的人性美,人情美。唐詩是最自然,也最充分地表現(xiàn)它的。最后,作為一種對性情認識的深度的,深刻的體認,隨著你的思想深化,隨著學問加深后,氣質(zhì)之變化。達到蘇黃之類的境界,或者希望達到這種境界,那么,你會體認宋詩之性情之美。
從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講,怎樣讓情性這種理論對創(chuàng)作有實際的意義,第一,當然要在創(chuàng)作中認可這種價值觀。比如我們做人,想做什么樣的人,抽象地講起來只有這么幾條,所謂人生觀、世界觀。但仔細體會,我們不是在時刻地體會,反思這些人生觀,價值觀嗎?而且每當緊要關頭,它就浮現(xiàn)得特別鮮明,特別真切,不是那么抽象的一些思想觀點。大概體察何為吟詠性情,什么是我們所要表現(xiàn)的情性,也是這樣的。這方面,其實古代的詩學家也做了一些理論的闡述,比如《毛詩序》就說:“故變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發(fā)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3所謂先王之澤,即是道德規(guī)范,教化原則之類的,因為古人認為先王政治是一種美政,理想的政治。理想社會里面的人們的性情,也是最美的,最有詩意的。
重新體認情性論,對于藥戒當代詩詞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叫囂、空洞、矯飾、無病呻吟等一系列失真的弊病,是重要的指示作用。我曾為一位詩友的集子寫序,借題發(fā)揮,談了我目前詩詞界的看法,自己以為不是迂腐的老生常談。其中有兩段話,一段是這樣說:
當代的詩詞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復興之勢,但問題仍很多。我總覺得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詩人們常常忘了詩歌創(chuàng)作最根本的功能,還是要表現(xiàn)個人的真實的思想感情。我們看《毛詩大序》論詩,已經(jīng)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了。一是強調(diào)詩歌的政教作用與諷喻功能,強調(diào)詩歌對于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影響的作用。由此出發(fā),便有“美”與“刺”兩種作法。二是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強調(diào)詩歌表現(xiàn)個體思想感情的作用,但仍要求興寄見志,有微婉諷喻的精神。前一種可以說是直接表現(xiàn)“大我”,后者則可以說是通表現(xiàn)“小我”而包含“大我”。但是詩是抒情的藝術,而情則是個體的活生生的生命狀態(tài);所以,直接表現(xiàn)“大我”的詩歌,其中當然包含著“小我”的感情活動。而寫“小我”如果要引起共鳴,產(chǎn)生審美效果,其中當然也應該包含“大我”的共相。說到底,無論是寫“大我”,還是寫“小我”,其實只是出發(fā)點的不同而已。其殊途同歸之處,都是要寫出性情之真,都要突出“人”的主題,寫出真思想、真感情。所以,我們寫詩,最初的出發(fā)點無論是為吟詠個人的情性,還是諷喻時事,還是頌美人物,只要是發(fā)于真情、出于真心的,都有可能寫出好詩。
還有一段是這樣說:
綜觀今日的詩壇,作者如云,有成就者也不少。但無論是頌美派,還是諷刺派,還只寫個人的生活感情,山水雪月情懷的,真正做到出于性情之真的,是很少。或擬古造作、或虛矯叫嘯、或空洞諛頌,真人少,真詩更少。而古人所說的詩言志,吟詠情性以見志,則絕大多數(shù)人視為陳詞濫調(diào),不知道這是凡為詩者都必須努力實行、體認的詩詞寫作的根本原則。14
我最初學詩時,也沒有太注意傳統(tǒng)的言志說、性情說之實踐價值。覺得千百年來無數(shù)人說,再說也是陳辭濫調(diào)而己,與實際的寫作未必有多大關系。古人拿他說話,也大半是冠冕之語。但是經(jīng)過自己長期的寫作,也通過對當今詩詞寫作情況的長期觀察。想為目前的詩詞寫作的困境提一些看法。想來想去,重新體會到上述傳統(tǒng)詩學思想,仍然解決問題的要害。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人都不真了,詩怎么會真呢?你的行為,言論,毫無真誠在里面,毫無打動人的效果,你的詩又怎么能打動人呢?我又通過長期心醉于陶詩,體會到真正的詩歌藝術,中國古代最杰出的詩人與詩篇,無不是言志與吟詠情性。所以我曾寫過這樣一首論陶的絕句:
幾人淳至到淵明,詩句無非寫性情。
我亦飄零文字海,欲求一筏得超生。
我說的一筏,就是以真性情的前提下言志,吟詠情性。天才果然是有,詩才也有是的,抹殺這一點是不客觀的。但是,我們迄今為止還只能分析天才,并且不能對天才成因作完全科學的分析。因此,我們也找不到制造天才的方法,當然人類永遠也找不到這種辦法。克隆技術也沒法解決。那么,我們講詩歌創(chuàng)作,能夠講的,能夠提倡的正確作法,也只有上述的“言志”、“吟詠情性”這樣的原則了。
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有認識詩才。什么樣的素質(zhì)是詩才,自己有沒有詩才。當然這種認識也是經(jīng)驗化。仍然不是什么經(jīng)驗的分析。但是有時候,一些詩歌藝術上經(jīng)驗豐富的人,能夠在一定的程度幫助你認識。以前有這種情況,有些老輩的學者,會出于他自己的對詩才認識。奉勸一些喜歡寫詩后學好好寫詩,認為他有詩才?;蛘呦喾吹卣J為他不適宜寫詩,還是從事別的學問為好。當然,我們現(xiàn)在學習寫詩,不完全都是為了做詩人。而是為了掌握詩歌創(chuàng)作的技能,寫出具有一定的藝術水準的詩。甚至是中規(guī)中矩的詩。這樣一是為娛樂我們的人生,二也是為了做一個合格的中文系學生。沖著這個目的,我認為誰都可以學,而且我可以負責任說,誰都能寫出象模象樣的詩詞。這里不妨舉書法為例。古人是拿毛筆字寫字的,所以我們看古人的字,幾乎沒有不好的。但是顯然不是人人都是書法家的。做為一門藝術的書法,要想達到杰出的成就,一是要有天賦,有筆性;二是苦練,包括研究書法歷史。要是只要寫一輩子字就能成為書法家,那么不會在唐代舉出歐、褚、顏、柳,在宋代只舉出蘇、黃、米、蔡了。寫詩也是這樣的,中國古代科舉試詩,士人圈里社交更崇尚詩,士人社會以詩為才華之標志,所以,古代的通文墨的人,至少在明清時代,幾乎沒有不會寫詩的。這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作為一種藝術的詩,一般的人,都是可以學會。今天之所以大多數(shù)人不會寫,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象古人那樣從小就學。鑒于這一點,我想告訴大家一點,不要將寫詩看成是很神秘的事。不要因為別人會寫詩,就覺得那人一定是天才。當然了,一件事,我們不會做,別人會做,并且做得好,我們應該尊重人家,或者說就這件事上尊重人家。這是應該的。其實我更想說的是,不要因為自己會寫詩,詩寫得好,就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我說這些話,是應該看到這種情況,一些會寫詩青年人,有時特別的狂,如果再加上修養(yǎng)不好,就會使氣罵坐。他為什么會這樣狂,寬容一點說,他也不一定那么壞。其實他人還是很好的。但因為他會寫詩,別人不會寫詩。他就形成一種錯覺,覺得詩歌創(chuàng)作是一種很神秘的天賦。自己有了,別人沒有,所以就不覺狂。但是如果告訴他,古往今來無數(shù)人都會寫詩。而且象我上面講的那樣,其實寫詩是差不多人人都能學會的一種藝術。他也許就沒有必要那樣狂。他的性情就會更好一些。他對詩歌藝術的領會,也會上一個臺階。再進一步,就算有詩才,是否就可傲人呢?據(jù)我看,陶淵明是溫厚的,不用說了,即使李白、杜甫,年輕時候可能狂過一下。但后來其實都是很溫和的人。根本沒有恃才傲物。但是,不管出于何動機學詩,不管做不做得成詩人,也不管詩才高低。寫詩重于表現(xiàn)自己的真實感情。這是最重要的。
我把這個比較抽象的,中國古典詩學中繞不開的,同時我認為也仍然是今天詩歌創(chuàng)作中具有豐富的實踐價值的性情問題。就作了這樣的論述。我想雖然不是直接提示你寫作的方法,但卻是最重要方法。(提示了事物的本質(zhì)與特征的方法為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是大法。)章法句法字法,是詩之小法,性情論是大法。
前輩寫作詩詞,注重烹煉。今天詩詞水平提高不了,跟絕大多數(shù)作者不知烹煉之道有一定的關系。詩詞寫作,覺得對于初學者,或者有一定功底的學詩的人來說,可能以最迫切的問題還是練句的問題。我們讀古詩,也包括看今人學的詩,包括我們自己寫的詩。會發(fā)現(xiàn)有些句子我很容易就記住了,有些則不那么容易記住。我給講詩詞課,同學們上這門課時寫的詩來說,雖然基本都是一些習作,但我們也發(fā)現(xiàn)有些句子,能給我們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我覺得對學詩的人來講,從這里面來領悟?qū)懺姷姆ㄩT,是很有好處的。過去的老先生給初學評詩、改詩,多采用圈點的方法,比較好的加點,好的句子加圈,很好加雙圈。也是為了以比較老練的眼光,指點初學者去體會句子的工與拙的。
自永明聲律流行,近體逐漸形成,文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由以自然抒發(fā)為主,轉(zhuǎn)向以講究格律、句式的人工鍛煉為主?!胺ǘ取钡囊庾R逐漸形成,而杜甫不僅為近體詩藝術的重要立法,并且適時提出“法”這一概念,其自詠則說“法自儒家有”(《偶題》),15詢友則曰“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16至黃庭堅,發(fā)展杜甫的法度理論,將法度與入神作為一對范疇提出來,晚年在向高子勉等青年詩人談詩時,常將法與神并提:如“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再次前韻贈子勉四首》),17 “覆卻萬方無準,安排一字有神”(《荊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韻奉酬四首》),18“詩來清吹拂衣巾,句法詞鋒覺有神”(《次韻文少激推官寄贈二首》)。19他將法與神放在一起講,對后來的江西詩派、永嘉四靈影響很大,對我們今天的詩詞創(chuàng)作來說,也不失為一個有價值的理論。茲事甚大,未遑細論。以愚觀之,法度的內(nèi)涵雖極豐富,然要義實在鍛煉章句。當今詩詞存在普遍失范來說,法度之義未明,鍛煉之功未滿,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尤其是對于初學者來說,可能以最迫切的問題還是煉句的問題。故本節(jié)所論,僅在句與煉句的問題。
在寫詩中,究竟最重要一個語言上的單位是什么?這是值得探討的,普遍我們都認為詞是由字組成的,句是由詞組成的。組詞自然是組詩之法,造句自然有造句之法。所謂造句之法,相當詩歌的一種語法。煉字、選詞、造句之法,我們都可以細細地去分析。但我這里要講的是,就詩歌寫作的實際的情形來說。只要稍有創(chuàng)作的體會的人就會發(fā)現(xiàn),在我們能夠感知思維的過程中。詩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出來的,也不是一個詞、一個詞地組織起來的。大多數(shù)的時候,當我們產(chǎn)生詩興,想要吟哦詩篇時,我們發(fā)現(xiàn)不知道在什么時候,已經(jīng)有一個句子從我們的腦子里涌出來的。我們對于可能產(chǎn)生的這個新的詩篇的信心,就來自于一個完整的詩句。我們不是一個字、一個詞地尋找詩句,而是一次性涌現(xiàn)出一個句子。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在實際創(chuàng)作狀態(tài),句子其實是詩歌語言上最重要的單位。這其實是符合我們?nèi)说乃季S心理的,有心理學上的依據(jù)的。有一個心理學的名詞叫“格式塔”,又叫完形心理學。大致是講一種心理現(xiàn)象,是一次出現(xiàn)的。我對這個沒有研究。但寫詩來說,我們剛才講,其實就是完形心理學的問題。如果我們將一句詩看成一個美的形象,這個形象如果很圓滿,很自然,生機活潑,它往往是就是一次完成的。再講得形象一點,就是脫胚,一次性脫成。然后慢慢加工,修整。只能是這樣,而不是一塊泥巴、一塊泥巴地粘起來的。等到這個句子出現(xiàn)后,然后才來審視它的工拙。如果太不工,太沒有詩意,就應當決絕地將它放棄。重新醞釀新的句子。如果大體上是工的,只有局部還有需要鍛煉的地方,那就繼續(xù)打磨。
對于這種詩句是一次生成,古人雖然沒有明確地論述這個問題。但好此創(chuàng)作例子與論詩的話頭都包含這個道理在內(nèi)?!锻踔狈皆娫挕酚涊d:“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zhuǎn)如脫丸’,故東坡《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及送歐陽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w詩貴圓熟也?!?0謝朓所說的彈丸脫手,其實是形容得到警句的一種完形狀態(tài),是著重在句子上的。蘇軾的“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正是從句子來說的。后來又有彈丸脫手這樣的論詩話頭。葉夢得《石林詩話》云:“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fā)之在手,筠(梁朝詩人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余事?”21按“好詩圓美流轉(zhuǎn)如彈丸”一語,見于《南史·王曇首傳》附《王筠傳》,原是沈約引用謝朏語評王筠詩:
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嘆詠以為后進擅美……又于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后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zhuǎn)如彈丸。近見其數(shù)首,方知此言為實。22
古代詩人的許多警策之句,名句、雋句,都是這樣寫出來的。但對這種情況的記載,卻比較少。最有名,我想就是謝靈運夢得池塘生春草的例子。鐘嶸《詩品》卷中: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句。后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3
寫詩的人還有夢中得句的事情,更可見詩句的一次完成的特點。夢中得句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歐陽修的《夢中作》:“夜闌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醒無奈客思家?!?4蘇軾也常有夢中得句,如《夢中絕句》:“楸樹高花欲插天,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方見,惆悵春光又一年?!?5蘇軾在海南時,還有一次在肩輿上睡著,夢中“得句”:“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6
古人寫詩,有兩個詞經(jīng)常使用,一個叫“得句”,一個叫“尋詩”?!暗镁洹钡摹暗谩弊?,帶有獲得的意思。它比較好表達了詩詞的造句與一般的文章的造句不同的特點。它雖然也是主觀努力所得,但卻不完全是主觀所能控制的一種寫作行為。
要想寫好詩,首先要“得句”?!暗镁洹币在に伎嗨鳛榛镜膽B(tài)度。陸機《文賦》曾經(jīng)形容思索艱深的情形:
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于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lián)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云之峻。27
中晚唐與宋代,有苦吟詩派。如晚唐賈島姚合,宋初九僧,南宋永嘉四靈。甚至江西詩派,都有苦吟的特點。我們知道賈島有“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若不賞,歸臥故山秋”(《題詩后》),28據(jù)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是指“獨行潭底影,數(shù)息樹邊身”這兩句。29據(jù)說賈島深秋行長安天街,得“落葉滿長安”之句,苦吟不能成一聯(lián),因為注意力過于集中而沖撞京兆車駕。30賈島等人這種作詩態(tài)度,在晚唐時期十分流行,世稱“苦吟派”。其實“苦吟”并非苦吟詩派獨有作詩態(tài)度,而是所有力求警策的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本態(tài)度。只是像李白、蘇軾這樣的天才卓越的詩人,其創(chuàng)作詩歌比起那些苦吟派詩人來,要來得自然一些,快捷一些。但詩歌創(chuàng)作的艱難思索,鍛煉精工的基本態(tài)度,與一般的詩人并無太大的差別。唐詩一般理解,較宋詩為自然。但是唐人做詩的態(tài)度,實比宋人要認真得多。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
浩然每為詩,佇興而作,故或遲成。31
所謂“佇興”,就是等待靈感的意思。也是指佇滿詩興的意思。這其實并非浩然一人的態(tài)度?!皝信d”應是一般的詩詞寫作都有的態(tài)度。平時養(yǎng)成“佇興”的習慣,才有可能吟出驚人的好句。上引王氏孟集序中,還記載:
閑游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聯(lián)詩,次當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座嗟其清絕,咸以之筮筆,不復為綴。32
永嘉四靈也最喜歡形容他們自己的苦吟的作風:
一月無新句,千峰役瘦形。(徐照《白下》)33
客懷隨地改,詩思出門多。(徐璣《憑高》)34
傳來五字好,吟了半年余。(翁卷《寄葛天民》)35
一片葉初落,數(shù)聯(lián)詩已清。(趙師秀《秋色》)36
四靈日常論詩,又常舉“得句”一詞為話頭:
得句爭書寫,蛾飛撲滅燈。(徐照《同趙紫芝宿翁靈舒所居》)37
問名僧盡識,得句客方閑。(徐照《靈巖》)38
有誰憐靜者,得句不同看。(徐璣《送朱嚴伯》)39
掩關人跡外,得句佛香中。(徐璣《宿寺》)40
冷落生愁思,衰懷得句稀。(徐璣《秋夕懷趙師秀》)41
南宋詩人陳與義還有“書生得句勝得官”之句,42說的也是得到靈感涌現(xiàn)、圓成美妙的好句子。這些地方,都有助于我們理解詩詞寫作中,“得句”的重要性。
所謂鍛煉,第一層意思就上面所說的得句。但得了句之后,有時候是一次性完成,有時還要繼續(xù)錘煉、修改。關于這一點,古代詩人也經(jīng)常說起。最著名的就是杜甫所說:
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43
又唐末人盧延讓有句云:
吟安一個字,捻斷數(shù)莖須 。(《苦吟》)44
方干有句云:
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貽錢塘路明府》)45
這里所說,都是得句之后,繼續(xù)錘煉的事情。唐宋人還有“旬鍛月煉”之說,是說旬月之中,反復地修改一首詩,甚至只為求一字之安:
唐人雖小詩,必極工而后已。所謂旬鍛月煉,信非虛語。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東風。后以其意未完,語未工,改第三句云:人面祗今何處去。蓋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筆談》)45
可見鍛煉實為唐詩之要法。宋人尚能知,然其用力已漸松懈。故沈氏發(fā)為此嘆!
煉句如何得要,還在掌握句法。我看了好多人寫詩,都不知道句法。甚至當代號稱名家、甚至大家,聲名很大,但多不知古詩的句法。不知古詩句法,可以說現(xiàn)在詩詞大不如清人、民國時期人的詩詞的很重要的原因。可以稱為當今詩詞的失范、失法。
句法這是寫詩的關鍵。前人學詩,有遍參古人句法的說法。宋人普遍重視句法,江西詩派甚至稱為“句法之學”,范溫《潛溪詩眼》中有這樣的記載:
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鄙焦仍疲骸安蝗纭r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講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jié)也。此句法去《黃庭經(jīng)》,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wěn)愜。至五言詩亦三字、兩字作兩節(jié)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笨蟿e邪?定留人邪?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蓋與上言同。
從上面的說法,我們看到,所謂句法,雖然也包括句式、句節(jié)這一層次的問題,古詩的句子,一般由兩個部分構(gòu)成,亦即一句中又分兩個小句子,林庚先生稱為“半逗律”。他認為“中國詩歌形式從來就都遵守著一條規(guī)律,那就是讓每個詩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個近于‘逗’的作用,我們姑且稱這個為‘半逗律’”。46由于中國古典詩體是以五、七言這樣的奇數(shù)句為主,所以前后兩個句節(jié)的長短是不等的。不同的處理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句式結(jié)構(gòu),以及不同的節(jié)律感。就普遍的情形來說,七言一般由“四、三”兩個句節(jié)組成,而五言則一般由“二、三”兩個句節(jié)組成。這種節(jié)律到了成熟的唐人近體詩中,顯得相當?shù)姆€(wěn)定。我們不妨舉王維的律詩為例:
終南山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
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
欲投入處宿,隔水問樵夫。
這首詩是比較典型的“二、三”型節(jié)律。我們認為,所謂句節(jié),或稱“半逗”,不僅僅是一種誦讀上習慣,就誦讀來講,五言詩句的停頓處,習慣是會在第二字的后面,即分成前二、后三兩節(jié)來讀。這是因為五、七詩都是奇數(shù)句,其美感的奧妙也在于并非四、六言那樣的節(jié)奏均分之美,而是在最后一個節(jié)拍中,留下來一個空檔,造成一種余音向前滾動的感覺。實際五言自然地形成“二、二、一”三節(jié),“二、二、二、一”四節(jié)。前面的兩節(jié)(五言)和三節(jié)(七言)都是偶數(shù),加上平仄相間,造成一種均勻的節(jié)奏感。最后一個節(jié)拍,則是奇數(shù),留下一個空檔,讓余音往前滾動,造成舒徐、余音裊裊的感覺。這個余音的部分,日本的松浦友久稱為“休音”(松浦友久《節(jié)奏的美學》)。因為這個展示奇變、滾動的韻律效果的“休音”的存在。所以,五、七言的常規(guī)節(jié)奏,應該是將偶數(shù)放在前面,奇數(shù)放在最后。即應該是“二、三”兩句節(jié),而非“三、二”兩句節(jié),是“四、三”兩句節(jié),而非“三、四”兩句節(jié)。不然的話,就無法造成舒徐、余音裊裊的感覺。其實,有不少吟誦者,習慣將最后一個字拖長音,甚至干脆加上一“歐”、“啊”、“哪”這樣的虛字,就如騷體中的“兮”字一樣。要典型地體現(xiàn)上述五、七言詩的節(jié)奏規(guī)律,就要句式上也造成相應的“二、三”、“四、三”的句式,而不是在吟誦上人為地將其分為兩個句節(jié)。講到這一層,就已經(jīng)是句法的問題。如何掌握典型的五、七言詩的句法,應該是近體詩句法的最基本的含義。我們再看王維《終南山》這首五律,就是比較典型的“二、三”型句法。前面六句的頭兩字“太乙”、“連山”、“白云”、“青靄”、“分野”、“陰晴”都是名詞型詞,也可以說主題型的;后面“近天都”、“到海隅”、“回望合”、“入看無”、“中峰變”、“眾壑殊”,都是狀述型的。這些句子,前后兩部都可以比較清晰分成兩個句節(jié),也就是說中間可以加上一個“句逗”。最后一句“隔水問樵夫”,“隔水”與“問樵夫”,也比較自然地形成兩個小句子。但是“欲投人處宿”這一句,從句式上講,就不是典型的“二、三”型了??梢娝^“半逗”,其實是相對的,只能說體現(xiàn)了大部分詩句的規(guī)律。一般來說,盛唐正宗諸家的句法,近于正體。我們剛才舉了王維的一首五律。現(xiàn)在再舉賈至、王維、杜甫、岑參等人的《早朝大明宮》七律,都是典雅華贍的體格。其中的句法,也都是典型的“四、三”型。舉岑參一首為例: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鐘開千戶,玉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這一首詩中,除了第七句“獨有—鳳凰池上客”是“二、五”句式外,其他七句都是典型的“四、三”句式。我們再看其他幾位詩人的同題之作,其中第七句也有類似的情況,如王維的“朝罷須裁五色詔”、杜甫的“欲知世掌絲綸美”,都可以分為“二、五”兩個句節(jié)。也可見七言“四、三”、五言“二、三”是一種正體,但卻非鐵律。句法的講究,不僅在于深諳其正,更在于窮盡其變。例如拗律詩,不僅音律拗折,并且會配以變化的句式。
所謂“句法之學”,并且簡單地告許學習者上述的句式法則。更重要是領會這種句式法則中所包含美學意味,即充分體驗、純熟地掌握上述句式法則。達到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這樣的境界,寫出充分體現(xiàn)五、七詩的句律之美的作品來。同時,同時五、七言,近體與古體的句法又是不同的。比如“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掃萬古凡馬空”(杜甫《曹霸丹青引》),就是典型的七言歌行的句法,用之七律,則覺粗豪。而“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則是典型的七律的句法,用之七古,則覺綺碎。而“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則是小令的句法,用于律詩,則覺纖弱。我們強調(diào)寫作詩詞要重視句法,不僅是指要深知古詩句子“半逗律”及七言“四、三”、五言“二、三”為常,非此為變的規(guī)律;更重要的還是要掌握句法為的美學意味。不僅如此,不同時代、不同詩人、不同經(jīng)典,其句法都是不同的。所以說要遍參古人的句法。這才是學詩者要下的功夫。
前人也有嘗試以語言學的方法,來概括、歸納近體詩的句式。這類書有一定的參考作用,但是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為句法并非象“語法”那樣東西,首先它是變化與規(guī)范、法與無法的統(tǒng)一;其次它是具體地存在經(jīng)典的詩句中的,離不開具體的句子。句法與詞氣、意象、情緒等密切相關,是一種生動的、活的東西。所以,說到底,句法與性情、風骨等一樣,是一個美學的范疇。是提示性、啟示性作用的,不是什么技術的數(shù)據(jù)規(guī)定。同樣,句法也是生與熟的結(jié)合。今人詩詞,多不諳經(jīng)典的句法,造句常有生硬、鄙俗、直白等毛病。但我們也看到前輩、甚至古人的詩中,時有濫用經(jīng)典句法,而變成陳熟、膚泛的。
詩家重句法之義,萌芽于南朝。其最初的概念是“佳句”?!对娖贰肪碇幸吨x氏家錄》:“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句。后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這里面透露出當時詩家講究煉句的信息,而“池塘生春草”句法之妙,正在天成。這是句法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實這種講求佳句的作風,在當時很普遍的,名句、警策之句的特別受到時人的標舉,也時有所見。鐘嶸《詩品序》稱時人作詩:“獨觀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鐘氏又說:“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彼熬摺?、“勝語”、“佳句”,意思大體接近??梢娮髟娭v究警策這一個道理,那時詩人們已經(jīng)完全明白了。永明體的產(chǎn)生,更推進這一意識的成熟。而傳誦佳句的欣賞習慣,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突出起來的。如《南史·王弘傳》記載:王籍作若耶溪詩,有句云:“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jié)不能已已。到了唐代,標舉警策之句也是詩人日常評詩、學詩的一個基本方法。殷 《河岳英靈集》在評詩人時,多標舉其警句。其中評論王灣《次北固山下》是最為突出的一例:“‘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娙艘褋砩儆写司?。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边@里所說的“楷式”,就是指創(chuàng)作詩句的法度。不過張說并沒有具體地說出來,指示用這一聯(lián)詩,具體地啟示能文之士去體味其中蘊藏的法式。這就是古人指示句法的上乘的作法。到了杜甫,法度的概念趨于成熟,其中《送高三十五書記》“佳句法如何”,明確地在南朝以來流行的“佳句”講求中,引出“法”這一概念。
唐代格式類著作,常常總結(jié)各種格、勢,大多流于拘泥,形容格勢,語多牽強。即使詩學見解很高明的皎然《詩式》,也總結(jié)出各種格勢。如其列舉詩中有“跌宕格”、“淈俗格”、“調(diào)笑格”等等。這對初學,或許有所啟發(fā)。后來一些學者,則嘗試總結(jié)絕句、律詩中的一些特殊的章法與句法,來指示學者。其中馮振的《七言絕句作法舉隅》、《七言律髓》兩書,在近人這類著作最有代表性。兩書都是對搜集絕句、律詩中的一些常用的章法、句法。如絕句中有一首詩重復使用同一詞的作法:
渡桑干
賈島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向咸陽。
無端卻渡桑干水,卻望并州是故鄉(xiāng)。
夜雨寄北
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題智永上人瀟湘夜雨圖
邵博
曾擬扁舟湘水西,夜間聽雨數(shù)歸期。
歸來偶對高人話,卻憶當年夜雨時。
馮氏總結(jié)此例:“上一法四句旋轉(zhuǎn)而下,故第四句必有一、二字與第一句相復者,而句首并多用‘卻’字?!彼€對絕句中經(jīng)常使用的一些虛、實字,如“輸與”、“分明”、“不知”等等的具體用例,搜集用例,達五十六種之多,對于學者使用學習古人句法,是有所幫助的。但是這也是拘泥于形跡,而未及變化之理。
所謂句法之義,更重要的還是風格上一種體味,即造成一種符合詩歌的語言藝術特點,典雅而富有新意的詩句。近體詩的句法,總體上說,以律調(diào)風清為成調(diào),到了形成句律精深、雄深雅健等境界,則可以說是已經(jīng)成家。
我講的三個問題,雖然是正面地講,但大家如果愿意認真地體會,聯(lián)系當今的詩詞創(chuàng)作,對照自己的詩詞寫作,也可以是切中時病了。我自已在實踐也跟不上,但這些認識,卻并非虛談。
錢志熙: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詩人。